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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一个年轻人说自己几年内有个买车的梦想，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或许真是个不久将实现的美好想法；但如果他“想在北京买车”，这大概率就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买车是想法还是梦想，其中的差异仅在哪儿买。

2月26日，北京2020年首次小客车购车指标摇号结果出炉，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亦有人麻木。但近期因疫情影响，取消或放松汽车“限行限购”的呼声越来越响。这些声音，不免再次激起一部分摇号者心中的涟漪：这一次真能圆自己的购车梦？

仔细盘算，北京施行汽车限购政策即将满10年。十年弹指一挥间，遥想2011年北京第一次摇号时，187420人竞标17600个指标，约11个人中就有1个能摇中。如今，2020年的首次摇号已经是2796人抢1个指标。

中签率屡创新低的同时，每个摇号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五味杂陈的购车梦。

手握4个号牌仍不够用

作为北京本地人，水哥对北京汽车摇号再熟悉不过。从2011年北京摇号开始，他就在网上提交了申请，加入了摇号大军。现在每隔一个月的26日，他都会习惯性的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当期是否中签。

然而，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参与了52次摇号的他，这一次依然未摇中。但高兴的是，这次他父亲摇中了。看着申请状态栏后面红色加粗的“中签”两字，他将页面截图第一时间发到群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

“我爸从2012年10月开始摇的，摇了48次，这次摇号概率是9倍，比我摇的晚点。”水哥将家里的摇号历史向笔者娓娓道来，“这下我们家有4个号了”。

三口之家，4个号（指标）？

原来，早在北京汽车限购政策出台前，水哥的母亲已经购置了一辆车。随后水哥亲戚家因为号多用不了，给了2个号给水哥家无偿使用，因此在水哥父亲中签后，家里现在共有4个号可以使用。

“亲戚家的2个号，一个是摇号前的，一个是2011年摇中的。”水哥说到，“因为他们家原本摇号前就买有车，摇号后又摇中了，用不了给我们家用的。”按照相关规定，个人小客车指标只能本人使用，对此水哥也表示虽然无偿使用亲戚的指标，但确实不合规。

“三口之家3辆车肯定不够用，2人3辆、3人得4辆才行。”水哥表示，“因为有限行，要保证3个人都有车用那得4辆车才行。”显然，对于水哥家来说，汽车已经成为日常出行的必需品。

2011年北京施行汽车限购，消费者必须要获得购车指标才能有资格买车，因此购车指标成为稀缺资源。满足条件的人，即使当下没有购车打算也早早的参与到摇号中。像水哥家，在已经购置一辆车的情况下，他和他爸也依然投入到摇号大军中。

“不赞成北京放开限购”在水哥看来，放开限购政府要保证交通出行效率，势必要提高大家的用车成本，这对于他们家来说百害无一利。“等我自己的号中了后，可能会把亲戚的号还回去。但也不一定，以后我结婚有媳妇有孩子了还需要号啊。”

刚需被逼买新能源汽车的痛

对于刚升级二胎奶爸的周子，摇号的痛已经成为一道伤疤刻在了心底。

按照规定，申请摇号的非京籍人员，必须要在北京连续缴满5年的社保和个人纳税记录，并且持有有效驾驶证。周子因为社保中断，没有赶上最早的摇号班车，最终在2016年才通过摇号资格的申请。

然而，当年的摇号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2014年北京小客车年度配置指标总量从24万降低到15万个，并且包含2万个新能源汽车指标。到2016年周子参加摇号时，北京小客车指标总量15万个没变，但新能源汽车指标占比增加，已经从2万增加到6万个，普通燃油车指标只剩9万个。

“开始想的是摇燃油车的号，没想过新能源。”周子回忆到，但摇了一年都没摇上，“中签率太低了”。根据报道，2016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的中签率为0.1277%，783人抢1个指标。当时在周子看来，这个中签率已经让他不能再等。

“因为小孩出生，用车刚需，没办法换成了新能源。”从2017年开始，周子转战新能源汽车指标。虽然新能源汽车指标不用摇号，按照排队申请时间顺序发放，但2016年的6万个新能源汽车指标已经不够发放，年底时第二年（2017年）的指标三分之一已经被预定。但即使是转战新能源指标，周子也等了一年，“一直等到2018年2月份才排到我”。

周子从燃油车指标被迫转向新能源汽车的背后，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高光时刻。2015年中国生产了超过34万辆、销售超过33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同比分别暴涨3.3倍和3.4倍。201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超50万辆，同比增长53%，2017年达到77.7万辆，2018年首次突破百万辆。周子成为2018年中国百万新能源汽车车主之一。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跨入重要历史贡献了一己之力的周子，却对新能源汽车吐槽不止。“能买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太少，选择太受限制了，政策完全就是在保护地方车企。”谈到当初选购新能源汽车时，周子想吐槽的太多。“买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最受伤，购车成本巨高，虽然有补贴，但电动车性价比远不及燃油车，尤其考虑使用便利购买车位的成本，以及极低的折旧率。”

