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刘经传，曾任解放联营公司总工程师，一汽总设计师，一汽集团常务董事。

1930年刘经传出生在江苏仪征，在战争年代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1948年不顾家人劝阻，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念机械系。

1951年刘经传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实习，1952年毕业后分到汽车工业筹备组，1953年作为一汽“第零批实习生”被派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1954年刘经传回国，被分到一汽设计处。他从一名技术员干起，历任设计科副科长、科长，设计处副处长、处长，一汽副总工程师，一汽总设计师，一汽汽研所所长，解放联营公司总工程师和一汽集团常务董事。

在一汽三年建厂出车阶段，他在消化吸收苏联设计文件资料、配合零部件生产调试、外协件选点和试验鉴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担任越野车主管设计师时，对越野车改进并大批量装备部队立下汗马功劳。

此外，他还在解放换型开发、解放变型车开发、延长老解放牌寿命以及制定解放汽车系列产品型谱方面做出努力。

2018年5月26日上午、5月27日上午、5月27日下午，刘经传在其长春寓所接受访谈。

01.坚持上清华大学

1930年我出生在江苏仪征（现在的扬州）。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念商科系，毕业后到上海谋生。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兰格木行，后转到永泰和烟草公司，在那里做秘书兼英语翻译。

我是家里独养子，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从5岁开始，就随姐姐在家对面的时华小学念书。父亲让我考工部局小学，工部局是管理英租界的机构。这所小学在上海很有名气，学校建筑很漂亮，设施现代化，教学质量也不错，冬天还提供暖气。

因为上过一年学，考起来就很顺利。考题很简单，在三种颜色中分辨出蓝色、红色和白色。工部局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教英语，父亲英语非常好，能直接跟外国人交流，他对我影响较大。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强占虹口公共租界，英国人退守到英租界。父亲很有爱国思想，他说，不能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因此举家撤到租界，住在法租界，跟英租界隔着一条马路。

我们住在古拔路上的古拔新村，这里有四条弄堂，我们住二弄。工部局小学有好几个校区，我就从在虹口校区转到西摩路（现在的陕西北路）校区。父亲坚持步行上班，每天早上先送我到校，再去上班。

西摩路校舍相对简陋，仍是英国人管，功课教得不错。到我考中学时，省立上海中学已被日本人占领，校长吴瑞年就把老师组织起来，在法租界办了所中学，名叫沪新中学，用的是上海中学原班人马。

我两个姐姐都在上海中学念书。父亲是英国派，或许希望将来我到英国留学，就让我考雷士德工业学校，这是所英国人办的学校。学校里各种制度都沿袭英国，英国人喜欢用棍子鞭笞作为惩罚，学校里放着一排大小棍子。

进去后就学英语，老师用英语讲课。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管是法租界，还是英租界，都被日本人侵占。父亲所在公司，也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没收。

上学时我每天都要到虹口，经过外白渡桥，日本统治很厉害。坐有轨电车过外白渡桥时，桥中间设有日本岗哨，必须等他放行才能通行。

日本接收后，雷士德工业学校更名为大东亚工业学校，英语课程全改为日语课程。英国老师和英籍华人成为战争对象，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老师都逃生去了。

父亲认为，这样下去，孩子一生就可能毁了。他让我念完一年级，利用暑假时间考租界里的学校，租界里有沪新中学。初一功课我几乎没念，姐姐就拼命给我补课，结果还真考上了。

从初二开始，我就到沪新中学念书。家里生活已大不如前，不得不变卖一些家产，比如留声机，衣服等被当到当铺，以此维持生活。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永泰和烟草公司恢复营业，父亲复职，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

初中毕业时，省立上海中学已复课，校址在吴家巷，用的是沪新中学原套人马，我们自然升入高中部。学校条件非常好，宿舍还没完全恢复，盖了些木头平房，上面是铁皮。结果有次房子着火，木头从头烧到尾，把我们给吓坏了。

1948年参加高考，我填报了三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三所大学都录取了。父母不希望我去清华大学，因为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当时京沪铁路已中断，他们认为离家后，将来联系会有问题。

