主持人梁洪：北京时间10点06分53秒，汽车天下准时开始，我是梁洪。这里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凤凰汽车联合出品的《星期三会客室》。前两周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总结了一下2015年过去一半了，车卖得到底怎么样，结果就是一片哀叹之声，大家都看到了2015年上半年的日子过得真心不好，车卖得真心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总结的这个话题似乎和我们前几天聊的话题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看的是2015年半年过去了，在上半年的时间当中召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在不断地增长，和卖车越来越少恰恰形成一个反比。
我们先看一个数字，2015年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召回案例频发，仅今年1到6月份国内就发布了汽车召回超过70余次，涉及40余个品牌的百余款车型，召回总量达258万余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6倍。大家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你对中国汽车召回的看法，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倍受着自己的爱车出现这样那样一些矛盾的困扰。你启迪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原北京汽车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凯明。
王凯明：大家好。
主持人梁洪：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红卫杨大律师。
杨红卫：大家好。
主持人梁洪：以及来自车质网高级顾问、《品质汽车》杂志的主编张炤虎。
张炤虎：大家好。
主持人梁洪：刚才我说了一个数，293.1万辆，我想请王老师先说说293.1万辆到底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王凯明：从2004年我们国家建立召回制度以来，逐年随着制度的发展，大家的支持，汽车产量的增加，同时被召回的数量逐年增多，确实到了今年上半年达到了293万辆，去年同期是114万辆左右，应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2.5几倍，是这个数字。其实体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体现了国家对车辆安全的重视，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督和监管，在和厂商交流和共同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召回这个事不光是国家的事，其实也是我们所有有车人和全体大家的事，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因为从我们召回的一般的措施或者是流程来讲，首先有的是投诉，根据投诉判断问题，然后会商，然后进行调查。
我们上半年召回的这290多万辆车里面，大家应该关注一点，实际上这里真正受我们调查影响的召回占大多数，什么意思？有一部分确实是厂家主动召回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受调查影响被召回的。而到底影响怎么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家舆论投诉，发现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点应该是感谢所有车主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希望大家今后能更大力度地支持我们。
主持人梁洪：我们今天在《星期三会客室》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总结分析一下上半年汽车召回，其中有很多非常核心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光看到这么一个数，没这么简单，我们得看看这293.1万辆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多少是由我们汽车企业本身主动召回的，有多少是由于消费者的投诉，经过在质检总局的领导和监督下，最终进行召回的。还有多少是因为国外进行召回，而同步在中国进行召回的，另外，在这个召回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规模的召回，这些原因将来又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汽车制造和整个汽车大产业的哪些方面。
所以，先从第一个层面来分析分析这个数字，真正的由咱们国内这些汽车品牌主动召回的，由于国外的召回而召回的，到底这个比例有多少？其实今年上半年最大的召回都是由于受到高天气囊安全隐患的影响，最大规模的召回都是高田气囊，可不可以说因为这里面很大的比例是国外召回的，所以国内也找回了？
张炤虎：我觉得这里面有偶然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高田事件导致今年上千万车辆的召回。国外的厂商对于中国市场的法律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应该说企业对这个召回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过去一些悄悄召回的现象越来越少。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了高田气囊事件，对于汽车召回是一个验证，我们的管理条例，现在的厂商也好，消费者也好，市场也好，对于召回的认知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召回，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主持人梁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品牌的车型在国外也有召回，但是在国内没有召回，但是在这次高田事件中几乎是可以做到同步了，杨律师可以从法律层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因为这起高田气囊的召回有可能它不是中国的问题了，可能在世界的召回历史中都是排行榜恐怕是前三位的，目前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对于这么大规模的召回，它牵扯到了汽车零部件的质量的追溯，同时也牵扯到了国内和国外在召回制度方面是不是能做到同步，这两个层面，您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杨红卫：在国外，你不召回，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比如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它的州政府可以代表加利福尼亚某一个需要召回的品牌的车辆的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但是在我们国家首先是没有这个制度，同时他提起诉讼以后，最后在判决的时候，它有惩罚性赔偿，而我们国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美国赔偿动不动就是几个亿，包括去年丰田最后以11亿的美金就脚垫门事件达成一个和解，在我们国家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惩罚性赔偿的案例。
