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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0月7日，一机部在老营召开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总体布置审查会议”，会议由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汽车局、各设计院、湖北省委、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及30多个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和二汽各专业厂的筹备人员等共500多人参加。

老营本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玉虚宫里早已被二汽筹建处一百多号人挤满了。现在一下子来了500多人在这里开会，其中不乏司局级领导，住的问题没法解决。经当地政府协助，只能将与会人员都安排到当地老乡家里去住。老乡家里也没有那么多床，搞会务的人只好因地制宜，给每一位报到的人发一捆稻草，自己扛到老乡家里席地而卧，不管多大的官，大家都一样打地铺，睡稻草。吃饭时，500多人每人凭会上发的餐票，自己端着碗到临时的食堂里去排队打饭，一机部白坚副部长在门口负责收饭票。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会议组织也是也是军事化，每天早上，饶斌带队，几百人排队在公路上跑步出操，口号喊得震天响。几百人在这里吃、住、排队跑操，成了当地百姓眼中的一道风景线。一个有那么多高级领导、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决定二汽命运的国家级会议，就这样平静地在鄂西北的深山小镇里召开。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7日到15日，主要听取总体方案和相关专题介绍，然后到十堰、黄龙、鲍峡、陈庄等地实地查看；第二阶段学习政策，讨论建厂方针和二汽总体布置方案。

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对建厂方案争得一塌糊涂，争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是否需要靠山隐蔽问题上。大多数人尤其是汽车厂的人都不同意西方案和中方案。但在“影响备战”的大帽子下，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

主持会议的白坚副部长看到这个情况，大声说：“清兵就要渡河了，你们还在议论纷纷。（意思是当时的形势很紧张）这个厂究竟还建不建？这次会议，一定要把厂址定下来。”白坚的意思很明白，现在全国各地形势已经剧烈动荡，一旦波及到这里，二汽建设很可能又会“黄”了，眼下形势紧张，这次会议一定要把二汽建厂的方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最后决定由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拿决定性的意见。经过这些天的讨论，选址方案淘汰得只剩下东、中、西3个了。西方案是鲍峡（鲍峡以西）方案；东方案是十堰方案；中方案是黄龙（黄龙）方案。鲍峡和黄龙镇两个地方虽然靠山，但地形不利于建厂。相比较而言，十堰地形最理想，但山小了点。陈祖涛和李子政是坚决的十堰派，饶斌也赞成十堰方案。五人小组开会讨论，决定由陈祖涛代表五人小组作主导发言，陈祖涛问饶斌该怎么讲，饶斌说：“你就按你的意见放开讲吧。”

陈祖涛回忆：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满脑子都是数据、方案，人家会怎么提问，我该怎么回答。思来想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向孟少农征求意见，孟少农是留美的汽车专家，也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创始人，我们之间沟通过多次，他支持我的十堰方案。他告诉我：你的方案是以总装为核心各自组团的蛛网式布局，这样讲，明白易懂，大家也容易接受。（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天，陈祖涛在会上介绍选址意见。他将三个方案共20多个设想合盘托出，对每一个方案的优劣作了详尽的分析。最后拿出的十堰方案，也被称为“四片一疏散”。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按全车各个总成从毛坯生产到最后装配的相关工厂集中一个片区基本封闭的生产原则，以底盘、发动机、冲压总装和技术后方为中心划为四片，各自组团布置，与之相关的附配件厂做疏散布置。具体为：

1、总装配和冲压（车身、车架、车轮、冲模）等专业厂放在厂区东部的狗培、镜潭沟、寺沟等处；

2、底盘（车桥、减速器）锻工、可锻铸铁、传动轴等专业厂放在厂区北部的大岭沟、赵家沟、东沟、后槽、刘家沟等处；

3、发动机、传动箱和灰铸铁等专业厂放在厂区西部的花园沟、安沟、枧堰沟和头堰等处；

4、技术后方（刃量具、设备制造、设备修造、通用铸锻、动力后方）专业厂放在厂区中部的吕家沟、周家沟、袁家沟、大炉子沟、小炉子沟等处。

这个方案的优点：一是易于贴坡切山，少占良田，并可较多地改河滩为良田，有利于工农结合；二是处于群山之中，沟较多较曲，比较隐蔽；三是地块较多，便于施工，且铁路干线通车早，建设进度较快；四是治山治水较易，可少花投资；五是可以形成放射型的布局，组成环状运输网，便于运输和生产；六是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四通八达，战时不易被打垮炸断；七是粮菜供应比较方便。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基本上都是陈祖涛在介绍情况。如同大学毕业时的答辩一样，与会的代表不断地提问，陈祖涛也在不断地回答，解释。到会的有很多一汽和其他几个汽车厂的代表，他们究竟懂得造汽车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在他们有力的支持下，十堰方案最终获得通过。