作为在北京购车的消费者，周子对北京的限购政策体会深刻，他抱怨道：“限购政策根本不公平，属于典型的中国式一刀切”，他认为政策的制定完全不考虑实际市场需求，地方保护明显，“限购让很多刚需消费者不得不买技术尚未成熟的新能源汽车，把老百姓当“小白鼠”，限购政策就是帮着地方车企割老百姓的韭菜。”

对于取消限行限购的呼声，他表示“取消限购不现实，应该增加牌照数量。”同时，他认为限购政策应该考虑家庭用车情况，特别像他这样的二胎家庭属于用车刚需。“限购政策应该以家庭为单位摇号。家里有一个燃油车指标的情况下，如果还想购置第二辆车，政策应该规定其只能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这样既能照顾没有车的家庭，同时也能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汽车限购是“劫贫济富”

诚然，像水哥和周子这样号牌分配不均的现象有很多。但还有一类人，对号牌的需求更为迫切。

作为80后北漂族，董工无疑是幸运的，在北京读完研究生后顺利参加工作，解决了户口问题。但在北京宣布即将实施摇号政策前，刚出校园没多久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买车的重要性，即使当时坊间传闻有人为占车牌号，一口气买了好几辆面包车，也未能让他引起重视。这一迟疑，让他至今仍没有资格在北京购车。

从2013年10月份开始摇号，近7年时间，摇了38次，中签率涨到了7倍，董工仍然未摇中。“我们有同事摇了不到一年就摇中了，这个摇号跟买彩票一样，完全看运气。”对于一直未中签，他淡定的说到。

7年，从孑身一人到有了家庭的已婚人士，购车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家里没个车去哪儿都不方便，特别是以后有孩子了，更需要一辆车。”

屡次摇号未中，“租一个号牌”的想法已经在他脑海里盘旋了很久。“之前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限购前买了辆车，但他现在已经移民去加拿大，牌子和车给他朋友在用，之前不止一次想过让他把号牌租给我用。”他说，从认识的人手上租牌好过到外面租陌生人的。

在北京各大汽车交易市场，特别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租京牌”、甚至“买卖北京车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成为一个成熟的灰色市场，租期和价格，甚至服务内容都明码标价。随着中签率屡创新低，“租牌”市场越来越火爆，虽然租牌人和放租人都会承受不同的法律风险，但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下，很多人都愿意放手一搏。

但对没有资格买车的人来说，租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租期到后，出租人有可能不再续租，或者涨价。去年北京为缓解交通拥堵，出台《北京市关于对部分载客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最新规定，从2019年11月1日起，外地车牌每年最多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办理只能在北京行驶7天，也就说一辆外地牌车一年最多能在北京行驶84天。这一政策看似限制北京100万辆外地车辆的行驶，但却让“租牌”价格一路上涨，有媒体报道称新规定让租牌价格从1.8万/年上涨到2.3万/年。

“本来就有房贷，即使买车不贷款，每个月养车也要一笔钱，加上停车费、过路费、燃油费杂七杂八的费用，算下来养一辆车耗费不低，以后有了孩子更是一只‘吞金兽’。”几番权衡下，作为普通工薪家庭的董工放弃了租牌的想法。

“慢慢摇吧”他表示即使摇不到也不会选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更费劲，先不说车好不好，充电桩上哪儿找？我们小区一个车位的价格比车都贵，能不能装充电桩还不一定。有些小区的车位都不卖的。以后换房的话都是一堆问题。”

最近几年，政府相关部门不止一次让地方放开甚至取消“限行限购”。近日，《求是》杂志发表国家领导人文章提出，“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随后广东佛山出台刺激汽车消费政策，但限购严重的北京、上海等地区依然未见动静。

“北京是不可能放开限购的”对此董工坚定的表示，“放开了限购，车更没法开了。”在北京生活十多年，他对北京的拥堵深有感触。“我觉得现在的限购政策是在“劫贫济富”，对有车的家庭来说限购政策跟福利彩票一样，摇中了相当于中奖了，中的号自己不用可以租出去收费。但对于没有车的家庭来说，本来号牌资源就少，政策还让有车的家庭继续参与摇号，这种规定对没车家庭一点都不公平。”

编后语：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在北京限购政策下，却有着类似的烦恼。对于北京放开汽车限购，大家一致认为不太可能。相比放开汽车限购，如何平衡好购车资源、政策如何为消费者服好务更值得探讨。因为汽车限购不仅关乎的是今年汽车市场销量多少的问题，背后影响的是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