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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真是神奇。”

刚过去的5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结束了美国之行，回到东瀛，他第一时间举行了关于美日两国半导体结盟的记者发布会。聊到华盛顿的出访经历，他直言与美国代表握手的那一刹那，自己感受到命运的奇妙与不可思议。

萩生田光一之所以用“神奇”一词来形容，是因为握手结盟的美日两国，在半导体问题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对抗，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日美半导体摩擦”。这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也成了日本半导体产业跌落神坛的重要拐点。

“后来日本确实走错了路。”

萩生田光一在发布会上简单回顾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面对闪光灯闪个不停的现场媒体，他坦言日本半导体的衰落有美国等对手的打压和反击，但更多的还是日本自己战略和战术犯了错误，才导致行业的衰退和野心的挫败。

傲慢与偏见

上世纪八十年后期开始，电子产业陆续诞生了几种新的分工模式，如计算机领域的硬件、应用程序、操作系统与半导体微处理器等的生产分离，美国科技巨头苹果的iphone全球性分工与制造外包，以及半导体产业设计与制造的分离。特别是半导体领域的分离，到目前演化出主要的三类运作模式——

第一类是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可以集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于一身，以三星、英特尔德国企业为代表；第二类是Fabless，只负责芯片的电路设计与销售，将生产、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以联发科、博通为代表；第三类是Foundry（代工厂），只负责制造、封装或测试的其中一个环节，最典型的是台积电和联华电子。

遗憾的是，日本的半导体公司一直不愿尝试设计和分工分离的新模式，最近几年依旧是IDM模式的拥趸，几乎所有价值链的制造环节都想拽在手里自己干，这也酝酿了新时代在半导体产业上的衰落。

日本究竟怎么想的？

日本资深电子产业记者、《電子立国は、なぜ凋落したか》（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作者西村吉雄认为，东瀛的半导体公司之所以消极对待行业的分工大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折旧成本的意识较为薄弱。日本从事半导体研发的技术工作者们，往往对运行成本较为敏感，对折旧成本并不重视，日积月累，成了整个行业的通病。

伴随着制程技术的不断进化，设备投资的折旧也逐渐成为半导体生产的最大成本，当半导体生产成了新一轮的烧钱巨坑，投入产出比是不划算的，部分业务不如请台湾公司代工。在代工这条路上，来自美国的英特尔和韩国的三星算是后知后觉，但最终也还是赶上时代的末班车，唯有日本公司执迷不悟，硬生生错过窗口期。

直到本世纪初，日本的瑞萨、松下和富士通等公司陆续缩减生产部门，甚至将其出售，这也直接导致了2013年左右的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大规模跳槽。当日本公司意识到自己对外部代工的依赖时，为时已晚，因为晶圆代工是一个高资本投入、高技术壁垒的赛道，且回报周期长，巨大的蛋糕也被台湾玩家提前抢占。

日本还是太顽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瀛玩家们把晶圆代工贴上落后的标签，认为这是技术陈旧与劳动密集型的代表，只配为高溢价的芯片制造商贴牌制造廉价产品。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本质上还是源于闭门造车的偏见，张忠谋等枭雄在台湾筚路蓝缕，但彼时的日本却以老大哥的心态呼呼大睡，醒来发现，自己已被竞争对手狠狠地甩在了后面。

DRAM芯片的落伍，也是日本傲慢的一面镜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芯片制造商在DRAM领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只能将数据保持很短的时间，需要定时刷新）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全球市场份额一度高达80%。

王者之师，可谓所向披靡，日本DRAM芯片之所以一骑绝尘，很大原因是适用于一度流行的大型计算机，这一类计算机因为换代周期慢，所以对芯片的质量与寿命要求都很高，日本擅长大规模生产高质量的DRAM芯片，在赛道上把欧美玩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然而，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却改变了原有的市场结构，但日本芯片制造商却低估了这一革命性拐点的重要性，在DRAM芯片的研发上依旧坚持为大型计算机服务。

当笔记本电脑在亚洲市场日渐普及，日本的DRAM芯片制造商却固执地认为尖端产品才是王道，为了与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对手竞争，他们逐渐降低芯片的价格，却始终不肯降低产品的高质量结构，因此很多公司都陷入了巨额亏损。

最终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芯片制造被迫退出DRAM市场，对于日本DRAM领域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

相爱与相杀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实际上，半导体领域的很多发明都是源于美国，比如集成电路产业就诞生于那里，很多产业链的重要技术突破和变革也大都始于美国——这让美国一度处于半导体的领先地位，日本和韩国都曾被美国老大哥压着打。

拥有绝对实力，美国人开始琢磨着如何在半导体领域赚更多钱，对于日本这样的“小弟”，帮扶一把，对自己的威胁也不大。于是，日本开始从美国那里购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就曾以2.5万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西屋电气引进晶体管，在此基础上诞生了风靡一时的SONY袖珍收音机。

这是美国半导体“自掘坟墓”的开始。从大洋彼岸引进的晶体管技术让索尼迅速发展，三菱、东芝、三洋以及日立等公司也纷纷效仿，陆续从美国购买晶体管相关的专利授权，逐渐培养了属于东瀛自己的产品和市场优势。

“相爱相杀”的故事，从此开始。

日本的狼性，慢慢显现出来，曾经的屠龙少年，逐渐长出厚实的鳞片，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半导体彻底攻陷美国。日本绝地反击的终极武器，正是DRAM芯片，政府牵头，日立、富士通、三菱、东芝和NEC五大巨头集体响应，400亿日元的高投入，耗时四年，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终于在DRAM领域直捣黄龙。

