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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化”潮流，是外国公司“符合美国监管、同时不舍弃中国市场”的双重目标造成的。

文/《汽车人》黄耀鹏

这两届美国政府从不讳言，认定中国为惟一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对打败这样的对手存在“路径依赖”。

美国与前苏联的技术、贸易、人文交往规模，都是不值一提的。“围剿”起来基本不担心殃及自身利益。但中国深度嵌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因此就多了一层麻烦，必须得先寻求“脱钩”。对华大幅收紧技术限制，和贸易战几乎同时，都是在2018年。

脱钩政策的突变节点

中美的技术交流方式非常复杂。通常，它隐藏在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交易之中。纯粹的人文交流大多数局限在学术和教育范围内。

美国始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存在警惕，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内，也只是稍有放松，但总量、层级、范围的控制从未脱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中国加入世贸，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科技链条，即美国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品牌营销和关键零部件供应，中国企业主导组装和低端零部件供应的产业合作链条。中国所组装生产的科技产品运回到美国本土，再通过美国公司的销售网络分销到全球。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同时促使中美科技领域互相投资，人才交往变得频繁。一句话，两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令双方必须进行科技合作。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矛盾加深。表面上的理由一点都不重要（网络安全之类），主要是全球化蛋糕不再变大，而中国沿着产业链攀升得太快，达到了一个构成“严重”挑战的节点。

这期间的表现，则是中美贸易争端增多，但大局仍然是合作的。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两国的政策分歧开始明显加大。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

自此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2018年开始，美国开始对中美科技交流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这被解读为美国想要中美技术脱钩。

中国这边，更早意识到美国将要采取的政策。

2016年起，中国各行业开始不同程度对美降低依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中国“阅读”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认知，认为中国技术增长的结果，很快将遭遇打压。

中国在5G、ICT和电力技术上领先，而美国则在芯片、材料基础等学科领先。作为跨域工程应用的人工智能，中美各擅胜场。

2019年布鲁塞尔一家名叫“数据创新中心”的研究机构给中美AI能力打分，美国在人才、研究、开发和硬件上领先，中国则在技术应用和大数据研究上领先。而且，中国的进步相当快，美国的固有优势正在岌岌可危。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美国选择了在芯片供应链和华为两个点上，对中国实施重点进攻（这两个点有联系）。这是当今汽车芯片国际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之一。

100%技术脱钩无法达成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有预测表明，在2024年底（即拜登政府当前任期结束时），如果美国维持对当前实体名单实施的限制，他们的全球份额将损失8%，收入将损失16%。

如果拜登加把劲，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即100%技术脱钩，全球份额将损失18%、收入下降37%、高技能工作岗位损失4万个。

与此同时，中国将损失几乎全部的高端手机等3C产品制造能力，仍可维持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因为中国已经基本形成28nm制程的“脱美”制造能力。所以，汽车供应链也有望在未来几年被重建，但中间的损失恐怕会超过30%。

简单说，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正在评估，要向前走一步，用“兑子”方式摧毁中国的高端电子消费品制造能力，还是见好就收。

美国目前形成的共识，并非100%脱钩。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将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这是美国的核心关切。AI、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基因编辑，虽然看上去“可以”作为民用技术，但已经存在安全困境。原因很简单，它们存在巨大的军事前景。

过去的2020年，在量子技术领域，中国申请的专利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惟一一颗量子通讯卫星（尽管只是试验性质），美国面对新技术的安全困境，很焦虑。

美国因此对中国实施了最大限度的科技人员往来的禁令。美国禁止申请联邦资金的机构和人员，同时拥有中国课题。

这种封锁将引起双方相关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技术标准、人才培养的脱钩，也将对上述技术商业化发展形成阻碍。

而底层技术的标准（诸如5G标准），也将成为重点区域。美国此前尴尬地放行了华为参与5G标准的讨论。因为华为缺席，将导致标准协议无法达成。当然，美国正在努力推行国际科技标准组织中排除中国影响。“布拉格5G安全倡议”就是一个典型。

什么延缓了内部共识达成

中美终将走到根本性战略对抗这一步，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侥幸和规避的可能。人们好奇的是，为什么美国2018年才选择做得“绝一点”，此前对中国并未实施根本性科技脱钩的政策。脱钩是以“中兴事件”为标志的。

