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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广人出庭作证，戈恩的结局早已在2018年5月设定

编译 | 杨玉科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凯利审判中迎来一位新证人。

2021年2月24日，日产汽车前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出庭作证，称其当时同意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拿到更高薪酬，是为防止戈恩跳槽到竞争对手处。

因涉嫌帮助戈恩隐瞒数千万美元薪酬，日产汽车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正在日本受审。西川广人针对他在戈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解释。2018年11月，戈恩和凯利同时被捕，此后日产汽车和联盟持续动荡，戈恩逃离日本，去往黎巴嫩，留下凯利一人在日本受审。

西川广人现年67岁，戈恩被捕时，他是日产汽车仅次于戈恩的最高级别领导。因此，他应该最了解戈恩和凯利被指控背后的许多细节。由于戈恩在逃，对凯利的审判将是唯一一个可能揭开戈恩事件真相的公开途径。

西川广人身穿黑色西装出庭。他对检察官陈述道，戈恩对薪酬披露规则很厌烦，并向董事会表达了这一态度。2011年，他与凯利达成一致，认为戈恩应该获得更高薪酬，以防止他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而且戈恩退休后，应该获得竞业协议和顾问服务薪酬。

“鉴于全球对人力资源争夺激烈，戈恩的工资相对太低。”西川广人在回答检察官的问题时表示，“这会给日产汽车造成威胁，所以我支持凯利的做法。”

当被问及“为何要在一份概述薪酬文件上签字”时，西川广人表示，是凯利让他签署这份文件的，当时凯利负责薪酬，而且“这只是草案，我想支持这个计划。”

随着戈恩和凯利被捕，西川广人成为日产汽车指控戈恩和凯利的代表。两人被捕当天，西川广人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攻击戈恩利用日产汽车资金谋取私利。

01.

新证人西川广人

眼下最大的问题是，西川广人是否也参与了戈恩的薪酬决策？如果参与，参与程度有多大？

戈恩和凯利被控在截至2018年3月之前的8年时间里，瞒报戈恩薪酬约90亿日元（折合8500万美元）。在与戈恩共同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后，西川广人于2017年4月独立担任首席执行官，并担任董事会成员。2019年年底，西川广人因其薪酬丑闻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一方面，凯利极力否认对帮助戈恩隐瞒薪酬的指控，试图为自己洗脱罪名。另一方面，同样也在受审的日产汽车没有提出任何抗辩。西川广人的证词可能会透露一些信息——作为一家有着严格体制管理和制衡的上市公司，其董事长是如何在近10年时间里谎报自己的收入。

西川广人在证词中说，这几年期间，他还签署了其他几份文件——凯利称这些文件是对原来协议的更新。而且西川广人承认，签署时并没有仔细阅读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仍处于起草阶段。

戈恩被捕后，西川广人曾表示，他愿意为戈恩的丑闻负责，并打算在日产汽车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后，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但2019年6月，在接受一家日本杂志采访时，凯利表示，西川广人完全了解戈恩的薪酬状况。他还透露，西川广人通过调整股票升值权，获得数千万日元额外收入，最终导致自己离职。

日产汽车并不认为西川广人获得的额外收入违反了法律。西川广人也否认是他下令支付，称此事是员工处理不当所致。

戈恩对西川广人有着提携之恩。两人合作始于2001年。1999年，雷诺集团收购日产汽车约三分之一股份，将其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戈恩被任命为日产汽车首席运营官，他选择西川广人负责一个新部门，该部门主要协调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之间的采购问题。

多年来，戈恩对西川广人进行了培养和提拔。但当戈恩开始推动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进一步整合时，两人关系开始变化。西川广人在2018年4月接受《日经新闻》(Nikkei)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将两家公司合并“没有好处”。

据Bloomberg 报道，2018年10月，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哈里·纳达（Hari Nada）将其搜集的戈恩涉嫌财务不当行为证据提交给西川广人，西川广人很快同意与日本检察官合作。随后，西川广人继续帮助组织安排，协助推动逮捕戈恩和凯利的行动。

2020年1月，戈恩在贝鲁特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他被捕后首次面向公众。会上，他对包括西川广人在内的日产汽车高管进行指责，指控他们密谋推翻戈恩，以阻止日产汽车与雷诺集团进一步整合。

日产汽车则坚称，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戈恩和凯利的不当行为”。该公司为此找到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

凯利的审判从去年9月开始，预计到今年7月左右结束。西川广人是在凯利审判进行到约一半时出庭。

02.