但我向往清华大学，向往北方，觉得清华大学空气自由。两个姐姐中，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是地下党。另一个结婚后，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妹妹还在上海上学。父母虽然舍不得，但我坚持要去清华大学，他们也没办法。

大姐送我到黄浦江坐轮船，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只有海运。国民党用驱逐舰改造了三条船：锡麟号（原名大统）、秋瑾号（原名大经）、元培号（原名大纯）。

第一天遇到大风，船不能启航。第二天又去，登船后，船经过黄海、渤海，进入天津大沽港，然后进入海河。我上岸坐火车到北京。

我考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段时间后，感觉电机系功课很重，得肺病的同学较多。就想转系，便申请转到机械系。

02.战乱学生生涯

清华大学确实比较自由，有民主墙，也有社团活动。社团很活跃，基本都由地下党组织。起初，我还能和家里保持通信，到了1948年11月，国民党强行进入清华大学，架起三尊炮，其中一尊以我们宿舍为掩体。交通和通信完全中断。

解放军包围北京城后，双方进行谈判。我们住在清华大学善斋，能听到外面的枪声。炮兵撤掉后，以机械系教授钱伟长为首组织护校队，其实是地下党彭佩云在组织活动，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护校队夜里轮流巡视，围着清华园绕一圈。上海几个同学在交通中断前都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就留在清华大学。当时思想很简单，也没见过世面，就想见识见识。

护校时我们在机械系一楼打地铺住。晚上起来巡逻，天气很冷，包括钱伟长在内的教授，轮到哪家接待我们，就煮一锅粥给我们喝，再吃些点心。

到钱伟长家里时，他是个火箭专家，就跟我们讲火箭。他讲得很起劲，那时候火箭还叫rocket，他就讲rocket怎么怎么样。钱伟长还教我们材料力学，我成绩非常好，他们都说我是钱伟长的得意门生。

北平解放前，双方交战，打得很激烈，我们也不太害怕。后来枪声渐渐小了，清华大学解放，国民党退守城内。

我比较好奇，翻到墙外去看战场。解放军接管清华大学后，他们不进校。护校结束后，我们就在校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解放后我们回到善斋住。老师走了不少，课也停了。去墙外的同学从战场上捡回好多枪支弹药，还有一箱一箱的迫击炮弹。按规定，解放军要回收这些武器。他们回收后，堆放在大操场上烧掉。

校委会组织宣传解放军进城，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段时间后，有个解放军团长带着警卫员，骑马来到清华园，同学们都很好奇，想看看解放军长什么样。

团长戴着东北大皮帽子，借机发表演讲，讲国内形势，也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我当时也不太明白，只觉得解放军很亲近，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中央领导要来清华大学，就聚集在操场上席地而坐。领导来得可真不少，包括叶剑英、彭真、艾思奇等。艾思奇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讲社会发展史。陈毅也来过，他在大操场上给我们讲全国形势。

吃什么？先把美国面粉仓库打开，食堂用来做饭，做主食。美国面粉吃完后，还吃过高粱米。虽然我跟家里失去联系，但离家时父母让我带了个金戒指，我拿金戒指兑换了些钱。

学校地下党组织学生进城宣传，给老百姓讲党的政策，每个人手里都拿一面旗帜。我也跟着进城，随解放军的装甲车和坦克游行，经过前门进行检阅。当时叶剑英是军管会主任，他站在城楼上。解放军队伍非常威武，一些同学和老百姓就爬到坦克上写字。

清华大学的老师都非常有名，除钱伟长外，还有材料课老师王遵明，他夹杂着英文，讲得既生动，又深入浅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教授们都很活跃。我记得有个夏天的夜晚，哲学家冯友兰把同学们聚集到操场上，讲蟾宫折桂的故事，他实际是在讲哲学。还有机械系教授宋镜瀛、物理学家钱三强都来讲课。钱三强讲原子能，华罗庚讲统筹法等。我们受益匪浅。

