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艾柯卡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人为人处事总显得心不在焉、大大咧咧。那么,在一汽与克莱斯勒洽谈合作的过程中,据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石伊恩: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克莱斯勒有一位负责国际合作项目的经理。他去长春谈判的日程是当天早上去,晚上就飞回北京。而且要求一汽要从几点几分开始,非常不愿意在长春逗留。当时我们也了解到,为了考察一汽、争取合作,大众集团董事长哈恩本人却能够亲自去长春待上好几天。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这种态度上的不同,是不是直接导致合作的成功与否?
石伊恩:当然。在洽谈引进整车的时候,一汽派了四个副厂长到克莱斯勒。四个副厂长为一件事情而来,(这样高的重视程度)你能想象吗?结果克莱斯勒的人没有安排他们去见艾柯卡,所以我替他们感到非常尴尬。相反,哈恩博士亲自率团去长春待了好几天。如果我是一汽的,我也肯定会选择大众,因为态度是不一样的。
这里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克莱斯勒国际部总经理Hammes当时就对其内部的同事说过,中国二十年以内做不了汽车。以这样的认识来谈判,结果也一定不同。
记者:还是谈一谈当时的艾柯卡吧。
石伊恩:在我看来,艾柯卡跟哈恩博士应该是一类人,非常有远见,比如说是他提出来要与一汽谈道奇600的新车身。我当时感觉克莱斯勒汽车部门具体做事的人,不愿意让作为克莱斯勒集团董事长的艾柯卡知道很多事情。另外,当时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是格林·沃德,他也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潜力的。
格林·沃德以前跟艾柯卡在一起在福特共事,负责在巴西的福特业务,业绩很好。这个人素质很高,也是非常绅士的一个人。1988年2月,格林·沃德偕夫人来中国,拜访了邹家华等中国政府官员,他也是很有远见的人,积极地想跟中国扩大合资。格林·沃德曾说,我知道大众非常看中一汽,但我很有信心可以竞争过他们。可惜的是,在克莱斯勒汽车的执行层面,负责国际合作的部分人可能有一些抵触,甚至反华的心理。
记者:在大众集团与一汽合作后,艾柯卡曾来到长春,他是否真诚地为失去这次合作机会而惋惜?
石伊恩:是的。在长春,我一直做他的翻译。艾柯卡的确说过:“我来晚了”。
艾柯卡去一汽是在1988年10月,由于天气原因推迟了一天。耿昭杰很热情地招待了艾柯卡。当时,是由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陪同艾柯卡坐专机去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艾柯卡对一汽厂长耿昭杰说:“We are botn ‘car guys’! We are botn got gas running in our veins.”我自己当时是怎么翻译的已经不记得了,但一汽外经处副总工程师李光荣翻译得非常漂亮:“我们两人都是‘汽车家伙’,我们两人都有汽油在血管里”。
编者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克莱斯勒失去一汽轿车项目的原因众说纷纭。通过石伊恩的说法,让我们不禁想到大众集团董事长哈恩在其回忆录——《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的一段话:
在当今这个社会节奏迅速的时代,一个企业的一把手始终应该将战略当作某种富有活力的东西,当作他的首要任务。如果你在这个任务上处于领先地位,你的谈判地位就要强得多。结果是成果评估会更好,速度会更快。作为领袖,你本人也在进行一场较大的冒险。这足以让许多人不去走这条路。特别是在美国公司,人们像保护象棋里被‘将军’的国王一样保护他的一把手。这是“公司政策”的一部分,而我做的始终相反。
也许,这种“公司政策”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位杰出企业家及其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胜负。20年过去,大众汽车在华的年销售量预计超过100万辆,而克莱斯勒的销售数字只有区区几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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