矛盾证人纳达

戈恩被捕之前，纳达在业界可以说名不见经传。但其实在日产汽车内部，他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日产汽车法律部门的重量级人物，负责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办公室。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公司公告中，照片也很少。

但最近几周，这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却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审判其前上司凯利的审判台。

在证人席上，纳达一直是冲突的化身。一方面，他披露了戈恩、凯利和其他高管如何规避披露规定的细节。另一方面，纳达承认，在政府豁免的前提下，他帮助支持了这一计划。

表面上看，纳达扮演着恪守规定的角色，为了让日产汽车远离麻烦。但纳达的行为却导致戈恩下台，进而引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至今仍困扰着这家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及其联盟伙伴雷诺集团。

上周，纳达结束了在法庭上的作证。这次出庭，他首次公开回应戈恩事件中最让人费解的问题之一——是什么让他背叛戈恩?

纳达的证词不仅事关戈恩和凯利，而且事关日产汽车的阴谋以及与雷诺集团合并的争议。

纳达是一个狡猾的公司操纵者，他进行了幕后操纵。纳达在法庭上说，他受够了戈恩越来越多的不当行为，他愿意出庭指证戈恩并获得豁免，因为他担心自己也会卷入同样的法律案件。

但事件的主人公——戈恩的故事却大不相同。戈恩在贝鲁特表示，纳达只是日产汽车阴谋集团的一员，他们为阻挠戈恩将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合并为“不可逆转”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陷害戈恩。

纳达的证词表明，在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之前，纳达确实希望戈恩下台，而且当时合并趋势一直困扰着纳达。

03.

都是合并惹的祸

纳达的证词意义重大——这些证词为戈恩反复强调的说法提供了佐证。戈恩计划通过控股公司，实现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的合并。

2018年2月，也就是戈恩被捕之前的9个月，雷诺集团表示，将延长戈恩领导联盟的任期，但有一个前提，他要把合作关系“不可逆转”。

根据凯利的辩护团队在法庭上提交的电子邮件，这引发了日产汽车高管越来越大的担忧。日产汽车许多高层绝不允许与雷诺集团合并。

同月，时任首席执行官的西川广人给纳达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担心，戈恩为换取其权利和薪酬，可能会被迫做出有利于法国方的合并承诺。

纳达随即给日产汽车法律团队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加重他们对雷诺集团计划将日产汽车整合的担忧。他在邮件中写道：“或许，雷诺集团现在已经有一列火车在运行，终将导致雷诺集团全面整合日产汽车。”

2018年5月，纳达表示，他向另外两名日产汽车高管提出戈恩涉嫌财务不当行为问题。纳达作证说，当时他们预计戈恩将于2019年退休。如果真是这样，戈恩预计会加速将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合并。因此，他感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我知道他要退休了。”纳达在法庭上说，“而且我很清楚，戈恩正在谈合并。合并也是戈恩退休的结果。我认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合并计划马上就要实施了......”

“由于戈恩要退休，为了保持对两家公司的控制，他将合并两家公司，”纳达说。“我觉得火车马上就要出站了，必须让它停下来。”

就在2018年11月19日戈恩被捕前一天，纳达还发出了另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显示，纳达似乎向西川广人提建议，日产汽车应该利用戈恩被捕事件来重塑与雷诺集团联盟关系，雷诺集团持有日产汽车43.4%控股权。在那封邮件中，纳达以“XXX”代指戈恩。

“日产汽车的理由可以是，因为XXX先生的不当行为，以及他的日产汽车代表董事职务被免，联盟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联盟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纳达写道。

当纳达滔滔不绝地向审判长讲述其故事时，凯利和他的法律团队也在场。凯利是一名美国人，他在日产汽车一步步晋升到高层位置。

此案的关键之处在于，戈恩是否在凯利的帮助下，合谋将数千万美元的延期薪酬从财务申报文件中删除。

戈恩本应和凯利一起坐在法庭上，但戈恩选择了逃离日本。2019年12月，戈恩弃保潜逃，去往黎巴嫩。

凯利的辩护文件显示，早在2018年5月，日产汽车就计划撤掉戈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有几张流程图——按照纳达要求完成，设置了不同场景：其中一张图显示，如果戈恩被雷诺集团解雇会发生什么；另一张图假设戈恩本人可能想辞职；第三张图则预设日产汽车抛弃戈恩。

在一张图中，日产汽车假设了一种“定罪事实”——将戈恩逮捕并定罪。这些假设场景还包括这样的构想——如果董事长破产或者精神上丧失行为能力，事态将如何发展。

纳达在法庭上作证称，在2018年年中，他的策略是收集对戈恩的不利证据，在董事会上与戈恩当面对质，迫使戈恩辞职。如果戈恩拒绝辞职，公司就计划将证据移交给检察官。

04.

