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09日 15:25
来源：法律与生活 作者：周华 王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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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治堵，要理性再理性

文/刘汝忠(法学博士)

2010年12月23日下午3点，北京治堵新政正式公布。被网友戏称为“北京史上最严厉治堵方案”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细细阅读“治堵意见”和相关规定，突出的是“控”、“限”。“控”是控制车辆牌照数量，“限”是限行。再仔细琢磨相关规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能发现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拿发放牌照规定(即《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来说，不难看出其中对“外地人”的特别要求。从法律意义上说，本无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只有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分。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人们依附于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过着本地人的生活，也就无所谓本地人与外地人了。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人们离开故土，追寻着与本地生活所不同的新生活，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今的首都北京，早已不再是依附于土地的农业文明社会，而是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国际大都市。大量外地人已融入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并为北京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早已忘记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如今却又受到人为的以户籍为标准的购车政策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笔者注意到，户籍制度早已被广大民众所诟病，各地户籍制度改革也在探索和进行中，党中央、国务院对此也高度重视，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限外”政策会让人产生“歧视”之嫌。

就限行来说，高峰时段外地车辆不得进入五环以内，这又让人觉得是对外地人的“区别对待”。要知道，不管是北京牌照的车辆，还是外地牌照的车辆，车主所领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驶证，这意味着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它可以任意驰骋。试想，北京开限制外地车进京之先河，外地是否也可以限制北京车或非本地车进入呢？如此这般，车还能开到哪儿呢？

从行政法的视角来考量，如果说将发放牌照视为一种行政许可的话，那么，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后，享有在被许可范围内的特定权利。限行必然影响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即使限行合法，也要补偿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如果说将发放牌照视为一种行政确认的话，则发放牌照行为是政府对公民一项财产权利的登记认可，不存在数量控制问题。笔者在此无意探讨发放牌照行为的性质问题，只是想说，控牌、限行的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如此，有人会说控牌不行、限行不能，对于治堵，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呢？

正如北京市政府某官员所说，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是个世界性难题。但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鲜见控牌、限行，无不是采取经济手段。

或许，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问题，经济手段的调节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众所周知，美国是个汽车大国，号称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纽约、旧金山都是美国的国际大都市，这两大城市解决交通拥堵的杀手锏更多的是经济的手段。拿停车收费来说，停在市区内一个晚上的停车费有的甚至比人入住星级宾馆还贵。因此，当人们驾车进入市区时，会充分考虑用车成本，从而作出较为经济的选择。此外，进入这两大城市中心区，正好要经过大桥，大桥收费通行也就成为了控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的手段之一。更为有趣的是，在旧金山(更确切地说是在整个加州)，快速道上只允许搭载三人(含司机)以上的小客车行驶，由此鼓励人们拼车出行，这或许也是治堵的一剂良方。

笔者对于在拥挤的城市控制汽车牌照发放规模持赞同态度，但问题是如何控制。目前，北京市采取的办法是政府规定总量、政府规定发放程序和条件、政府负责发放等，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发放各种票证的情形。这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其实，获得汽车牌照便获得道路使用权，甚至获得类似于排污许可权。那么，北京为什么不可以采取类似于收取排污费的方式来实现汽车牌照规模的控制呢？如何收取，则另当别论。

此外，市民的交通意识、规则意识、驾驶道德的培养，恐怕也会是治堵的一剂良方。与北京相比，澳门是弹丸之地，但澳门人均拥有车辆远远高出北京却不堵车，这吸引了诸多国家和地区赴澳门一探究竟。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是澳门人的规则意识强、驾驶道德好的结果。这，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北京的政策，是北京市的政策，也是影响全国的政策。政策的科学、公平、合理、合法，是北京人的期盼，也会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但愿北京市的治堵政策能顺应时代、彰显公平。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