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好呀，好呀，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1958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从东风牌小轿车中跨出来时高兴地对在场的人作了如上的赞许，脸上的喜悦多少带有一点惊讶。因为，这离他亲临一汽视察时询问饶斌，“什么时候能够坐上我们自己的轿车？"仅隔3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拿出自己的轿车岂能不喜出望外？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午休息时观看和试乘了这辆车。他同时还邀请了林伯渠一起试乘。此举，对于处在建设时期的新中国意义非同一般。

后来这款车在中南海怀仁堂大草坪上连续摆放了十天，供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委员们观看。此事一经传出，业界大受鼓舞，各地立刻掀起“轿车热"。仅在当年就先后有北京的“井冈山"、上海的“凤凰”、天津的“和平”等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轿车向中南海献礼。

建国初期的几年，共和国领导人的座驾以及检阅车都是从苏联购买的吉斯轿车。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就说过，“哪一天开会的时候，能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就好了。”此时的大国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体现国之尊严的座驾必须是自己的。

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举国欢腾。至此，中国结束了不能造车的历史，找回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同时，国家也开始要求一汽着手轿车和越野车的开发。当时一汽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和海外的汽车技术专家和精英。他们认为，一汽有制造轿车的能力，也是释放他们报效祖国的最好机会。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一年后，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检查工作时，向厂里提出三个任务：载重车要改型；要搞越野车；要搞轿车。一汽也提出三个条件：增加设计人员；增加设计部工作面积；要给样车。

曾在一汽集团当过副厂长的李中康，那一年在一汽做焊接工作，当他去苏联实习、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专家时，苏联专家摇头，“想做轿车？你们别那么快。”当时解放卡车刚刚出厂，而轿车工艺难度比卡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人们怀疑中国轿车自造能力并不奇怪。”李中康说道。

但当时“大跃进”风声渐起，人定胜天的思想无可动摇。一机部随后正式给一汽厂下达了生产小轿车的任务，并提出了“越快越好”的要求。1957年6月，朱德总司令将捷克送给他的一辆斯柯达轿车送到一汽作为参考样车。同年8月，又有苏联的“胜利”、法国“西姆卡”以及美国“福特赛飞”等样车先后运到长春。

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提出了轿车试制以“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设计原则。通过比较，轿车设计方案定了基调：发动机和底盘仿造“奔驰-190”；车身结构仿造法国“西姆卡”；外型和内饰件则在西姆卡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不出半年，中国首辆轿车的设计图纸和设计文件全部完工。1958年初，开始进入试制阶段。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感召下，一汽员工已不满足原定的生产进度，1958年4月，厂里组成突击队，把轿车出厂时间由7月15日提前到5月12日，准备把这辆轿车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献礼。

共和国第一辆轿车命名为“东风”，取自毛泽东主席当时最具民族自尊心和大国意愿的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

第一辆东风轿车的第一个乘客叫刘经传，是后来的一汽的副厂长。当时是一汽底盘科科长，负责东风底盘设计工作。5月12日上午，第一辆东风终于装配完毕，车上的发动机一次发动成功，大家兴奋不已，但变速箱的操纵机构由于连接太多，容易“乱挡”，因为对操纵机构及故障比较熟悉，所以在汽车起步时，要刘经传在车上“保驾”，于是他有幸成为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

国产CA-71东风牌小轿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车灯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宫灯造型，发动机罩前方有一条小金龙装饰，发动机最大功率514瓦(7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128公里，耗油量为百公里9升左右。

东风诞生后一路报捷到北京。由于东风牌号是用汉语拼音拼写的，很多人看不懂，见车上有条装饰的金属飞龙，就叫这辆车为“金龙”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认为不好：“人家不认得还以为是外国车呢。”

在送给毛泽东报捷的前夜，送车的一汽员工在北京灯市口一家修车厂用毛体字的“东风”替换掉原来的拼音字母。

第二天，东风牌轿车开进中南海，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然而，由于车身空间不大，没有考虑到毛泽东身材魁梧，乘坐时空间显得狭小(当时的技术人员尚未考虑到为中央领导设计高级轿车，对轿车的认识还是比较单纯)，后经改进就设计出了红旗牌轿车(从此，定位中国的“元首车”或“首长车”)。

1959年10月1日，红旗牌轿车作为国车形象首次出现在国庆十周年阅兵式上，大长了国人志气。当时北京有个歌谣唱道，“小汽车，嘀嘴嘴，里边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

从此，红旗牌轿车与共和国的元帅、领袖们连在一起被定格，锁定了一个时代。

这是个日新月异、激情满怀的时代。从造卡车到造轿车，中国人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对于这样的成就，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都无不为之鼓舞和兴奋。这种自豪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之后由衷的心声。

2004年，央视见证栏目拍摄12集纪录片《与汽车同行》时，找到了当年还是10岁左右的南京市江宁县小学的一批学生（现在已是老人）。他们回忆说 1953年长春建设一汽，全国振奋，举国支持，作为小学生的他们也加入其中，通过以捡废品换来的微薄收入寄往长春表示对建设汽车厂的支持，感动了当时的社会各界，登了报。这些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马路上跑的都是“万国牌汽车”，听说中国自己要建汽车制造厂了，都想出力。

汽车是中国人的梦。背后则是现代化之梦，工业强国之梦。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自动车(汽车)为近期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吾侪欲敏捷，作工较多，必须以自动车为行具。介欲用自动车，必先建造大路……”，后又写信邀请美国福特来华办厂等，包括不少能人志士，社会贤达、军政要人、官僚资本家等，都曾涉足过汽车业，现实是，不是夭折在战乱之中，就是因国力不济，空悲叹，或政府腐败，以失望而落败，成了几代人追求而又难以实现的梦想。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这是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在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对随行人员说的一句话。6年后，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工厂出现在中国，随后中国汽车工业体系也浮出水面。由此，在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鼓舞之下，中国开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