另外一个，虽然说国外召回了，中国没有召回，从律师比较冷静的角度分析，因为用的零部件不一定是同一个零部件，所以国外召回了，中国不一定召回，但是这次高田气囊应该是在国内召回的，因为它用的是同一个高田厂家生产的气囊，所以说国外召回，我们国内必须要召回。
主持人梁洪：关于零部件的召回，在咱们国家的法律中有没有明确的条例？
杨红卫：在我们国家召回条例中规定的召回的义务全部是整车厂的义务，像美国和日本，除了整车厂需要召回，另外，对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如果你的汽车零部件有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必须作为召回主体去实施召回。所以这次高田气囊，我们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也只是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就高田气囊的安全解释，但是并没有说直接责令高田厂家召回它的缺陷的气囊。
主持人梁洪：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析，这个数字背后很多核心的要素，第一点，今年上半年最大规模的关于高田气囊的召回，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几点，也请王老师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刚才杨律师已经讲到了中国目前的召回制度中关于汽车零部件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还有一个是关于这次高田气囊整体的召回，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外的召回所以国内才召回的。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通过消费者投诉，最终召回的量到底有多大。
先听王老师跟我们解读一下零部件在召回制度中目前是如何规定的，有没有相关的详细的条例？
王凯明：大家都谈到了高田事件，前前后后被各个厂家总共召回了21次，涉及到166.6万辆车。第二个，我们国家最早的管理条例里，确实对零部件没有单独的提法，因为车的主体应该是生产企业，生产企业采用各种零部件把它生产成整车，就好像我买了一个电视，电视有了问题，我肯定不能找生产厂，由生产厂向零部件厂商追溯责任，但是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和质量问题，生产厂要担负责任。由于这些年来整个汽车行业很明显的变化，技术的复杂程度，生产的专业化和成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是采用专业化的方式生产，很多关键的零部件和部件是外包给第三方的零部件生产商，核心技术都是在他们这里。而他们供给不同厂家的不同要求的同一个产品，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了设计问题，必然影响生产企业。高田这个事件就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所以，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在国家新的关于召回管理条例里面涉及的零部件的调查和要求已经有了，但是确实是没有很明确地说我直接向零部件商…但是他们已经纳入到缺陷调查的范围内，而且国内有几个案例确实跟这个有关的。
主持人梁洪：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上半年高田气囊大规模的召回案例，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分析，随着汽车技术不断的发展，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它的聘用制的整体的把关越来越重要了，而我们这种追溯的机制，以前也说了，总是有那么点滞后，希望能够尽快的应用到一线的实践中来。
王凯明：另外，刚才大家也在议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内的召回和国外的召回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或者是媒体，或者是很多车主有一些看法。其实是这样的，缺陷管理中心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和美国、欧盟、日本有相应的对接的关系，同样，国外的召回，我们这边有备案，我们会调查和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就会找厂家要求。而且其中国际上有几个召回案件是我们国内先发起的，并不是完全像大家看到的。
主持人梁洪：大家的说法都是我们得指望美国消费者过日子。
王凯明：有一定的道理。什么意思呢？第一，严格的从召回事件来讲，美国这方面确实是做得历史比较久了，光是专业工程师就有350万，而且它的垂直管理体系权力也很大，它和我们国家毕竟有点差异。但是从管理机制来讲，我们和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些相对应的部门都有对接的关系，所以，相互之间都有信息的沟通。所以，其中有几次大的事件是我们首先发起的。
主持人梁洪：我们看看大家的观点。
帅说了，我感觉这绝对是一个好现象，不管这个数背后到底是因为国外召回了我们才召回，还是真正中国消费者投诉召回的，这都是一个好现象，这个数越大就说明管理者有作为。另外对于车主来讲，我们觉得召回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陈老师说，第一召回不是坏事，说明厂家还在管理已售出的车辆以及已售出车辆配件的质量，要么就是采购和配件质量出现问题产生的投诉，说明这些声音被厂家收到了。
第二个是召回的解决方案是不是有效的执行是我们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召回发布之后谁来监督和管理的问题。以我的速腾后扭力量召回，到底换不换独立悬挂，到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是换了之后，到底有没有人对这个质量给我们打包票，我觉得中国的召回制度还缺了那么一大块。
陈老师，您说得真好。一会儿我们会和三位嘉宾讨论。
