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把一汽集团比喻成蔡桓公可能不太合适，毕竟一个是公侯，一个是汽车制造商。

但毋庸置疑，他们都病了，并且病的不轻。

蔡桓公属于典型的“讳疾忌医”，实际上也不能怪蔡桓公，你让一个自己觉得身体健康的大活人“说自己有病”，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即便是来得是大名鼎鼎的扁鹊。

更遑论，蔡桓公也不知道扁鹊说这话背后到底站着谁，是哪个失宠的妃子，是哪个野心勃勃的大臣，还是急于上位都当仨孩子爹的世子？

我觉得，面对扁鹊，蔡桓公首先是谨慎的，其次是犹豫的，毕竟他是知名的大夫，都说“医者仁心”，他要是没有骗自己呢？

不管是疾在腠理、肌肤，还是肠胃和骨髓，病情的发展周期实际上是蔡桓公的犹豫期。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狐疑”是君王的特质。

“狐疑”用在驭人上几乎百利无一害，有时千金买马骨，有时卧薪尝胆，有时开开绝缨大会和鸿门宴。

观音是千手，君王是千面。

只是最终这“狐疑”却害死了蔡桓公，问题就出在，正确的经验用在了错误的事件和错误的对象。

好比婆婆第一次见儿媳妇，儿子喜欢吃大饼卷鸡蛋，那么儿媳妇也多半喜欢，主观臆断过后，是婆婆破碎的玻璃心以及婆媳关系可预见的一地鸡毛。

这个故事的残酷性其实还在于，蔡桓公的病无足轻重，扁鹊却必然留名青史。

文章一开始说“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意思是扁鹊求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就瞧出蔡桓公有病，中医讲“望闻问切”，扁鹊只需“望”这一序就能瞧出端倪，在“养士文化”盛行的春秋，扁鹊成名几乎是迟早的，必然的。

换个角度来说，可能不是扁鹊厉害，更是蔡桓公病的太明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照理说蔡桓公应该多多少少会有病症的感受，问题是他没有，并且反复强调——寡人无疾！

所以，结论还是扁鹊的医术厉害，而不是蔡桓公病的太明显。

跟蔡桓公不同的是，一汽集团的病可就明显了，即便是不用扁鹊这样的神医，但凡是个懂点车的网友，都能瞧得出一汽集团病了，而且病的很重。

一汽集团的病，第一个症候是“海口病”。

2012年时任一汽集团总经理的许宪平“夸下海口”：“到2015年中国一汽销量要达到500万辆，自主超过200万辆。”

更有意思的是，许宪平说完这话的当年，一汽集团自主销量30.52万辆，居然比2011年还减少了近十万辆，其中，一汽夏利就占了大半江山，卖了18.5万辆。

这通充满“互联网跃进式”的发言几乎成了车圈的一个笑话，当年跟许宪平一起“放卫星”的，我记得还有王传福，王曾放言：“要在2015年做到国内第一，实现年销200万辆”。

同样是放卫星，我觉得王传福是可敬的。毕竟，他是民营企业家，野心勃勃总好过庸庸碌碌。

后来，中国汽车市场大盘遭遇过山车，许宪平的“卫星”也成了一段“佛曰不可说”的公案。

我之所以把这个陈年旧账拎出来，说的就是一汽集团的浮躁。

一汽集团的病，第二个症候是“传染病”。

说真的，一汽集团的贪腐是“窝案”，人家说“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汽集团是“拔出萝卜带出萝卜”。

这段故事也很有的讲，只是为人所讳，写出来就会得罪人，所以抱着不得罪人的心，我就从博弈的角度说一下“窝案”的诞生。

之前，我曾跟一个远方亲戚家的小朋友玩，我问她：碰到坏人怎么办？其实我是想考考刚刚教她的110电话号码，但是她的回答让我觉得震惊，小闺女说：把坏人变成朋友。

那一瞬间，我觉得佛陀也就如此了。

实际上，“窝案”的产生也是这个逻辑，我怕你检举揭发，我就拉你一起下水。

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但这背后折射的一汽集团整个体系出现问题，开始运转不灵，逐渐像一架被腐蚀生锈的机器，变慢了，变坏了，变常态了。

