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戴雷的离职，会从拜腾身上活生生扯下它独有的标签。这种痛楚，不单单留给了这家企业，更让所有曾经投身其中的人们，感到错愕、惋惜、不甘，还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悲凉感。

当对与错的舆论交织在拜腾周围，戴雷与拜腾的这三年来，越来越陷入理想化的英雄主义与艰难求生的纠葛当中。从天选之子到落魄江湖，太多人曾试图给出这家企业最恰合时宜的解读。

只不过，三年时间太短，南京几度胜景，栖霞不见拜腾.

中国通戴雷的“黄金时代”

很多人顾不上再回想，在2017年的夏天，是如何看待拜腾以及它身旁的两张外国面孔——戴雷和毕福康。但不可否认，这也的确构成了拜腾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重点就体现在它的唯一性和特殊性。

时至今日，即便身落平阳，对于中国汽车市场而言，拜腾仍旧是一个值得被当作新势力造车时代的样本。多年后，这些人、这些事，或许会成为最具代表意义的例证，用来致敬那些疯狂又难以言喻的“掘金”岁月。

造车新势力集体出土大概是在2017年。

那年9月份，拜腾在上海正式发布品牌，斥资5000万的发布会奠定了这个新晋汽车企业的“高端”底色。3个月后，在北京五棵松花了8000万营造仪式感的蔚来汽车，靠着更胜一筹的“豪横”让整个汽车圈为之震颤。

现在回想起来，再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当时更具“变革”的意味。

人们都没想到，从前一成不变的汽车发布会规则被就此打破，汽车原来可以被设计成“跨时代”的样貌，用户重新被奉为上帝，成为定义市场交易新形态的关键词。

“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牙齿，我们要么被它吞噬，要么骑到它脖子上。”正如此言，拜腾和蔚来们“拔地而起”，给传统汽车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互联网的裹挟中，传统车企匆忙的进入了审视自我的阶段。那个时候，他们表面上看似无所畏惧，但实际难掩慌张，后来的三年时间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不被獠牙啃噬，大部分人开始以“转型”为由头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试图建立起足够抵御外敌的防火墙，目的很纯粹，先要自保。

三年前的夏日，最能吸引火力的，正是拜腾露出的牙齿。人们谨慎而又小心的观察这家企业，不敢轻易作出判断，可以说是因为特别，也可以说是不够了解。

这是第一个外国人选择在中国造车的案例，前所未有。

所谓植根中国、布局全球，当戴雷和毕福康以创业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那种感觉，陌生又熟悉。但戴雷当时自信的很，他说，拜腾的团队非常棒，有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非常国际化，但文化又很平衡，不会以某一个文化为主。

这个组合中，德国人是戴雷、美国人毕福康、中国人是丁清芬，也就是现在拜腾的实际控制人。

这让很多人一度认定，带有国际思维和全球视野的拜腾，未来真的会成为一匹黑马震荡整个汽车圈，戴雷也会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第一个名留青史的外国创业者。

为什么不呢？

戴雷身上的标签太多了，每一个需要以拜腾为题材撰写稿件的笔者，都会不厌其烦的提及这些事实。戴雷常常被人们称作“中国通”，他1998年来到中国，于南京大学学习中文，并在这座秦淮古城遇到了一生挚爱、组建家庭。

据戴雷自己说，对中国的喜爱始于童年，来中国前自己辅修的课程也是中文，当有了能够来到中国的机会，他便义无反顾。

这个决定，对于戴雷来说，足够影响一生。

1998年，互联网浪潮刚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很多电脑爱好者在中关村海淀剧场的广场上排队，等着购买微软的Window98中文版。这时候，李斌24岁，他已经在北京成立了南极科技和科文书业信息技术公司，也就是当当网的前身，并开始筹划汽车网站的创办。当时，在中国家庭中，车还是稀罕物件，与互联网根本不沾边儿。但没人能想到，20年后，地覆天翻。