吹哨人

但事实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日产汽车的法定审计员直接联系日本检察官后，纳达被吓得采取了指证戈恩的行动。

纳达在法庭上回忆：“我意识到，检察官至少已经知道日产汽车牵涉问题。我担心，我之前的参与会被误解……戈恩被调查的很多事情我都参与……我的参与可能会被误解。”

很难用一句话来描述纳达。可以说，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证人。一方面担负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一方面还充当着认罪协议人。在纳达的批评者(包括公司内部人士)看来，这损害了日产汽车对戈恩调查的正当性。

批评人士指出，戈恩被捕后的几个月里，纳达一直在督导日产汽车针对戈恩的调查。他还委托日产汽车外部法律顾问公司Latham & Watkins协助调查。这也造成了潜在的冲突，因为纳达曾就戈恩的许多薪酬方案向该律师事务所咨询，而这些方案目前正受到日本检方调查。

批评日产汽车针对戈恩事件进行调查的人士表示，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调查方从来没有直接询问戈恩或凯利，听取他们对全部指控的回应。

主要批评者是雷诺集团前首席执行官蒂埃里·波洛雷（Thierry Bollore），他在2019年10月8日写给日产汽车董事会的信中表达了担忧。

“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纳达先生居然还继续在日产汽车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太不可思议了！内部调查的可信度，包括日产汽车的公司治理都会因此受到损害。”波洛雷在信中写道。

收到信的人已向Automotive News证实了上述内容。

此外，波洛雷还强调日产汽车当时的全球总法律顾问Ravinder Passi的边缘化事件。Passi也曾在2019年9月致独立董事的一封信中，针对纳达职责是否恰当，以及围绕日产汽车内部调查的其他问题提出质疑。

“我相信，此类问题会带来实质性担忧。这些问题会在将来某个紧要关头出现，给公司带来风险和压力。”Passi在这封信中写道。

这封信后来由Bloomberg News发表。建议信递交3天后，Passi就被踢出调查队伍。后来他又突然被告知，将被调到日产汽车英国业务，这实质上是降职。在2020年6月离开日本前往英国前，他的家被法院人员下令查抄，他的公务电脑和智能手机也被没收。

Passi在给Automotive News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吹哨之后，我遭到日产汽车的严重报复。报复措施包括，我的职务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作为一种所谓的纪律处分，我被停薪停职。”

回到英国后，Passi向英国就业法庭（U.K. Employment Tribunal）提交了一份针对日产汽车的诉状，声称自己是因揭发而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他在2020年11月11日被解雇，随后提交另一份投诉，称在提交第一次诉讼后，他受到了进一步的报复行为。

身为戈恩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戈恩时代的那些高管中，纳达是少有保住其在日产汽车职位的人。相比之下，包括西川广人在内的众多高管纷纷离职。直到2019年10月，在有关利益冲突的强烈抗议下，纳达被免除法律负责人职务。

“尽管日产汽车并没有证据表明，纳达参与调查戈恩的行为有任何不妥。做出这样的职位调整，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猜疑，使纳达能够专注于公司的重要任务，比如即将到来的法律行动。”日产汽车这样解释调整纳达职务的原因。

如今，这位检察官的明星证人仍然是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担任“顾问”角色。

05．

写给布林肯的信

戈恩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被控在戈恩取保候审期间帮助戈恩潜逃的泰勒父子，请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停止将他们引渡到日本。

2月13日，最高法院驳回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老兵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以及其儿子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的律师提出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下级法院允许引渡的命令。

路透社看到了泰勒父子的律师于2月3日写给布林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合适理由交出这两名美国公民。”

这封信内容颇具深意，其中暗示道，对泰勒父子的指控实质上是日本政府想挽回颜面，或者至少让人觉得，再做些什么来遮掩他们的尴尬。

这封信请求，至少将他们两人的引渡时间推迟到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

泰勒父子的律师辩称，在日本，不会因帮助某人“弃保潜逃”而被起诉。如果被引渡，他们可能面临无情的审讯和酷刑。

此前，波士顿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拒绝阻止他们被引渡。检察官说，在戈恩的潜逃行动中，泰勒父子共获得130万美元服务费。

泰勒父子被捕后一直被关押，不得保释。在一群有权有势的律师和说客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长达数月的运作，分别向法院、媒体、国务院和白宫提出反对引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