美国终于尝到“被打脸”的滋味。

1980年，美国惠普组织了一场针对DRAM芯片的供应商竞标，共有三家美国公司和三家日本公司参与了竞标。有意思的是，惠普对他们的16K DRAM芯片进行了质量检验，结果让美国人大跌言，因为自己阵营的芯片不合格率远高于日本公司。

考虑到媒体和业界舆论，惠普彼时不愿意公布参与竞标的美国公司名字，但纸包不住火，英特尔、德州仪器和莫斯泰克三家巨头很快登上北美媒体的头版新闻，最讽刺的是，拿下惠普订单的竟然是一直被美国人看不起的日本日立。

日本以美国为师，不断学习与模仿，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创新与突破，以质优价廉的优势把昔日的师傅甩在了后面，美国不少DRAM公司也从此一蹶不振，丢掉订单，也丢掉行业的口碑。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进入鼎盛时期，全方位战胜美国，并造就了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时代。1986年左右，日本半导体产品占据世界总产量的近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国，1990年之后，全球半导体十大厂商里，日本军团就高达6席。

被反超的美国老大哥，终于祭出了遏制日本的“组合拳”，其中属《美日半导体协议》杀伤力最大。

1982年，节节败退的英特尔实在受不了日本军团的反向打压，怒而集结了来自美国的多家半导体公司，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最初，SIA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向日本游说，眼看着对方不肯妥协，最终还是使出了见不得光的伎俩——

在美苏关系遇冷的大环境下，美国以日本东芝违反协议卖机床给苏联为由，明目张胆的对该公司进行抓人罚款，还对日本进行了贸易限制，逼迫签署了臭名昭著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不得不说，美国人那时候下手真是够狠的，日本那边也“投降”得彻底。首相亲自赴美道歉，东芝高层被拘捕扣留，就连美日多家纸媒的头条，都迫于压力不得不刊登了日本谢罪的专题特写。

这是赤露露的“绞杀”。连带着3亿美元的芯片被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东芝等昔日的巨头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半导体芯片的全球市占率从最高峰的50%下滑到10%。以此为拐点，放弃日本的美国开始扶植更听话的韩国，韩国三星也终于从多年亏损中喘过气来，走上半导体领域的新巅峰。

错过的十年

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快速“沦陷”，丧权辱国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固然是一记重锤，但牢固的堡垒只能从内部击溃，真正击垮日本半导体的还是日本自己。最有说服力的，是前文已经提到的对晶圆代工业务的漠视，本质上还是日本玩家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以及源于闭门造车的偏见。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本的终端消费品开始崛起，个人电脑、通讯设备以及电视机等家电产品迅速走红全球，很多公司看到终端的火热需求，却忽视了上游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如芯片制造。

通过终端消费品赚快钱，一度成了很多日本科技公司的共识，他们不惜急功近利，依靠廉价的国外半导体产品来支撑终端消费品的产能，这直接导致国内半导体制造的份额慢慢缩小。当然，这也间接成就了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代工企业，日本消费品行业的利润，养活了不少代工为生的初创公司。

效率优先的原则，也坑惨了日本的半导体公司。

也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这也促成了更大比重的国际采购。甚至有不少日本公司向芯片采购部门下达了海外采购比率和成本削减的目标，在未达成的情况下，领导层拒绝批复相关的采购协议。这些，都慢慢挖空了原本厚实的日本半导体行业，最严重的后果，是日本人才的海外流失。

十年的时间，意味着什么？

技术和人才都流失到海外了。一位长期从事半导体生产的高管告诉日本媒体，日本还在呼呼大睡的十年时间，建造一个芯片工厂的基础成本已从昔日的500亿日元增加到5000亿日元——

但大部分芯片制造商的年度投资额都在3000亿日元以下，包括富士通和日立也是如此。自己没能力投资建厂，只能转而依赖海外。通用电气的日本公司，则直接放弃了半导体业务。

日本的人才外流，还催熟了隔壁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韩国的半导体公司都是由日本工程师一手创办的。三星的半导体业务，发展前期则是由日本专家作为顾问，每周周末飞往韩国做业务和技术指导。

可以看出，日本半导体产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技术引进、到七十年代的自主发展，到八十年代的反超与鼎盛，再到九十年代开始的逐渐没落，日美贸易战只是由盛转衰的一个外因。更多的，是这个国家对产业模式变化缺乏敏感，以及对市场潮流的变化缺乏前瞻。

这是日本半导体人集体的痛：

1987年，以国会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为首的五名美国人站在白宫附近的高台上，面对来自全球的十余家媒体摄像头，用铁锤砸碎了一台东芝收音机。

另一边，日本首相曾根康弘自己掏了1个亿的日元，在美国50多家媒体上刊登了道歉声明，鞠躬之后，还怯生生地强调了“日本的强大离不开美国”。

三十年后，法国人皮耶鲁齐以自己身陷囹圄的不公正经历，写成了《美国陷阱》一书，怒批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恶意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竞争对手、长臂管辖不正当竞争的内幕。暴力无赖重创他国的经济重器，《美日半导体协议》的无耻手段绝非个例。

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一把手的萩生田光一，想必对《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经历刻骨铭心，这也难怪他在与美国代表握手的那一刹那，感受到命运的奇妙与不可思议。

《美国陷阱》的剧本是那么熟悉，这是法国版华为的真实经历，也是日本东芝的跨时空映射，叹为观止的时候，也感慨大国博弈，实力才是最后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