对于从德国来到中国的戴雷而言，这片等待着被开掘、被应用的土地上，有着大有作为的可能性。2005年，他入职宝马中国，两年后升任营销副总裁，虽然戴雷专业学的是数学，但不影响带动宝马销量一路达到12倍增长。

2013年，戴雷正式接管英菲尼迪担任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当时英菲尼迪在华的状况很糟糕，在凯迪拉克、雷克萨斯的强势挤压下被日渐边缘化，这种形势下，戴雷揣着“中国通”的名片到来后，以“敢爱”的营销思路赋予了英菲尼迪全新的品牌精神，之后凭借押注《爸爸去哪儿》等综艺节目，使得英菲尼迪名声大噪，三年内直接为公司带来150%的销量增长。

这算不算牛？应该是算，后来回忆起那几年，人们曾一度将其称之为 “戴雷时代”。

戴雷“巧遇”金主往事

不过，发生在戴雷身上的种种成功，确实与当时中国所能提供的孕育土壤密不可分，不然不会总有人会揪着戴雷的专业不放，“一个学数学的跟汽车哪儿沾边儿？”

但不可否认，戴雷身上拥有与生俱来的职业经理人素养，说是天生使然也好，说是后天造就也罢，那些印在功劳簿上一的一笔一画，不会因为拜腾的失败就完全消除。

他仍旧是那个经验老道、专业过硬、足够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只不过，作为首次创业者，戴雷就像拜腾最开始给人的印象一样——难以判定。

这背后，其实更多充斥的是疑问和困惑。外国人怎么在中国创业？职业经理人怎么做好创业者？营销大拿怎么转变成造车舵手？单凭第一点，就是个很难的事情。

但戴雷有些特殊，他当时得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得到的机会。

他跟拜腾的缘分其实是在2016年开始的。当时拜腾还不叫拜腾，而是叫和谐富腾，这个公司是由和谐汽车的冯长革、富士康的郭台铭和腾讯的马化腾合资成立。郭台铭和马化腾向来名声在外，这个不用过多解释，但冯长革确实不太为外人熟知。

实际上，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隐秘富豪。

冯长革本来学法律出身，但涉足的行业非常广泛，包括房地产，当然也包括他的和谐汽车。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只卖豪华以及超豪华品牌。靠着长袖善舞的运营才能，2013年，冯长革成功将和谐汽车送上港交所，并于三年后登榜《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汽车行业第52名。

在这之前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2005年，冯长革拿下河南省第一家宝马品牌授权，成立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和谐集团的前身，也是冯长革百亿汽车经销商帝国的起点。

在代理宝马期间，冯长革结识了后来拜腾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戴雷，当时戴雷的职务还是宝马大中华区业务拓展总监，两人说到底算是旧相识。

所以在和谐富腾成立后，冯长革第一时间想到两个人，一是宝马i8之父，也是宝马的副总裁——毕福康，二就是戴雷。当时，毕福康先于戴雷入局担任CEO，戴雷之后担任COO。

可能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偶然知遇，却足以改变人的一生。谈到这个话题时，戴雷曾信誓旦旦：“和谐汽车绝对是超越普通电动车的概念，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知道创业很难，但这个事情如果现在不做，我未来肯定会后悔。”

倘若4年前的戴雷预见到今天的结果，不知道还会不会如此一往无前。但在那个拱手相送的机会面前，单单就戴雷本身而言，选择加入拜腾，仅仅是对下一人生阶段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人生的一道必答题，只不过“选择“总是存在风险，如果成了，就是前无古人的新势力造车标杆，不成，就是PPT圈钱的骗子。

这才是舆论的本质，所谓成王败寇，没有人会为败者唱赞歌。

对比三年前的意气风发，拜腾曾是与蔚来一并列入人们心中最有可能成功的新势力之一。说服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以毕福康、戴雷为主、以及来自宝马、特斯拉、苹果、谷歌等企业“大拿”为辅构成的明星团队、二是足够抓人眼球的首款量产车M-Byte。