在2018年，中国的国内消费对经济贡献已经超过76%，美国丧失了更好的脱钩时机。

对于美国来说，形成共识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时间。在中国市场得到巨大利益的美国科技公司，对共识有强大的牵制作用。苹果、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波音都拥有不可忽视的在华利益。

不过，这些公司的游说能力不能高估。它们的影响力，也就限于申请“临时许可”，维系特定订单，而不足以对华府政策构成长期影响。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都采取扭曲式宣传，让普通民众对中国形成固有的偏见。很不幸，忙于给别人洗脑的精英分子，也不可避免地被洗脑，甚至形成了条件反射。

直到2020年，美国经济学术界（注意，并非大众媒体），仍几乎对每一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质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虚假和粉饰现实。

经济数据固然可以造假，但难的是长期大面积造假。譬如贸易数据，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也会有自己的统计，和中国海关的数据很容易比对。中国进口的能源、芯片数量，以及发电量、交通运输的吨公里数据，都难以造假。如果这些数据不断增长，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少水分，是很容易交叉验证的。

他们就是对此视而不见。一说到中国的数据，就会产生本能的不信任。通常，人们很容易轻视一个骗子。当中国被打上“欺骗者”标签的时候，对中国能力的认知就会产生低估。

“中国崩溃论”和“增长不稳定论”，就是这样交替流行。如果美国长期如此看待自己对手的，那么它可能受到自己认知的蒙蔽。

5月20日，中国的火星车“祝融”登陆火星并传回照片后，NASA新任局长比尔·纳尔逊在推特上祝贺中国航天局。而在同一天，他在参院作证，举着“祝融”拍摄的照片，称美国应该“认真对待，大力投资登月计划以实现重返月球”。

很多人将之理解为，纳尔逊拿中国成就来向国会要经费。这一层意思当然存在，但也表明，美国知识界已经在认真看待中国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大力投资自己，而是被“负面议题”限制了想象力，结果不言而喻。

脱钩的演化结果是“去美化”

但到目前为止，脱钩的基本思想，仍是认为中国缺乏创新动力，必须靠窃取知识产权赢得发展。因此只要掐断来源，就能遏制对方，保持自身优势。

封锁当然可以造成困难，但也创造了中国芯片产业的机遇。

当前中国拥有国产化芯片生产设备、国产半导体材料、指令集、EDA软件、光刻机、硅片、模拟芯片、射频芯片。但相比美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竞争力不足，且没有企业愿意投资，因为会亏本。可是封锁令直接推动了芯片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投资浪潮。

就拿EDA软件（芯片设计开发环境）来说，这个市场不大，目前全球规模约150亿美元。和汽车产业两万亿美元的盘子，简直无法相比。而且全被几家美国公司把持，垄断的饭很香。

现在的局面，则是国产EDA市场被人为创造出来，数十家创业公司受到资本支持，争相进入。因为庞大的中国客户需求被美国屏蔽，必须寻求替代。

光刻机也是如此。中国能够生产光刻机，但没有极紫外光（EUV）生产能力。而且其它光刻机也因为技术和成本，竞争不过阿斯麦、尼康和佳能。现在则迎来了大批订单，对中国相关企业来说，美国禁令就是“春天到来”。

中美技术脱钩，固然可以扰乱供应链，造成数年的困难，并延长中国技术进步的时间。但到头来，只要拥有稳固的需求，技术就能被创造出来。

美国想要保证自己技术利益，最优选择在于延长回报期和固化路径。维持合理价格是重点，这样就拉长了技术回报周期，让后来者无利可图，形成对美技术依赖的固有路径。

而脱钩、封锁，只对中小国家有效。对于中国这样坐拥庞大国内市场，资金、资源调配能力强，且工程师队伍庞大的国家来说，可能适得其反。

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即只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彻底封锁，而放弃全面脱钩的目标，后者意味着“不允许中国使用美国的任何一种技术”。这是无法达成的、虚幻的目标。但是，如果不全面脱钩，就难以精确地遏制规模和范围。

脱钩损害了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准入。“去美化”潮流，是外国公司“符合美国监管、同时不舍弃中国市场”的双重目标造成的。

“部分技术脱钩”带来的影响，则是美国企业的盈利下降，再投资意愿受阻。

有机构预言，美国的芯片限制政策，将导致自己从全球半导体领导者的地位上滑落。芯片当前技术周期，正受到“量子隧穿效应”的影响遇到瓶颈。

封堵一个重要市场+产业竞争者，对于美国在“新创新周期”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文/《汽车人》黄耀鹏）【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