2930的观点，听到你们这个数，虽然我没有概念，但是总觉得越多越好，最起码有人干实事。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车出了问题之后，还是没地说理去，投诉之后，总是让你等通知，等了通知之后告诉你这个车是正常现象，还是没事。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我们哪懂啊？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觉得没人管。
爱新觉罗说，关于召回这个事以前觉得是个坏事，现在的观点恰恰相反，说你们家的车召回了，行，这个企业有良心。
所以大家反馈的这些信息也可以说明对于召回制度的理解和观点，在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车主都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坦诚的积极主动的召回是好事。你被动的经过反反复复的投诉，不加解决，那才是可耻的行为。所以对于召回的理解，大家已经比前些年有了非常大的转变。接下来，相信我们的观众和大家就一样了，到底在中国所谓的“主动召回”，我们要打一个引号，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和缺陷管理中心也是起到了积极主动的监督作用，另外消费者关心的召回之后到底有没有人监督，召回的水平和质量，是不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这才是消费者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聚焦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的召回。
《星期三会客室》正在直播中，梁洪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星期三会客室》，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2015年过去了半年，中国汽车召回的数字，一共召回124次，涉及车辆高达293.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5倍，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数字背后到底隐含了哪些信息。
我们刚才听到了听众朋友热烈的反馈，从大家的反馈信息中就有一点内容想和三位嘉宾分享，以前我们在节目的时候也说过我们多么期待有一个企业被动召回或者是被罚，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汽车企业都是主动召回，但是这个召回我觉得多多少少要打一个引号，这方面我特别想想听听王老师的想法。
王凯明：从召回规定讲，通常像我们看到的，一类被称为主动召回，还有一类是强制性召回，就是我们已经认定为缺陷的时候企业拒不接受，政府有权利有责任强制召回。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尚没有一次强制性召回的出现，表面是这样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现在是个法制社会，我认定你有缺陷，必须经过调查和分析，在技术各方面要有理有据，要求厂家做召回。受到这种调查影响，厂家召回的次数占到了58次，数量占到了64%点多，所以大家从表面上看没有罚，但是有些事情已经走到这个边缘了，厂家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改变了，最后还是召回了，其实还是受调查影响占的比例比较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事件特别是这样。
主持人梁洪：就这点，杨律师可以从法律层面跟我们分析分析，以前我们总说中国的法律条例怎么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比如修改之前，对厂家的惩罚是几万块钱，现在修改之后按照它的收入有一个百分比的惩罚，包括由于企业态度的转变，现在就进行了主动召回，所以对于极个别的不良企业，能够给予他们重拳的事情，怎么从法律的角度上让这个事情成为现实？
杨红卫：王老师讲的是前一半，我发现了问题，我让你召回，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陈老师说的，你召回了，召回的结果怎么样，按我们的管理条例，这个肯定是有人管的，不可能发一个公告就完了。根据我们的召回管理条例，要求厂家阶段性地向召回中心做报告。在做了报告以后，就没有更多的罚责了。比方说上个礼拜美国联邦公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对菲亚特克莱斯勒进行了1.05亿美金的罚款。这个罚款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召回不力，你尽管发了这个召回通知，但是在履行召回义务中并没有完全顾忌到消费者这些切身的利益，被罚款1.05亿美金。在去年，通用也是因为召回不力，被罚了3500美金，本田因为高田气囊的召回不力被罚了7千万美金。我还是想说美国的惩罚力度还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还是期待我们的法律有了召回管理条例，以前部门规章最高罚款只能到3万，我们新实施的条例，第一个是责令召回拒不召回的，显然不太可能有厂家敢这样做。第二个是明知道有缺陷的依然还在生产销售，依然还在进口销售的是要罚款1-10%的。比方说高田气囊，在2008年就发现了问题，在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召回都是在2015年。在2013年、2014年包括2015年上半年进口的这些车辆所配制的高田气囊，是不是您已经知道了有问题，你还在进口，还在生产，还在销售？我们法律是有了，如果依照我们现行的召回管理条例，就可以对这些厂家进行处罚。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法可依，我们现在有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管理部门能够出重拳真正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你看刚才的网友，多好的汽车消费者，自己的车被召回了，反而觉得很光荣，很高兴，但是我们的厂家有没有感受到消费者对你厂家的热爱，你在发现有缺陷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履行法律规定你的义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回馈你的客户。
主持人梁洪：所以杨律师刚才讲的一半是呼应了刚才王老师说的整个召回过程的前半部分，最重要的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们最在乎的是后半部分，你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你召回之后，到底有没有给我修好车，这是大家关注的核心。我们也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在召回之后，我们看到企业的部分产品在召回之后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所以说针对这点来讲，炤虎也可以谈谈你的观点，后半程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处罚的，但是也没有。