如果说车卖不好是“疾在腠理”，那么一汽集团窝案的背后则已经到了“疾在肠胃”甚至要开始向“骨髓”发展的地步。

在这样一个生死边缘的“病人”面前，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更考验着大夫的“智慧”。

了解中国汽车工业的人都知道，从未有一家车企的改革会像一汽这样复杂和艰难，因为它不是一只“好调头”的扁舟，而是业内公认的“航空母舰”。

恐龙学家告诉我们，霸王龙踩到一颗石子要两个小时才会感觉到疼，因为它太过庞大。

这便是摆在改革者徐留平面前严峻的课题，一方面一汽集团的改革千头万绪，另一方面它的体量决定了改革成果不会快的像“母鸡下蛋”，而是“开荒撒种”，“小火慢炖”。

纵观中国汽车产业，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徐留平这样适合的人选，一方面他工科出身，年富力强，另一方面长安汽车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迎来了新的篇章。

改革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学会了生孩子再嫁人，尽管长安汽车也不是一汽集团，但如果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徐留平的改革路径，便会发现和徐留平治下的长安汽车一样，一汽集团的改革始终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牵牛鼻子”，抓关键主体、抓关键领域、抓关键环节。

刚刚履新的时候，一汽集团士气低迷，徐留平就掀起 “我心中的红旗”大讨论，强化员工主人翁意识，让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这抓的是“关键主体”。

一则鼓舞士气，二来破除心贼，让一汽集团的员工跟老思维、旧思想做切割。

随后，徐留平开战闪电式人事大调整，完成竞聘流程的人数超6000人，涉及总人数超过万人，囊括了集团总部、一汽技术中心和自主品牌体系整车企业等“关键领域”，“打乱一盘棋”的背后是为了“重下一盘棋”。

在徐留平上任的第五个月，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大会有三大看点：

第一个看点是战略意图“一汽以红旗为中心，以红旗发展为优先考虑”。

第二个看点是红旗品牌的复兴战略，这个维度包含可红旗品牌的产品规划、销量目标以及年轻化等具体战略。

第三个看点则更多的像是一场誓师大会，一汽集团各个子板块负责人悉数到场，士气不可谓不振，干劲不可谓不足。

我认为，红旗品牌正是徐留平改革中的“关键环节”，这一步棋与当年皮耶希举全大众之力打造辉腾的思路如出一辙，而辉腾也如愿成为大众品牌的“金字塔尖”，随后无论是CC、迈腾、帕萨特，还是后续的朗逸、辉昂等车型都沐浴到辉腾的设计与技术溢出。

更何况，历史悠久、情怀满满的红旗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也是ABB无法撼动的，红旗也确实具备和ABB一较高下的品牌资本。

是苦陷于奔腾为代表的“白刃战”中，还是另辟蹊径从高端切入，徐留平给出的答案我们都早已知晓。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红旗的复兴也需要时间，一旦红旗成功破冰私人消费市场，那么奔腾品牌势必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大众品牌的发展路径。

只是，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件“得罪人”的苦差事。但改革得罪少数人，不改革得罪多数人。

开年1月下旬开始，徐留平调离一汽集团的消息，就开始了自己的谣言传播历程，先是朋友之间的私聊，紧接着是在一些论坛上的发酵，最后是某些无节操自媒体的炒作，霎时间，“徐留平调离”的谣言甚嚣尘上。

随后，一汽集团发问辟谣。

显然，徐留平“得罪”人了，有些人不希望徐留平继续留任一汽。这就是改革所面临的阻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们被动了奶酪，被碰了饭碗，他们从开始的“隐忍”到有步骤的“反攻”，至于这股力量有多大，恐怕只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徐留平才能体会。

无论如何这都在说明，一汽集团的改革已经开始进入“深水区”，徐留平的改革也正在从面子走向里子，从容易改革的区域到看起来不太容易突破的关口。

记得在之前一篇题为《为什么徐留平会让我想起卡洛斯·戈恩？》的结尾，我曾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徐留平能改革成功吗？一汽能成功涅槃吗？

我觉得，今年徐留平的举措，很有可能会让这两个疑问句变成陈述句。

不信，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