大概是1950年暑假，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大学做演讲。学校没多少人，也不知道周总理要来。他带着一个警卫员，没有前呼后拥，汽车停在大礼堂前。他在大礼堂演讲，我们在外面可以通过嗽叭听。

恢复秩序后，彭佩云代表清华大学校委会讲话，宣布学校复课，但宣传活动还是很多，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抗美援朝，同学们纷纷报名。

在农村做宣传时，我被查出得了肝炎。大夫说没有好办法，只有老清华留下来的一些药粉，可以溶解成针剂，但都过期了，打不打？

我同意打。当时营养品很少，天天吃白薯和红山芋，不能吃油，所以食堂不敢进，就到饭店要一碗没有油的鸡蛋面条，慢慢养好身体。

我跟家里也恢复了联系。上海还没解放时，大姐去了苏北解放区，她给我写过信，之后我们恢复通信。我把大姐寄来的信，封在我的信里寄回家。后来才知道，这样寄信很危险，大姐原来在上海，正为将来接管上海做准备，解放前上海对共产党防范严密。

1952年父亲因车祸去世，有一天他着急过马路，被公共汽车撞倒。后来有很多人问父亲情况，其实我知道得并不多。

03.到天津汽车制配厂实习

1951年我念大三，开始上像内燃机这样的专业课。我成绩一直比较好，还给别人辅导功课。有个地下党，他被派到解放区，回来后课程跟不上，我就辅导他。

这年夏天，我们开始专业精工实习，在机械系工厂里学车床操作。当时教学已出现一些变化，还没学专业知识时，就要上机床实践，磨床什么都自己操作。这种教学办法让人印象深刻。

这就要讲到汽车。毛主席跟斯大林签订148项援助协议，其中要建一个汽车厂。1950年，在重工业部下设汽车工业筹备组（简称筹备组），当时重工业部代部长是何长工，筹备组主任是郭力，副主任是孟少农，

孟少农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汽车技术权威。他认为，汽车工业相当复杂，需要大量人才，所以筹备组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人才。

筹备组下设汽车试验室。汽车试验室在南池子76号，有个两层半楼的办公室。试验室主任是吴敬业，还有杨南生、支德瑜等老专家。

筹备组就提出，要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山东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等学校招人，1950年和1951年的毕业生来了一批，如沈永言来自浙江大学，王汝湜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1951年7月，筹备组到上面这些大学里去动员大三学生，表示学校实行教育改革，可以先到筹备组实习一年，下工厂锻炼，再回来念大四。

我们被作为未来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建一汽做准备。我所在班级有80多人，其中2/3的同学被抽调到筹备组。接着筹备组把我们分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等较大的工厂里实习。

我被派到天津汽车制配厂（天津拖拉机厂前身）实习，这个厂有800人。当时李刚就在车工部当主任，厂长是个解放军团长，大家都叫他李麻子。

我在这里实习了3个月，各个工种都学，铸造、钳工、车床、机床等。这时我就认识了李刚，知道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实习到车工组时，他教我们车床，还有工具、刀具，让我加工一个双拐小曲轴，老师傅带着我做。加工到最后，曲轴中间一下就断了，这是实训。

这时天津制配厂独立做出一款小发动机，铸造缸体、曲轴、连杆，这些它都能做，唯独不能做分电盘。这个厂知道中国将来要造汽车，而且要建一个大汽车厂。他们认为，能做发动机就能造汽车，因此要造中国第一辆汽车。

汽车怎么造？先设计图纸，让钣金工按照图样，敲出一个车壳子。设计图样的是吕彦斌，他后来去了一汽。他们拿来美制吉普车，底盘原封未动，配上自己做的四缸发动机，做出两辆样车。一辆是钣金工敲的，一辆相当于小旅行车。

这两辆车引起了轰动。他们装出3辆车，到北京献礼，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报纸上做了宣传。

