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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汽车史话》连载|“设计革命”乱指挥 (一)

引言

“设计革命”祸害了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二汽，当这些人离开历史舞台后，为了让二汽建设回到正确轨道，国家需要花更多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来修正他们的罪过。

出“政治车”是严重影响二汽建设的另一问题。文革中，“政治”成为衡量判断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大小事情，动不动就要“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政治”成为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的最有力武器。

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中方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国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二汽建设也更受关注。一机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的报告》1969年8月21日，总参装备部、总后运输部、炮兵司令部和北京军区、武汉军区、二汽革委会以及二汽包建厂等40多个单位150人在北京召开2.5吨军用越野车定型会议。会议认为，2.5吨军车充分考虑了部队的实战需要，试验表明，该车越野性能好，牵引力大，行驶平稳，机动灵活，爬坡能力强，可以通过泥泞沼泽地、乡村道路，深受部队欢迎。军方希望在改进的基础上，尽快装备部队。国内国际形势都在催促加快二汽建设，早日投产。

1969年5月15日，“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在十堰召开会议，会议内容有二：一是对新设备的试制和生产方案进行审查；二是对各专业厂的工艺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工厂设计的原则进行审查。这次会议更进一步推进了极左思潮的泛滥，认为原五人小组制定的方案是“贪大求洋”，在批判原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出“设计革命”，给二汽的建设造成惨重的损失。参加审查原设计方案的那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工厂设计知识，对二汽的建设和各专业厂的生产建设所需要的条件完全不知道，或者是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认为原设计“贪大求洋”，不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要求，是“修正主义的设计”，要彻底革命，对原设计方案全面推翻，大搞所谓“设计革命”。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经过“设计革命”，二汽原来的设计大幅缩水。如更改原来的厂房设计，大量使用轻钢屋架，又不认真焊接、涂漆，几乎所有的厂房车间漏水，有的屋顶甚至被大风刮掉；有的仓库被砍掉，导致大量设备堆放在露天里风吹日晒，其中一些精密设备锈蚀损坏；把生产检验环节的工装设备砍掉，产品不经检测，质量没有保障；原设计车间混凝土地坪厚度为25厘米，更改为15厘米，降低厚度造成地面抗压力下降，设备安装后地面沉降，损坏设备，无法生产；随意改变车间立柱、行车承重墙、车间保暖系统、厂区道路规划、电力变压器容量、给排水管径等等。如车桥厂，单槽瓦屋面需要更换76%；车间屋架吊装不合格的比例为48%；屋顶檩条搭接长度不够的比例为35%；干打垒墙体100%要更换；7000平米地坪6000平米起鼓、下沉、裂纹，严重影响设备安装精度；中后桥设备车间112台设备只有5台安装合格；由于屋架、柱子、基础均存在问题，厂房内的悬链、天车、行轨吊车都不能安装，所有车间和设备安装需要全部返工。再如厂区铁路，二汽厂区铁路全厂39公里，全部路基填土高度不够，夯实不好，路边坡坍塌，线路坡度过陡，铁轨轨面高低不平，路渣粒度大，厚度不够，路基稳定性不好，全线“带病”运行，脱轨、翻车事故不断发生。16个专业厂地下电缆铺设不符合设计要求；25个专业厂砍掉事故照明灯；地下管线应使用防锈的铸铁管件却随意换成不防锈的普通钢管；已施工的110个阀门管井，69个漏水，类似问题举不胜举，但“设计革命”者均视而不见。1971年7月21日，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向一机部和湖北省革委会报送“设计革命”的成果:

设计革命前，工艺设备总台数18900台，设计革命后减为15718台；减少3182台。

设计革命前，厂区工业建筑面积119.87万平米，设计革命后，减为95.6315万平米，减少24.2389万平米。

设计革命前，二汽建设总投资为11.5亿元，设计革命后，减为9.7亿元。

1971年11月，一机部批准了这份“设计革命”成果。

“设计革命”祸害了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二汽，当这些人离开历史舞台后，为了让二汽建设回到正确轨道，国家需要花更多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来修正他们的罪过。

出“政治车”是严重影响二汽建设的另一问题。文革中，“政治”成为衡量判断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大小事情，动不动就要“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政治”成为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的最有力武器。

1969年10月22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打电话给“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命令二汽加快出车速度，要求1970年“五一”出100辆，“十一”出500辆，届时分别到武汉参加庆祝游行，并明确指出，这是林副主席交代下来的“政治任务”，要百分之百不打折扣地执行。

生产设备都没到位，怎么生产汽车？在那个年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在军代表强压下，二汽人只得用手工加工零部件，找代用配件凑合装车，至1970年4月15日，共组装出10部汽车，如此进度让刘丰非常不满，连续四次打电话施压，并于7月2日亲自来到二汽，要二汽落实出“政治车”的任务，并为此举办“学习班”，反对“右倾保守”，要狠抓“阶级斗争”。湖北省军区一位领导声色俱厉地说：出不出车，是对战争、对祖国、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条件不具备要因陋就简，为出车，死了也光荣。要团结对敌，加速“斗批改”，反对“条件论”。高压之下，谁还敢反驳，二汽人只好在芦席棚内用手工敲敲打打单件加工零部件，到1970年9月，拼拼凑凑造出了21辆“政治车”。

1970年10月1日，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要送到武汉参加建国20周年纪念游行。因为是手工生产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不放心，要是检阅时车在现场出了毛病，那可真是谁也担待不起的“政治问题”。为防万一，二汽人想出绝招，在每辆检阅车上挂上用彩绸裹住的绳子，由8名工人手拿着绳子载歌载舞，一旦车子抛锚，拿着绳子跳舞的人立即用人力将车拉着走。同时派出几十名工人，带上修理工具，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国庆节游行热热闹闹地持续了几个小时，那些工人紧张地在主席台后蹲了几个小时。直到这批“政治车”通过了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对自己的产品如此不放心，可以想见产品的质量，这样的产品有谁会要呢？这样劳民伤财的“政治车”除了给某些人向上邀功请赏外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