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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交通压力，我国有多地通过汽车限购的方式来得以实现。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实行汽车限购政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彼时，上海市首度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了拍卖制度，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汽车“限购”的城市。

随后，从2010年北京发布“限购令”，到2018年海南宣布全省开始限购，我国共计有八市一省正在或已施行过汽车限购。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石家庄、杭州、贵阳和海南省。

但从海南省之后，国内便再无省市加入限购阵营，反倒是八市一省中的贵阳市，还于去年9月正式取消了汽车限购。从最初的多地响应到如今的“按兵不动”，甚至还有人进行了“自我否定”。

不得不说，这跟国家的政策风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从去年开始，国家多部委已多次明确表态，“放宽或取消限购”将成为新的趋势。

加之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再继续施行汽车限购显然与国家刺激汽车消费的急迫性是背道而驰的。于是乎，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便一再被提起。

发改委再提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

构筑多年的汽车限购壁垒会被打破吗

昨日，在发改委10月新闻例会上，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谈到如何继续抓好促消费工作时表示，除了推动新型消费发展、积极拓展农村消费以及建设多层级消费中心之外，还将促进大宗商品和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汽车消费领域，将会推动汽车消费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旧汽车置换政策，推进主要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路侧停车位设施升级改造等建设。

【图源：发改委官微】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各部委的表态也从去年的放宽或取消限购，逐渐具体为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而这一变化从今年各部委的数次表态中也日渐清晰起来。

今年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强调：“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2月20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减轻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影响，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传统汽车限购指标和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举措。

4天后，工信部印发《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其中也明确，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推动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

4月，商务部再次明确要促进新车销售，推动有关地方放宽或取消限购措施，进一步推动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

“汽车限购”被“引导使用”所取代，已成大势所趋。同时，随着决策层发出最强音，国家部委接连表态，各地或将逐步响应。

此时也有几个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包括我国已构筑多年的汽车限购壁垒，会被打破吗？各地会否真正地贯彻执行，最终实现全面的落地？

事实上，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白施行汽车限购与否，究竟会带来哪些利弊。

放开或取消汽车限购的利与弊

“促消”和“治堵”究竟该如何权衡

推行汽车限购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交通压力，这点毋庸置疑。然而从实际所带来的效果来看，其实是有着不小争议的。

有人认为，由于施行了汽车限购，使得该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得以明显改善。控制了新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使得该城市的道路压力相较之前明显降低。

而那些没有施行汽车限购的城市，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大，其城市拥堵情况也愈发严峻，例如在2019年全国十大拥堵城市中排名第一的重庆，便没有实施汽车限购，其汽车保有量也位居全国前列。

也有人认为，汽车限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相比起限行限购，道路资源的合理规划、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交管部门的指挥协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等，显然更为重要。

以已施行限购的城市为例，类似北京、广州、贵阳等地，即便施行了限购，其道路拥堵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例如马拉车市所在的成都市，虽然汽车保有量位居全国第二，但从道路拥堵排名情况来看，并非就一定是成正比的，而原因主要得益于其道路资源的合理规划等方面。

可见，汽车限购对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所带来的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抛开这个问题，直接来看放宽或取消限购，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施行了限购的城市而言，一旦放宽或取消限购，带来的最直接的效应，便是会极大地刺激当地的汽车消费。据马拉车市所知，在这些城市当中，有不少的人有着较为强烈的购车需求，但苦于无购车资质或是仍在排号当中。

而从我国实际的汽车千人保有量来看，与全球发达地区的保有量水平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说明了我国的汽车市场需求还有着很大的前景和空间。换言之，即购车的刚需还是广泛存在的。

同时，取消了限购也将有助于用更加合理的市场规律来进行自然调节。在限购使交通状况改善较为有限的情况下，让很多市民重新拥有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利。也就是让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购车、是否用车出行。

而取消汽车限购的弊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对于那些已施行限购政策的城市而言，其道路资源的规划、城市资源的配置、交管部门的指挥协调等压力，将会明显增大。

促进汽车消费和治理城市拥堵，该如何更好地权衡。如果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不难解释为何那些施行汽车限购的城市，依然保持“按兵不动”的原因。

其实，从国家决策层的发声，到各部委的多次表态，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相关部门看来，放宽和取消汽车限购，才是应了当下的时势所需，在其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治堵”作用时，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马曰：

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并不代表不能在其他方面进行努力和改进。例如，可通过改善城市交通体系，对现有机动车进行需求管理，来提升整个道路的承载力。同时，也可采用“放开购买，限制使用”的方式来改善道路环境，比如国际上很多大都市都采用过的“收拥堵费”的方式。

在特殊的大环境下，兼之疫情的肆虐和滞后影响，无论是消费者的个人购车需求，还是车企的生存压力，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刺激经济需求，都决定了汽车限购或许将成为历史，而引导使用才是最为正确的方式。或许要不了多久，即贵阳之后，又一个“松绑”汽车限购的城市就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