这辆车我也做了贡献。齿轮本来应该用机器加工，但当时机器质量不好，只好用手工做。做出来的齿轮齿子肥大，我们就把它锉瘦些，一个一个锉，直到检查通过。

要生产汽车，就得做底盘。底盘就涉及到螺旋伞齿轮。这机器哪里有？筹备组有两台螺旋伞齿轮，还有一台直齿轮插齿机。这三台机器是南池子试验室的宝贝，掌管它的是杨南生、李龙天和张学孟，还有个姓蔡师傅。

天津汽车制造配厂就希望调这些机器，他们怎么沟通的我不清楚。天津打算做中吉普车，第一步先画图，然后找样车，拆散后，一个一个零件编好号，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我学过制图，同其他人一起做测绘。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格式。图纸有尺寸，就拿卡尺测量，尺寸有公差，公差怎么算？后来告诉我们，只要把图纸尺寸测出来，公差让天津制配厂设计室一个姓胡的工程师定。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就让做材料化验的人来定。

我们就照猫画虎。3个月后，图纸画出来，实习期结束。之后我又到上海闵行的通用机械厂实习3个月，实习焊接和加工等。

04.“你们别走了，都留下”

实习后回来，我被安排到南池子试验室。南池子试验室隶属于筹备组，聚集着全国有名的机械业专家。实习生分别来自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山东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沈阳工学院等，加起来有近百人。

汽车试验室有设计室、加工车间、精工、材料等科室。试验室主任是吴敬业，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勉励我们说，别看我们现在人少，也没有太多装备，你们在这里好好学习，将来汽车工业就要靠你们这批人了。

我被分设计室，负责人是张世英。王汝湜、张曰骞、周亿俭、赵正理等都在设计室。干什么？为天津汽车制配厂制图，也就是测绘苏联嘎斯69。这次测绘比较正规，一个一个零件测绘。分工时把我分到底盘后桥，包括设计后桥伞齿轮，也就是格力森这一套机器。

这时蔡传平要求加入设计组，蔡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认为螺旋伞齿轮是高级技术活，他很有兴趣。张士英就让他代替我的位置。

我被调去测绘嘎斯69的车架大梁。大梁怎么测？自己想办法。我就在试验室找到一块水磨石地，把它作为平板，拿线一点一点地吊。大梁是三维，弯弯曲曲的形状，我就根据尺寸画出大梁。

实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汽车解体。1951年夏天，我们100多位大学生被集中到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学（1950年其本部及数理化等院系并入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大操场上，筹备组提供了两辆车，一辆吉斯150，一辆美国中吉普。

筹备组安排比我们高两届的学长，以及开这两辆车的老师傅作为导师，让我们对汽车进行解体，有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

拆变速箱里的同步器时，我还问这零件干什么用？沈同文（后来到二汽）说，你自己琢磨，琢磨完了再解答。当时的教学方法就这样，他不告诉你，让你自己琢磨。我还真琢磨出来了，同步器是起同步的作用。沈同文说，对了。

我们把汽车拆完，又再组装起来，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老师傅帮着调整，一启动，汽车还能开。拆散、组装、启动、开走，这堂课太有意义，比学校里学汽车构造要深刻得多。

最后老师傅还教我们开中吉普车。共学了4小时，半小时一次，共8次。学的地方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建。我们就从一点都不会，从来没开过车，到能钻杆，能开车。这同样也是实践教学法。

一年实习完后，我们等着回校继续念大四。期间有一天，筹备组的老江泽民通知我们到中法大学礼堂开会。老江泽民胳膊下经常夹着一个皮包，说一口四川话，他上来讲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别走了，都留下。

我们听得莫名其妙。他接着讲，你们不回学校了，就留在筹备组。当时也没觉得太震惊，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后来，学校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同学们被分到全国各地，如洛阳轴承厂、洛阳拖拉机厂，还有到机车厂的。筹备组留下了七八十人，接着再分配，我和另外7人被分到教育处。

我们住在崇文门的一个四合院里，开会和吃饭都在扁担厂，交通工具是一辆中吉普。速成班的讲义，人手一份。干什么？上面安排我们先学俄语。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教材是清华大学俄文速成课本。

