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业内人士披露“钓鱼式执法”根源

取证难与罚款经济驱使

本报记者 陈煜儒

这几天，上海市闵行区的“钓鱼式执法”事件要上公堂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其实，这并不是孤立事件，在其之前，湖北武汉多名司机就曾遭遇跨市“钓鱼式执法”，就在媒体共同声讨上海的“钓鱼式执法”之时，16名武汉私家车主向《法制日报》记者投诉了他们在湖北省鄂州市的类似遭遇。

“我是做副食生意的，今年8月5日，一中年男子说他要去梁子湖，我说不知怎么走，他说可以指路，结果，一指就指到了鄂州。我刚一停车，就被当地客管处执法人员包围，并被处罚款。”武汉的胡石岩不满地说。

今年8月11日，武汉的黄恩安遇到一个“客人”，说其在鄂州的亲戚突发“胃出血”，急需租面包车去鄂州将人接到武汉治疗，约定报酬为一条烟。“我刚到鄂州，车一熄火就被一群执法人员包围。这群自称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依据‘乘客’的证词，认定我为‘非法运营’，要罚款1万元。”黄恩安说，最后他讨价还价交了6000元罚款。

这种派人当“诱饵”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其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天津、山东的多位路政执法人员，他们均不赞成这种执法模式。在这些业内人士看来，“钓鱼式执法”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打击黑车让执法人员面临取证难的问题。目前认定黑车司机非法营运，主要依靠乘客的证言，黑车难治，与取证难有很大关系，加上一些地方执法环境不好，难免在执法手段上想办法。

“我们查处的黑车都是靠执法人员蹲守、追踪和检查给查出来的，基本上没有现时现场举报的。有的乘客怕麻烦，所以都是事后举报。”天津第三路政支队的胡先生告诉记者，“钓鱼式执法”容易发生执法纠纷，还可能殃及无辜，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

也有车主说，“钓鱼式执法”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存在，是因为“罚款经济”在作祟，一些拥有处罚权的部门，受利益驱使，不惜滥用职权、设套陷害公民。根据网上公布的数字，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内取得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的“优异成绩”，并“超额完成了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针对“钓鱼式执法”的违法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钓鱼式执法”存在违反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合法性大打折扣。信赖保护是保护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和行政机关都守法，但上海和武汉的事件说明，执法机关在引诱公民违法，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也违法。

高家伟解释，刑事证据法中，有一个“诱惑性侦查”，但对这种侦查手段的使用，法律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在严重的犯罪行为已经发生，非常有可能损害到公民权益，而且公安人员已掌握了基本证据，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之后才能使用。使用这种侦查手段，法律确定了比例原则，即执法人员付出的成本与所要达到的目的相称。而目前发生在一些地方的“钓鱼式执法”，只是一种行政执法，使用这种“引诱”方式，不仅成本太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明显违法。

(本文来源：法制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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