张炤虎：召回实际上是两部分，一部分是预防，我要预防公共安全事件的出现，预防因为厂家设计和生产阶段的缺陷导致公共安全受到损害这样的事件出现，在这个预防过程中，如果你没有配合，我要罚你。但是已经配合了，是不是就完事了？并不是。你如果在召回过程中没有按照你的承诺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这点我们要罚你，这点上包括我们的车主包括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包括投诉，提供证据，让这个证据成为有力的罚他的理由，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效果的实现。
主持人梁洪：所以问题再抛给王老师，对于后半程的问题，您怎么看？
王凯明：第一，我们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第二，从惩罚的角度讲，确实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里确实有一些客观情况。第一个，从流程上讲是要备案，厂家主动召回，其实并不是事先要批复，而是备案，因为它是主动的改正自己产品的一个行动，它只是个备案。但是这个备案我们也是要分析和讨论的，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看：
第一个，是不是在备案的时候要有几个内容，一个是方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还有一个是措施、时间，什么时间能做到，它有一个承诺。管理部门根据它的承诺，来卡住工作的节点，看它是不是达到了。比如有一个品牌在两个月内的召回率已经达到了80%几，它算积极配合的，但是效果的问题还在进一步观察，有很多事是一次能解决的，有很多事是一次不能解决的。有一个案子，前后两年历史5个内容的召回，高田气囊也是这样的，并不是国外找就召回，我们现在才召，高田气囊的事件是由多个原因产生的结果，开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后来又发现了别的问题，为什么高田涉及很多，因为确实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包括软硬件的要求都很高，所以它实际上是多个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在不断调查中，暴露了新的问题，所以是一个逐步发展和蔓延的过程。
主持人梁洪：汽车有它的复杂性。
王凯明：对，所以第一个来讲，我们愿意也希望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好，包括有些东西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做到它的承诺，或者又出现新的问题，会有继续的约谈和调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多个案例，并不是一次性的问题。
第二个，还是刚才炤虎说的话，其实我们工作的基础是广大老百姓和广大车主，没有他们的投诉，我们其实是很难办的。如果人人都去发现问题，人人都去投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题会很快曝露的。我相信几百万辆的车，尽管企业想压，但是压不住的。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个别企业出于企业自身的利益，用一定的优惠条件解决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不仅从个人利益来讲得到了补偿，得到了修复，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要更多地考虑到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你还有一个社会责任，也应该把这个事情曝露出来，我们才能更有力的解决车辆的问题，包括刚才说的隐瞒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如果抓到问题，在法律面前确实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我们有制度，第二个是希望制度不断完善，第三个是希望大家帮助我们把这个事做得更彻底。
主持人梁洪：但是往往是第一次的召回方案实施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行，再来第二回，第二回发现了还是不行，所以汽车有时候有技术的复杂性，这一点杨律师你怎么看？
王凯明：大家知道现在汽车技术确实是很复杂，而且有些事不完全是硬件问题了，现在的软件，比如我们6月份有一个统计，其中94%是电子器件的问题，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电子技术，实际上很多东西，人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些确实是有意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人对客观事物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其实我们在很多问题中也是逐步发现，逐步解决的过程。
杨红卫：我们说的召回是用的召回管理条例，但是如果一次没解决，两次没解决，到了第三次，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比如说汽车三包，已经讨论了数不清多少次了，如果两次还没有修好，而且这个零部件是属于三包范围内的，对不起，退车了，刚才王老师再三呼吁大家车主除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外，也要站在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积极地去投诉，积极地去质检总局的网站进行投诉。
举个例子，高田气囊在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召回的，在日本并没有很积极地召回，直至到去年5月，一个日产车发生了和美国同样的事故，气囊爆炸以后，金属零部件飞出来以后，把那个人给伤了，才在日本大面积的召回，最后在日本找回了700万辆，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我们真的是希望厂家不要用我们客户，我们消费者血淋淋的教训才唤起你那一点点的良知。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第一要站在公共安全的角度积极地投梭。第二我们要综合地利用国家为我们制定的各个法律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主持人梁洪：所以听完了杨律师的建议之后，我们也是对目前中国汽车消费的大环境，很多消费者以前总觉得很无奈，很悲哀，包括您也经常上我们汽车江湖的节目，也会发现在投诉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技术层面的难题就是一大绊脚石，很多时候，由于没有客观技术的鉴定，由于厂家占有绝对技术话语的主动权，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我们不仅有召回，还有三包。同时，在整个汽车召回处理过程中，特别是召回之后，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的疑虑。大家对这件事情，也都是持有各自不同的态度，觉得是不是有关部门太无利了，还有没有人管我们？既然提到这个问题了，王老师不妨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他们说两句？
