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仰融案始末

1991年仰融与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一家生产汽车的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名为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沈阳汽车)，其主要合作方是由仰融全资拥有的在香港设立的华博财务公司(华博)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杯)。合资企业设立之时，金杯拥有沈阳汽车60%的股权，华博拥有25%，另一合作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南)拥有15%的股权。华博随后收购了海南的股权，使得沈阳汽车的股权结构变为60/40，即金杯控股60%，华博控股40%。

为通过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合作方准备将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仰融作为沈阳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在百慕大成立了百慕大控股有限公司(华晨中国)作为沈阳汽车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融资工具，并将其40%的股权转让给了的华晨中国。金杯亦将其在沈阳汽车的11%股权转让给华晨中国，至此，华晨中国拥有沈阳汽车51%的权益。作为转让11%股权的回报，金杯取得了华晨中国21.57[综述 图片 论坛]%的股份，使仰融在华晨中国的股份减至78.43%。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股票，筹备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及纽约证交所上市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层官员通知仰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应是一家中国实体，而非某香港私人企业，这样，将是50年来中国公司首次在美国登记和上市。仰融理解如果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由一家中国非政府组织担任即可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1992年5月，华博、中国人民银行及另外几家中国政府机构成立了一家非政府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担任基金会主席，仰融任副主席。

1992年9月，华博将其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转让给了基金会。最终，仰融与尚明同意“基金会将为华博托管股份，事实上作为华博的被指定人”，仰融全权管理、控制和支配基金会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被转让的华晨中国的股份以基金会的名义持有。在这一安排下，加之2002年10月华晨中国出售了28.75%的股权，基金会拥有了华晨中国55.85%的股权，金杯拥有15.37%的股权。根据仰融的指示，华博支付了华晨中国股票登记和上市的费用，并为基金会支付了各项管理费用。他还负责华晨中国的主要股东在沈阳汽车的工作，安排为丰田和通用汽车生产汽车。沈阳汽车的所有生产设施均在辽宁省。

与此同时，2002年初，辽宁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省长助理领导的“工作小组”。2002年3月，工作小组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包括仰融在华晨中国的权益，均为国有资产，要求他将这些股份转让给省政府。仰融拒绝之后，工作小组通知仰融和华晨中国董事会，基金会不再承认华博在华晨中国的受益权益。根据辽宁省政府的指示，华晨中国董事会解除了仰融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职务，将工作小组成员安排在这些职务和其他管理职务上。2002年10月，新组建的华晨中国董事会不再支付仰融工资，并于次月解除了其经理职务，终止其劳动合同。辽宁省政府还成立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新华晨)，任命省政府官员作为新公司的管理人员。大约两个月后，新华晨以市场价格的6%即1800万美元收购了名义上由基金会为华博托管的华晨中国的股份。新华晨与华晨中国董事会并对剩余的华晨中国的股份，包括纽约证交所交易的股份进行了要约收购，导致2002年12月18日至19日华晨中国股票在纽约证交所停牌。

当工作小组进行收购时，仰融代表华博在各级法院寻求救济。2002年9月27日，华博财务向北京高院提出诉讼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要求确认其在基金会的投资权益，包括华晨股权。2002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正式受理该案。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2002年12月2日，华博收到一份通知称，北京高院驳回起诉，并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此案移交辽宁省公安厅调查。至此，北京的起诉结束。仰融出走美国。

2002年12月18日，华晨中国在香港发布公告称，辽宁国有独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同基金会就基金会所持有的39.4%股权正式签署收购协议。2003年1月，仰融以基金会股权不明为由，提请百慕大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华晨中国出售其股权。百慕大高等法院经过调查，于2月12日宣布驳回禁止令。

针对仰融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华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案，2003年12月31日，百慕大法院已做出判决，驳回仰融的诉讼。

百慕大诉讼是仰融以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的名义提出的。华博公司声称其“拥有的华晨中国中的股权，被中国辽宁省政府拥有的华晨集团错误征收”。百慕大法院经对本案事实、证据全面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中国的任何股权”。法院还认为，华博公司的诉讼不是“可信的诉讼”；华博公司提出“其以信托方式将华晨中国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华博公司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没有向法院说明华博公司从未拥有CBA股权的证据，是对“重大”事项未作披露的“严重”行为；华博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据此，PhilipStorr大法官在判决书中警告仰融：如果他本人以个人名义重新起诉，就意味着他在此前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言都是谎言，希望他不要再做浪费法律资源的事情。

虽然仰融对该判决可以上诉，但熟悉此案的律师都认为，上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百慕大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彻底宣判了仰融对华晨中国资产图谋的破灭。

在百慕大法院驳回禁止令后，2003年8月7日，仰融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以个人名义起诉辽宁省政府，此案在当地时间8月7日一经受理便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事实上，仰融正在将这场私人产权纠纷案作为“人质”，向一个地方政府“挑战”

2003年8月8日凌晨5点(纽约东部时间8月7日下午)，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受理新中国历史上首例美国公民状告中国地方政府的诉讼案：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代码：1114；纽约上市代码：CBA，下简称“华晨汽车”)的前主席仰融在美国起诉辽宁省政府。

“起诉书”称，原告仰融，Rhea Yeung(仰妻)及华博财务(仰融持70%股权)因辽宁省不正当行为，财产被不当剥夺。其有关请求包括：辽宁省政府将华晨汽车和其他产权利益还给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废止华晨汽车的交易，命令将此股份和其他产权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华博股份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和从原告夺走的其他财产；废止华博在华晨股份的交易(指华博将39.45%的股权交给基金会)，被告将此股份交还华博，或以此股份现值补偿原告；依原告被辽宁省转换的华晨股份及其他产权权益金额判决赔偿金，金额由审判证明；律师费及该案诉讼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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