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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显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向高院提起有关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威马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的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将于9月17日进行审理。

事实上，2018年吉利便已提交该诉讼申请，后因管辖权异议导致案件开庭持续延缓至今。一石激起千层浪，吉利控告威马侵害商业秘密一案迅速引起行业的广泛关注——也难怪，在此前国内已判决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中，法院的最高判赔额为3500万元，而吉利威马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则高达21亿元，是为国内汽车产业知识产权纠纷索赔金额最高的诉讼案件。

“标的额确实很高，但案件审理将会极其复杂，审理前已经拖了一年，开庭之后估计也是持久战。”一位律师朋友向汽势Auto-First表示，此类型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存在定性难、举证难、确定金额难三重难题，具体情况还要等案件开庭审理并最终做出判决时才能知晓。

截至目前，吉利、威马双方均做出了回应。

“威马始终坚持正向研发、自主开发，在确保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注重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截止今年6月，在设计、技术等领域的申请专利数已达1076项。威马汽车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我们对赢得这起诉讼非常有信心。”在威马做出上述回应后，9月2日一封《威马家书》则再次做出回应。

沈晖在威马汽车内部信中强调：“即使宏观经济出现疲软，整体车市比较低迷，新能源市场也暂时转为低速增长，来自传统车企和新造车企业的挑战和压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这不会放缓我们在正向研发，坚持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力度，相反，作为初创企业，我们更要强化研发的投入，强化用户价值的创造。不惧寒冬，不惧怕旧势力的挑战，更加不惧怕推动变革的阻力。”

吉利方面的回应则言简意赅：“以法律判决为准。”

除了天价标的额和案件审理的未知性，伴随着“旧势力”状告“新势力”侵权第一案，李书福与沈晖二人的“反目成仇”，便也成为了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江湖故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威马汽车的核心团队成员与吉利汽车颇有渊源。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晖曾任吉利控股集团董事兼副总裁、沃尔沃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董事长，带领团队完成中国汽车工业历史上最大海外并购“吉利收购沃尔沃”，并负责重组沃尔沃全球的治理架构；威马汽车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陆斌于2013年加入吉利汽车，任职副总经理期间完成了经销商网络的整合；威马汽车CFO张然也曾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CFO，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基础设置装配及汽车金融体系管理等。

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内部的“人才流动”已司空见惯，跳槽、挖角并非罕见。威马作为造车新势力，其创建便始于传统汽车行业的“人才流动”，而李书福与沈晖这一次诉诸公堂的“恩怨纠葛”同样也是由“人才流动”而起——伴随着大量汽车技术正向研发人才跳槽至威马，吉利终于按捺不住，诉至法庭。

究竟是正常的跳槽导致“气急败坏”，还是职务专利引发纠纷，亦或是真的商业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正如律师所提到的定性难题，在开庭审理前一切尚属未知。

“恩怨纠葛”也罢，依靠法律手段正当维权也罢，虽是行业内不愿见到的风波闹剧，但若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汽势Auto-First则认为这桩诉讼同样代表着中国汽车产业勇于创新，彻底走上正向研发道路，并对知识产权予以格外重视的成长必修课。

上世纪60年代，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业内知识产权纠纷也随之浮出水面、备受重视，其间最著名的案例当属1964年9月于巴黎车展亮相的保时捷901，由于标致将所有中间数字为0的三位数车型名称申请了专利，保时捷只得将新车改名911。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汽车行业迅速崛起，而在相似商标注册、技术逆向模仿、外观抄袭等方面，国际车企对国内车企提起的侵权诉讼案件不绝于耳，其中也包括本次事件的原告吉利，只不过2003年吉利则是作为被告，被丰田状告“近似商标”案件，当然还有备受关注的野马胜诉福特Mustang一案。

可以说，吉利状告威马一案则意味着当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随着自主品牌不断在国际市场上露角，不断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已成为众多中国车企参与激烈竞争的核心手段，当企业意识到必须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对知识产权愈发重视之时，法律纠纷在所难免。而随着人才流动愈发频繁，车企在商业机密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的进步，同样值得肯定与鼓励。

在汽势Auto-First看来，吉利状告威马一案确实属于“烦恼”范畴，此等“烦恼”绝对算不得“甜蜜”，却也见证着中国汽车行业走上正向研发之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成长与进步，是为“成长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