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对手，寻找他们中的软弱者，撬开他们的嘴和垃圾箱⋯⋯欢迎来到金钱世界背后的阴暗国度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徐伦

就在力拓驻华铁矿石业务主管胡士泰和他的3名同事因贿赂及间谍嫌疑被关在上海一座红砖建筑群里的时候，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73岁的前波音工程师钟东蕃因涉嫌经济间谍罪被判9项罪名，成为自1996年美国《经济间谍法》(EEA)通过以来第一个因此被定罪的人。几乎同一时间，德意志银行被曝光涉嫌非法监视被怀疑泄露消息的监事会前成员、批评德银的维权股东、一位德国媒体大亨甚至自己的COO。

窃密、监控、间谍⋯⋯这些非常态行为在商业世界中变得像在电影中一样寻常，而一旦浮出水面，人们便很容易联想起过去的同类事件，并发现其数量并不比“007”系列电影少。仅2000年以来，就有甲骨文和宝洁大翻微软和联合利华垃圾箱以搜寻情报、可口可乐员工试图向百事可乐出售配方、惠普董事会泄密案、F1车队法拉利大量资料被泄露给对手迈凯轮和SAP非法下载甲骨文资料等众多引人注目的商业情报泄露事件。显而易见，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全球商业战场的中心和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就像无数坠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只有极少数特别重大的才能为人所知。

从事商业情报活动并不需要成为能飞檐走壁的“007”，搜寻的也只是研发、营销和产能等珍贵却不会引发世界大战的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想象出种种夜黑风高、王牌对王牌的场景。实际上，有时打几个电话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重要信息并永远不会被发现，有时却必须大费周章地蹲点、翻垃圾箱、伪装身份、收买目标公司内部人士，1980年代日立非法购买IBM重要技术信息并被诱捕和2006年可口可乐员工出卖配方的案例都牵涉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980年代也是美国商业情报活动开始兴起的时期，部分因为全球化的出现使了解其它国家、地区及其企业成为必需，部分因为日本企业对情报的全民重视带来的压力—20多年前的三井商社便将“信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奉为座右铭，管理层每天要通过联接其全球各地200多处分支的卫星网络分享8万条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集到的情报。

日企高管始终将收集信息视为天职，但1980年代的典型美国商学院毕业生最多将其视为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即便非常想知道对手情况，也极少行动。相比之下，万豪国际集团已算当时最具情报意识的美国企业之一。它在1987年进入经济酒店领域前，曾让一个由营销、金融、人力资源和运营等组成的“情报小队”在6个多月里遍访美国近400家经济酒店以学习对手。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表明自己是万豪的雇员，询问对方经理从价格、运营到如何培养员工斗志的种种问题，并顺利得到答案。“情报小队”做的最“出格”的事也不过是以客人的身份观察、体验对手，但这足以使万豪在进入经济酒店领域后迅速超越同行。尝到甜头的万豪接下来让猎头公司接触15名其它经济酒店的经理，摸清了他们的薪酬、训练、职业规划和需求，当然，最后万豪雇用了其中5人。

这些旧时代的手段与人们心目中惊险刺激的情报大战相去甚远，却非常有效。真正的情报收集并非只是在危险的地方寻找危险的信息，而是一种侦探和分析的艺术。所谓的商业情报是竞争性情报的通俗说法，而所谓的竞争性情报大多得自公开场合和信息，只有一部分来自入侵、伪装、收买和废物寻宝等非常手段。虽然人们津津乐道于充满戏剧性的商业间谍案，从公开信息获得情报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合法且可持续的手段：与对方高管的交谈、收集价格变化、买回竞争对手新产品拆卸组装、挖掘公共数据库、从各种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很多不起眼的微小细节组合在一起，往往能蜕变成揭示对手或行业变化动向的重要信息。是否合法被视为区别经济间谍活动和正常竞争性情报收集活动的标准，某种程度上，求助于前者相当于承认在后者上的失败。

如今，竞争的日趋激烈持久和世界的信息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情报大战。无论是内设还是外包，有能力的公司(这意味着90%以上的“财富500强”)都会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系统，至少覆盖合法收集对手竞争性情报、加强自身安全与风险控制和雇佣专业调查公司3个层次中的前两项，AT&T、摩托罗拉、英特尔、通用电气、可口可乐、3M和陶氏化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竞争性情报有助于企业制定针对性战略、抢夺市场份额、避免盲目竞争、提高研发效率和节省成本，一个不屑于或出于过高道德顾虑不愿收集情报的企业必然处于劣势。正如一位曾在FBI工作的探员对商业情报的评价：“靠刀枪活着必然死于刀枪，但靠橄榄枝活着也还是死于刀枪。”每家公司都在用尽手段打探其它公司，不被发现就一切安好，一旦被捉住，只能尴尬地站在聚光灯下，但等风波过去，一切照旧。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