会议确定，第二汽车厂建厂地址定在湖北十堰东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刘家沟南到枧堰沟，东西长2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的地方。工厂布置采用分片组团方式布局，必要时还可做微调，第二汽车制造厂定于1967年4月1日开工。《老营现场会议纪要》正式以一机部的意见上报国家，1967年2月，一机部正式下文批准。老营会议结束后，1966年11月20日，二汽筹建处从老营搬到十堰一处叫十堰垭子的地方办公，并正式挂牌办公，因为生产军车，一机部通知二汽为二级保密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东风机械厂筹备处。

历经两年多的时间，二汽筹建处几十人，足迹遍及湖南、贵州、陕西、湖北的山山水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在文革大潮席卷而来之时，终于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大型汽车厂的地址和布局定下来了。客观地看，以今天的眼光，选址十堰是不符合现代企业生产所需的条件和要求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能选在十堰就是万幸了。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二汽选址所遭受的磨难并未截止。

进入1967年，“文革”大潮已经把全国搅成一锅粥，各个单位揪斗走资派，成立革委会，二汽也不例外。二汽五人领导小组中，饶斌、陈祖涛都被揪回一汽批斗，只有齐抗一人被结合进“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二汽各个分厂也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1967年初，二汽在长春的的群众组织给李富春和谷牧写信，询问二汽厂址的决定中央是否知道？二汽由湖南改为湖北中央是否知道？

2月中旬，李富春回函：

二汽是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决定要开工建设的项目……二汽项目的决定，是中央批准的，不是某一个人批准的。厂址由湖南改到湖北是因为中央对铁路修建计划的改变而变更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机部发出文件《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总体布置和设计纲要的批复》，文件原则上同意《老营会议纪要》和工厂设计纲要……，为保证第一期工程1967年4月1日开工，希望根据这个纲要进行工程设计。

1967年3月2日，长春工厂设计处生产委员会、二汽造反大军总部、长春汽研所造反大军派出赴京代表，就二汽厂址问题写信给李富春、谷牧并转周总理。他们认为：二汽厂址的选定不符合“靠山、隐蔽、分散”的方针，要求重新审查并选定厂址。在当时的形势下，造反已经成为时尚，造反派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甚至是感觉提出意见就是“革命行动”。此时一机部段君毅等部领导已经被揪斗，早已没有发言权，一机部工作人员对造反派的所提问题，向李富春写出书面汇报，大意是：二汽回湖南建厂困难较大。如果中央仍确定二汽放在湖北，可在现方案上进行调整和疏散。至于将军河和安康，不仅可用地少，而且铁路修到时间晚，不利于二汽建设等等。

3月22日，国家计委、建委对一机部的书面汇报做了书面答复： 1、二汽厂址由湘西改到湖北，富春同志已有答复。 2、具体厂址仍放在郧县十堰至将军河一带。工厂总体布置请你们根据“靠 山、隐蔽、分散”方针和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要考虑加快三线建设的总要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调整，迅速讨论决定。 根据国家计委、建委的批复，1967年3月29日，一机部在郧阳地区行署基建工地召开“二汽总体布置整顿会议”。当初参与选址的饶斌、齐抗、陈祖涛等人都已失去人身自由，参加会议的有中南建委、湖北省计委、建委、郧阳军分区等部门，会议由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和郧阳军分区司令员刘景休主持。与会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现场踏勘和内外磋商，认为“老营会议”所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局部地方可以调整。这次会议后，造反派们稍微安静了些。 1967年4月1日，二汽开工典礼如期在二汽动力厂所在地大炉子沟举行。随后，文革继续深入，进入武斗、夺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二汽基建工地一片混乱。 1968年2月，二汽的“武汉钢工总二汽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及“吉林省红革会”、“吉林省长春公社二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联合汇报组再次给李富春写信，认为：二汽建设存在根本性问题，不符合毛主席三线建设方针，要求二汽改在谷城石花街建厂。 造反派惹不起，国家计委、建委和一机部商定，由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一机部副部长沈鸿主持，二汽的群众组织代表和二汽筹建单位代表于3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二汽建设问题座谈会”，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取得“二汽厂址基本不动，适当调整”的共识。 到了4月份，二汽厂址问题再起争议，一部分人给李富春写信，认为“二汽布局太分散，建成也不能生产”；“二汽的进出通道只有一条老白公路，战时两头一炸二汽就憋死了”；“十堰一带地质复杂，山体滑坡严重，一户人家夜里睡在山上，一觉醒来就滑到了地上”；“十堰水患严重，周围十多个水库，头顶几盆水，到时水库一垮二汽就全完了”。甚至还有“十堰的老鼠比猫大，蚊子比苍蝇大”之类的奇谈怪论。其核心思想是：十堰这里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二汽不能建在大山里。于是二汽建设的“东、西方案”之争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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