2018年1月份，戴雷们带着BYTON Concept（M-Byte的概念车）浩浩荡荡前往北美CES展，当天，展馆外大雨瓢泼，拜腾的微信指数达到了413万左右，同比暴涨34600%。戴雷难掩心里的喜悦，他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媒体说，这次参展的策略非常正确！这让拜腾得到了美国、欧洲、亚洲的广泛关注！

在拉斯维加斯的流光溢彩中，那是戴雷与拜腾真正的高光时刻。

戴雷造车，近水楼台

对于很多人来说，M-Byte至今没有量产是个遗憾。因为在当时，它所达成的效果是“惊艳”，尤其是那块48英寸的贯穿式中控大屏，曾被一线豪华品牌拿来当作设计参考，近两年各家品牌发布的新车型中，也不乏强化“大横屏”的设计。

拜腾所展现出来的种种，一度被认为成是“颠覆”性的操作。也正因如此，从一开始，这家企业就把调子定的很高，跟造车相关的一切支付项目，不见得最好，但一定是最贵的。

比如，拜腾让博世来开发整车控制器，外包价格近亿元，是市面上的大几十倍；焊接车间内，KUKA机器人身上橘色被认为难看，就一律改涂成拜腾金的定制色彩。在中国，员工的名片制作费用一盒高达上千元，是普通名片价格的三倍多，在北美，300多人的的办公室零食采购费一年花掉了700多万美元。

后来，有人将这种“高额消费”归结为拜腾落败的原因，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当时拜腾并不缺钱，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用最贵的价格做最好的品质，为员工提供优厚的待遇，并不代表就做错了什么。

说到钱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回忆起拜腾B轮融资时的情景。2018年，汽车市场第一次遭遇最落魄的一年，但想要投资拜腾的人仍然蜂拥而至。包括领投者一汽集团，还包括动力电池独角兽宁德时代，至今为止，拜腾仍是宁德时代唯一投资过的造车新势力。除此之外，还有清华背景的启迪控股，和江苏“一带一路”基金。

用当时拜腾内部的说法是，那还是拜腾主动拒绝投资人的时候。

人们为何排着队等待拿到拜腾的号码牌？

首席事务官丁清芬一句话道出原委：“很多投资人在当下会看政府有没有支持，这会成为他们是否投你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说的不光是中国，还有海外的投资人。”

从拜腾决定落户南京，就表明了拜腾背后“金主”的身份——南京政府，南京不仅给拜腾股权投资，还给了很多补贴，包括土地和债权等等。拜腾位于南京的先进工厂，曾被列为江苏省的重大项目，总投资110.7亿，规划年产能30万辆。

到南京工厂启用时，南京市委书记曾亲自为拜腾站台，他原话是这样说的，“拜腾是南京政府的亲儿子，是好是坏都要支持。”有政府守擂，拜腾底气十足。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戴雷求学在南京，娶妻在南京，加之德国人的身份，于南京政府而言本身就是一张活名片。不仅是南京政府，2018年10月份，戴雷还获得了一份个人专属的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当天，戴雷以朋友圈的方式传递出这个消息，引无数人艳羡。

这个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它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戴雷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拿到的这份“额外津贴”，绝无仅有。于拜腾而言，起到的作用正是“坚定投资人信心，不论国内还是海外。”

在这过程中，丁清芬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

戴雷还在英菲尼迪时，丁清芬就在他手下任公关总监，后戴雷创业，丁清芬一路随行。在此之前，丁清芬本是中国日报的首席记者，主要负责政府新闻报道，近十年的工作经验让她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可以说，这种政府资源对初出茅庐的拜腾而言，增添了很多其他新造车企企及不到的光环。

在处理中国事务过程中，戴雷身边的丁清芬则是左膀右臂一样的存在，她跟戴雷一样，对这家企业怀有期待，这种期待不夸跃进、很务实。在她眼中，“拜腾能够正常的、健康的长大，只要不犯错，做正确的事儿，就没有问题。”

但没人告诉过他们，能顺利长大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戴毕”之争，拜腾遭殃

所以，一直关注拜腾的人们会发现，在2018年，拜腾做了很多事，除了亮相CES、还有落成南京总部、以一元转让费拿到一汽华利生产资质，引进B轮融资等等，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家正在为实现造车理想不断赶进度的勤奋车企。

