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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

出生年月：1960

美式工程师文化，恰恰是工匠与经理人之间的“多面手”平衡，而这也是拨弄中美汽车行业风云的大手之一。

“他怎么可能不是地道的中国人？听这个中文发音啊，分得出来差别么……”

台上钱惠康（Matt Tsien）在流利地用中文侃侃而谈，我对新入行的年轻记者同仁解释：“对，钱总是美籍华人，中文口语达到这个水平很了不起。”

永远是西装笔挺、二八分背头、黑框眼镜掩住细细眉眼、嘴角微翘出可亲的微笑，绝对看不出生于1960年的他能与“花甲”、“耳顺”沾边，这就是钱惠康在第一个照面之下给所有人的印象。

只是你很难打量出在这份儒雅华商形象背后，是一个理工科学霸的灵魂；而第一遍听他的口音，你也绝难想到他是一位出生在马达加斯加的“ABC”，也曾中文口语疙疙瘩瘩，书面表达佶屈聱牙。

通用中国的朋友曾在我面前，目光顺着眼角斜斜上挑陷入回忆：“我们真是见证着Matt的中文一步一步从初具基础到游刃有余。”而且如今在饮食文化等方面，“归国”25年的钱惠康业已“汉化”，真不枉大多数时间逗留中国。

自1995年首次回归故土参与上海通用成立谈判，到2009年出任上汽通用五菱执行副总，到2014年执掌通用中国，再到如今与这座城市、这个国度相互熟知、获得白玉兰奖的光环加持，钱惠康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见证了通用汽车和中国的“半个金婚”历程。

他也创下了通用中国总裁的诸多“第一次”：第一位华裔掌门人、通用中国独立于国际运营部之后与北美并列的首位一把手、率先兼任通用全球高级副总裁……

不过，钱惠康身上的故事和秘密，却要比看起来复杂和精彩得多，这可以从我曾经小小的误读说起。

五年前第一次参加钱惠康的媒体沟通会时，他将一位记者提问的“是否会推出D级车”听成了“低级车”。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由于那会儿他的中文听力还没那么好，只道是这位商学院气质十足的新帅更侧重管理而不熟稔产品，于是在提问环节先纠正了一下“那是D segment，不是Budget car”。他投来感谢而赞赏的目光，我内心更想要“好好表现”。

晚宴上，我决定和他聊聊技术知识，通过“长短板错位秀”的方式展示一下中国汽车媒体的功底，在刀叉觥筹交错之间将话题扯向了车型产品。

“钱总，2.4L SIDI发动机性能我体验过，动力输出强劲……”我比划叉子的姿势应该也被含笑颔首的他看在眼里。

“钱总，我很喜欢迈锐宝，不但总体轮廓线条给力，它的车窗后侧形状，特别像好看的眼睛外沿线条……”我继续叨叨，他还是微笑点头。

等我说得差不多了，他再次肯定了我的观点，“确实是很好看的车”，然后补充道“后车身设计元素沿袭了Camaro（科迈罗）这款Pony car。”这次轮到我醍醐灌顶了，除了他一口报出科迈罗的设计影响之外，其实国内很多人不太分得清肌肉车与Pony car的区别。

几个月后，我成为了第八代雪佛兰迈锐宝车主，对这辆车一直深爱到现在。同时也得知，原来钱惠康的第一身份可不是管理或者营销专家，而是科班出身的工程师。

与通用全球掌门人玛丽·博拉（Marry Barra）等诸多高管一样，钱惠康也是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学院（现在更名为凯特林大学），这座学府堪称是通用汽车管理层的“黄埔军校”。从那时起，钱惠康的职业生涯就深深地植入了“通用汽车”、“制造业”、“工程师”这几个核心基因，而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更是为其在职场上半场完全扮演工程师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钱惠康履历中，中国人相对不那么熟悉的一段，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满满的“技术理工男”五个大字：1976年起在Delco Electronics从事嵌入式软件和信息技术开发，拉开工程师生涯。1995年至2000年间，陆续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从事各种技术、计划管理和规划工作。1995年来华谈判上海通用合资事宜，扮演的角色也是美方的“首席技术官和业务规划总监”。2005年，甚至还担任了通用汽车全球工程部技术工程执行总监。

“他手里是有不少技术专利的，”我第一次听知情者这样说的时候，赶紧扶了扶快要滑落的眼镜，毕竟在最初印象里，这是一位谈吐优雅、举止谦和的商界精英领袖，怎么也没有跟技术大咖的形象挂钩。

“我中文还不是很好，所以有些时候还会需要翻译帮忙，以后会努力把中文学得更好。”这是刚来中国不久的钱惠康自我评价。

“Matt从小就是学霸，21岁大学毕业，22岁拿到斯坦福硕士，学什么都超级快，中文也是。”这是五年后旁人口中的钱惠康。

解构之下，钱惠康的特点恰恰以当代美国工程师形象为基础，而他的中国血统和独特履历则又构成了与其他美国同仁的差异。

美国、德国、日本，堪称制造产业三大代表性强国，三国工程师文化却是各具特色：日本突出了传统工匠精神，要旨在于对细节极致的追求和服从耐久的品性；德国更侧重当代工程师作风，核心是严谨缜密的习性与较真刻板的态度。

美国工程师独树一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降低传统制造业的权重，转向了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前沿分支比如ICT。因而硅谷崛起、底特律衰落。美国工程师需要成为多面手，向电子科技乃至工商管理去拓展。”玛丽·博拉和钱惠康等“一专多能”的美国工程师是怎样炼成的？这段诠释已经充分到位了。

另一方面，钱惠康对自己的“汉化”要求，恰恰以通用汽车深化在华本土化作为动因，而更宏观的背景，则是中国市场的崛起，已然在通用的棋局里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分量。

中国市场的意义，用“四分天下”来形容，最能一语双关：倘若你将“四分”理解为四足鼎立，那么如今北美、欧洲、中国、日韩正是通用在内的跨国车企最重视的四大区域市场；而如果又解读为“十分之四”，则过去两年中，通用汽车全球销量在840~890万辆之间，中国贡献了364~404万辆，恰好占比接近40%。

动态地看待变化幅度与发展趋势，更能明白这位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肩负了怎样的重任，就像他在2014年白玉兰奖获奖感言里表达的“我要为世界做出一些改变”。

在钱惠康谈判上海通用合资的1995年，国内汽车年产销量才145万辆，不足如今上汽通用一年业绩；当前这个数字已经高居2,800万辆级别，是20年前的20倍。主导上汽通用五菱的技术开发与采购供应链管理的年代，钱氏名言是“上汽通用五菱可以用在美国开发成本的25%来开发一台车”，要义在于规模和研发制造成本；现在新四化当头，他更愿意对大家宣讲“电气化可以切实地解决污染问题，而自动驾驶将有助于解决交通拥堵和事故问题。”

工程师和经理人、中国与美国、传统及创新……身上集合了多重形象的钱惠康，一路走来见证、参与着中国和全球汽车产业风云剧变。二十五年来的恢弘画面已经与他的职业生涯相互打上烙印，难以磨灭。

那双优雅地拿着刀叉的双手，此前曾怎样娴熟地绘制图纸、精准地摆弄测量工具，我没有亲眼见到，但却和亲睹没有什么两样。而美系车企的命运之路，甚至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格局，正是掌握在这样的一双双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