教材没有讲发音。当时俄文老师非常紧张，工业筹备组有个老工程师，名叫江朝西，他说他懂八国语言，可以教我们俄语。其实他对俄语不太懂，做了本俄文字典，把俄语分成前缀、中间、后缀，以及主体。他发音蹩脚透顶，文法也不通。

我们很失望。筹备组有俄语翻译，还有苏联专家，我们就跟筹备组教育处反映情况，停止让江朝西授课。没人教怎么办？那就自己学，我们就稀里糊涂地背俄文单词，发音乱七八糟的。

1951年筹备组主任郭力宣布中央文件，要在长春建652厂。大家第一次知道建厂地点，都非常兴奋。当年底，我们8人有调整，组长换成陈善述。这时告知我们，学俄语是为去苏联，而且我们将来都要分到652厂。

年末开始置装，每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外面有羊皮呢子大衣，一个貂皮帽子，一个普通帽子，还有手套。给我们置装的都是上海师傅。

05.翻译苏联图纸

1952年2月，我们被派到苏联实习，一年后回到一汽，受到饶斌厂长的接待。他热情地跟我们介绍一汽情况，让我们把从苏联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在一汽的资料里，我们被称为最早的实习生，后来有文章说我们是“第零批实习生”。

我被分到设计处，底下有设计科。处长是两个老干部，邹就正和胡求真，还有个代培的处长郑以纯。邹后来被调到汽车局，郑是老二汽派来实习的。老二汽不是现在的二汽，当时老二汽还没定地方。

设计处共有百人左右，下有设计科、试验室、试制车间、文件科、行政科等。设计科和试验室的骨干大多是从南池子试验室调过来的，比如叶智、王汝湜、沈同文、蔡传平等，还有从天津调来的吕彦斌、胡同勋等，我都熟悉。

这时一汽已破土动工。我们刚到时，没有宿舍，没有办公室。设计处在西安大路的黄楼里，我们住在绿园，当年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砖瓦平房。没有地板，土地潮湿，箱子放在地上会发霉。夏天还好，冬天得烧火墙，用水得打水井。

我的工作内容，一方面给大家讲课。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对设计处的工作并不太懂，我就给他们讲苏联设计处的组织结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等。我先在设计处科室讲，然后到一汽其他处室讲。再后来，也到外面其他单位和学校讲。他们对苏联的了解大都来自书本，听着都很新鲜。

另一方面翻译带回来的文件。设计处里30多个设计师全部投入到图纸翻译中，其实在此之前，苏联就提供了1952年版图纸让我们练兵。

翻译这些新蓝图时，出现大量问题。这看不懂的，那看不懂的，我就给解释。苏联图纸上有错误，我就按照苏联的程序，给他们发信，由他们更正。

这期间，我建立了设计处流程管理。

在苏联实习时，我们都攒了些钱，准备买些东西回去。我经常到红场附近的书店买书，主要是产品设计、产品试验方面书籍。结果到一汽时，我带回来都是书。我们就在设计处成立一个图书馆，朱德照把这些书全部编号，谁要借谁就登记。这些书大家都很喜欢，针对专业看内容。

翻译图纸要抓紧时间，大家都工作得很晚。晚上累了，有时就在单位打地铺，或者把办公室桌子拼起来睡觉。那时绿园离得远，很荒凉，路上没有灯，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远处有野狼，有时能听到狼嚎。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也一点都不在乎。1953年末，设计处从西安大路搬到老皇宫，有个小四方带天井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后来知道是溥仪登基的地方。

产品设计图纸非常神秘，被称为绝密文件，在孟家屯时有保卫部专门站岗守卫。到老皇宫后，这里很偏僻，北面基本没什么人。为保卫图纸，夜里我们都出来巡逻，每两个钟头换一次人。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大约有五六平方米。

1955年苏联专家到一汽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音译），他是吉斯150总设计师。在苏联实习时，我就跟费思达认识，也在他那里实习过。

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他的助手。别人要找他，得由我安排，向他请教的问题，我得做好记录。这些记录还要复印上报，作为正式文件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