唯一引发质疑的事，在一众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闻线索中，偏偏没有关于M-Byte量产进度的消息。在这之前，拜腾原本的计划是，2018年进行大规模量产。

这时候，很多人还固执的以为“好饭不怕晚”。但实际上，2018年已经被认定为造车新势力的“交付元年”，挣扎在洪流中的造车新势力们提刀上马，急匆匆的跑向下一个关口，对于他们来说，分秒必争。

那一年，蔚来赴美敲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电动车企。随后，李斌还和小鹏汽车的何小鹏立下了“一万台交付竞赛”的赌约，他们都想证明自己在新势力圈层中的核心竞争力，一时间，隔空对话的两个人成为汽车圈的焦点人物。

随时间推移，形势变得愈发焦灼，其他新势力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跑赢对手。那么拜腾这时候在做什么呢？他们内部，早就开始了姓“戴”还是姓“毕”的派系斗争。

据未来汽车日报报道，拜腾虽然总部和重要市场都设在中国，但产品、技术和研发却重押海外。其中，拜腾北美研发团队负责车联网、自动驾驶、整车三电等重要研发业务，在中美之间的沟通中掌握绝对话语权。

这些资源和话语权，都集中在毕福康手中。而戴雷只负责中国市场财务和招聘工作。

在盘子越做越大的时候，就越容易因为利益产生分歧，人性弱点注定暴露无遗。毕福康和戴雷就是如此，在毕福康单方面的控制下，拜腾越来越像一家属性趋美的公司，但戴雷心里仍然想将拜腾做成一家融合性更强的企业。

他说，拜腾是一家中国企业，在这基础上又有国际化视野。我能理解中国团队的想法，同样也能理解外国高管的想法，最后希望能创造一种大家互相尊重和认可的文化。

很遗憾，戴雷一己之力过于单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天然的隔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填平的。

中国人都怎么做事？戴雷形容最开始来到中国时的切身感受：“这里的创业氛围在德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每个创业者都比拼谁跑得更快，很多人像疯子一样追求自己梦想，这是全世界最拼命的地方。”在戴雷眼中，这是激发他内心创业因子的原始动力。

然而外国团队又是怎么做事的？有内部人士曾透露，他们严格遵循五天工作制，周末基本联系不到人。

权利斗争、包括中美两地研发人员的沟通障碍，直接影响了拜腾的量产进度。更糟糕的是，2018年底的时候，资本市场对造车新势力态度趋冷，而拜腾因前期过于“挥金如土”，手里已经没钱了。

2019年初拜腾董事会之后，拜腾发布了调整公司内部架构的通知。公司不再设有总裁一职，而是分设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岗位，分别由毕福康和戴雷担任，这意味着，戴雷会承担更多执行工作，谁将主导拜腾接下来的发展也一目了然。

在这之后，毕福康即将离开拜腾的传闻甚嚣尘上。

2019年上海车展上，拜腾还在为所谓的“谣言”做着公关时，毕福康直接站上了艾康尼克的展台，宣布自己找到了新东家。对于这种非常规性操作，戴雷与丁清芬一同出现在媒体面前，开门见山的点明了人们的疑问。

“毕福康的离开对于拜腾的影响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大。”戴雷说。他当天气色不错，仍旧是一身深灰色西装，同往常比并没什么不同。关于量产车和资金难题，戴雷一脸坚定，他告诉人们：“全公司上下都在忙于首款量产车型M-Byte的投产，自己目前只领20%的薪水，另外80%都是以期权的方式，最高管理层都主动把部分薪酬转化为期权，与公司业绩和战略目标直接挂钩。”

即便如此，人们最早也要到2020年才会见到M-Byte量产车。当然，这只是当时的规划而已，真正的落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进入到C轮融资阶段，拜腾内部因管理经营不善暴露出的问题愈发明显，控制成本成了2019年下半年最重要的事项。当时，除了正常推进量产车项目和员工工资之外，其他支出项目大部分都被削减。