王凯明：关于这个事，确实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还真不是一般的重视。
主持人梁洪：有人管？
王凯明：不但有人管，而且涉及到的层面非常高，已经远远超出了管理中心的权限。上面的领导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跟厂家多次约谈，多次实验的，最近正在分析结论。所以这个事第一是有人管，并不是这个措施有力没力，其实现在都在分析，都有一定的看法，都在进行中。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国家政府部门一定站在老百姓的根本立场上，科学的、客观的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给大家一个答复，这是没问题的。
主持人梁洪：有时间表吗？
王凯明：具体的时间不是我能决定的，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中心的人，我只是参与其中一些工作，一个点、一个面的工作。另外，刚才主持人讲到了三包和召回，看起来是两个独立的范畴，召回设定的是批次性的问题，而三包是个性案例，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个性的问题构成一定的数量，可能反映出批次性的问题，所以它就上升为召回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不论是三包的问题，还是召回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获得大家的支持。
当然了，确实坦率地说，有些问题的处理可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特别是涉及面越大，越复杂的问题上，作为政府这个面，还是要有力、有理，有根据。这点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主持人梁洪：也希望今天微信公众平台的速腾的车主们听到之后能够理解。在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年上半年汽车召回背后的那些事。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的汽车召回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在这期中，在召回环节上还是有一些问题，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如何规避风险，请三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的消费者一些提醒。从炤虎开始。
张炤虎：汽车召回数量增加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供了更大的挑战。就像王所长说的，在美国，无论是高速公路管理局，还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它的监管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的监管力量和人家相比相差太多。所以说我们召回数量越多，对召回的实际效果的监管提出的挑战就越大。在这个环节上，我召回了，那么召回的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解决我的了问题，这一块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加以解决。对于消费者来讲，要想在这方面得到保障，就是要靠我们去发声，我们去向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向车质网和这些能够解决问题的第三方声张我们的争议，这样就能把我们召回的问题能够有利的解决掉。
主持人梁洪：杨律师。
杨红卫：我们缺陷产品召回条例里面，我个人认为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召回以后，它的零部件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的食品召回有明确的规定，必须做无害化处理。我知道有一个厂家召回的零部件放到仓库里面，被仓库的一个员工偷出去卖了。比如我们的气囊召回，当然气囊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很难再装到别的车辆上。比方说刹车盘什么的，它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一，法律法规要更加细致，更加完善，再次呼吁一下，下次再修改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补上。第二，我们消费者在买到二手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4S店变更车主信息，去登记你的正确的联系方式，以便厂家在进行召回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你。刚才我讲的日产的事故，就是因为它是第三手的二手车，所以厂家没有联系到他。
主持人梁洪：很好的提醒，感谢杨律师，最后请王老师。
王凯明：我接着杨律师说的意思，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很多厂家在召回到80%几的召回率的时候就很难联系到车主了，主要是车主信息变更了以后没法找。还有一个事是可能有各种原因，包括刚才主持人讲的，我就不召，其实这都没关系，你保留自己的权力和意见，和去做这个召回措施其实并不矛盾。翻过来，厂家如果发现自己有问题，他会提出一个措施，这个措施是不是有效，如果大家都不去用，你反映不出来这个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你没法证明它有效没效。
第二个，如果他不去做，其实他丧失了他维护自己的法律地位。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该做的还是要积极去做，做完了之后有问题接着反映，我们把这个事追到底。
主持人梁洪：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数字以后，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召回制度在积极稳健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期待召回工作今后能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