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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1日傍晚，二汽厂长陈清泰急匆匆开车来新华社找我。说中央有关领导，将要开会讨论轿车发展问题，他连夜要赶到北戴河争取参加。  

他告诉我，自己刚刚从美国回来，看到随着产业结构的转移，韩国现代的小马，南斯拉夫的尤哥等小型轿车以轻便、廉价的优势占据了美国市场不小份额。  

他拜托我写一篇内参，和他赶去北戴河参加会议，双管齐下地向中央陈述二汽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小型轿车的主张。  

我们匆匆告别，他连夜赶路，我饭也没有吃，把他的见解写成一篇内参，赶在半夜发出。  

8月12日下午，在北戴河海滨一座别墅里，由副总理姚依林主持，李鹏、张劲夫参加，国务院汽车工业发展领导小组，听取了由中汽联的理事长陈祖涛，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  

当时一汽轿车立项已成定局，陈清泰赶上并参加了会议，提出二汽打算选择市场容量最大的，普及型轿车作为开发对象。这类车可以作为今后国内公务用车的主力车型，也可能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  

会上，副总理李鹏总结说：二汽搞轿车，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拉开了距离，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轿车就上这三家，别再冒出第四家，第五家了。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也十分关注轿车工业的建立。在经过1986年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潮之后，他最关心的是政治上的稳定。他说，造车还是买车，涉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了政治问题。印度官员全都在用国产车。  

当听说有人主张，轿车要搞出口车和内销车两个车型的时候，胡启立明智地警告说：认为国内销售的车就可以降低质量，这样的事情做不得，最后可能会声名狼藉，国内国外都是顾客，都要高质量。其实事情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中国是可以作出好东西来的。  

几天后，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轿车产业的重大决策，轿车工业终于获得了“出生证”。  

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国家对轿车生产实行严加控制。已经被审批的北京切诺基、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后来被称为“三小”，直到世纪之交，“三大三小”的布局一直不曾被逾越。  

我愿化成一座桥  

关于轿车解禁，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十堰轿车研讨会上，我约饶斌作一次长谈，因为突然有事，我要赶回北京，去向他致歉，饶斌爽朗地说，来日方长，轿车才是一篇大文章。  

同年夏天，已经退居二线的饶斌部长到一汽参加解放卡车换型庆功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谈起轿车，他说：“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新的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合力把中国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台下，鸦雀无声，老人的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花。  

二十多天后，饶斌，这位新中国汽车奠基人，在上海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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