可能戴雷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拜腾不再“完整”

2020年，戴雷带着M-Byte再次前往拉斯维加斯时，与两年前的盛况大不相同。时过境迁，C轮融资时除了一汽集团、南京政府两张“熟面孔”之外，只有韩国零部件制造商MS Autotech旗下子公司Myoung Shin Co.和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参与注资，金额只有几百万美元。

在这之前，丁清芬还在给拜腾中国区的员工加油打气：“你们看了最近的报道没有，大家还是很看好我们的。”

可是，在一些不可控的事情面前，乐观并不能起到绝对的作用。如果2020年没有这么魔幻，或许拜腾还有机会能奋起一搏。但实际情况是，今年疫情波及全球，汽车业遭到重创，体量庞大的传统车企尚无还手之力，何况是拜腾。

外力作用下，结果比预想中来的更早一些。4月份开始，拜腾开始陆续传出负面新闻。

例如，中国区员工根据职级以不同比例暂缓发放部分薪酬、美国员工停薪留职、德国办公室部分员工缩短工作时长。核心管理层则集体减薪80%。在微博讨论区，供应商叫苦不迭，在拜腾工厂门口，百余名员工集结讨薪，到接近6月底的时候，拜腾已经拖欠3个月工资，金额高达9000万。

面对舆论围堵，拜腾在6月29日召开董事会，所有股东悉数到场，还包括超过800名离职和在职员工。这场发布会持续了5个小时，由戴雷公布了最终结果：7月1日起中国业务暂停运营，待岗员工留下100人左右，生产研发各占一半。拖欠的工资会分阶段尽快发放，此外，北美和德国办公室已经启动破产申请。

“终于明白创业的滋味了”，一位接近拜腾内部的人士表示非常无助，也许，补齐员工工资，已经是戴雷能给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2020年黑天鹅频飞，拜腾未能幸免，中国区停止运营后，拜腾便因花费84 亿元仍未造出量产车而被央视报道。戴雷，这个曾经手捧无数资源与奖章的创业者，遭遇了他这一生最为煎熬的至暗时刻。

三个月后，戴雷被曝离职，由丁清芬继续推进接下来的工作。

在这之前，其实拜腾已经以另一种方式“重生”，这家新公司叫“盛腾”，外界解读为“胜败”之意，毫不掩饰对此前“拜腾”谐音“败”的偏见解读。这家公司计划融资20个亿，并由一汽集团等股东积极推进。

除此之外还有个好消息，有拜腾汽车内部人士透露，拜腾重组方案已经获得股东会批准，并正在推进落实。这意味着，自6月底“停摆”以来，拜腾有希望快速重启，继续推进M-Byte的研发和量产，目前的计划是，2021年将正式量产。

但戴雷离开后，拜腾还是完整的拜腾吗？

答案不一。

不是没有人质疑过，戴雷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讲好创业故事吗？拜腾不缺戴雷。但也有人说，戴雷标签众多，在一众造车人中别具一格，少了戴雷万万不行。曾几何时，那些人还被戴雷造车的决心打动，他们为M-Byte挥毫泼墨，都是因为相信，这个德国小伙，会在这片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土地上实现梦想。

但戴雷，最终还是成为了九死一生的创业者中的大多数。选择离开的戴雷，可能只剩一条宽慰自己的理由，就像他最初说的一样——“万一失败了，我也绝不后悔”。

现而今，好在还有丁清芬，保留着人们心中对于拜腾的最后一丝希望。她同样是一名为着这份事业抛洒热情的创业者之一，在细节处多有体现。丁清芬曾说，面试新人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面对面交谈，会盯着他的眼睛看，看他究竟对做这份事业有多大的热情。

“全力以赴、问心无愧”，是她对拜腾的解读。

而戴雷，作为这家高起点新造车企的“前”一把手，他的所为和不为，都将成为时代留影的一方碎片，为无数创业者理清被新规则统治着的造车环境，或骑到它背上，或被獠牙吞噬。

而对于现在的拜腾来说，戴雷已是昨日的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