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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事件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编译 | 杨玉科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被捕2年6个月，审判开启8个月后，凯利终于可以出庭作证了。

2021年5月12日，日产汽车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首次在东京法庭出庭作证。他说，当年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主动降低其薪酬，他认为此举预示戈恩有跳槽风险，为让戈恩留在日产汽车，凯利开始寻找合法途径补偿戈恩的薪酬损失。

在回答辩护律师的问题时，凯利说，他和其他日产汽车高管都认为，戈恩主动减薪后，其薪酬远低于行业其他企业高管，因此，（戈恩）有离开日产汽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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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凯利否认密谋抬高戈恩的薪酬。

64岁的凯利于2018年11月与戈恩同日被捕，之后一直被羁押在日本。凯利被指控帮助戈恩瞒报90多亿日元（折合8300万美元）薪酬，但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两人被捕的900多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该事件主角戈恩于2019年年底乘坐私人飞机逃离日本，前往黎巴嫩。其次，日产汽车利润大幅下滑，与雷诺集团和三菱汽车的联盟关系出现裂痕。

期间不断出现的细节证词显示，在戈恩被捕前，日产汽车内部一小群人士打算对戈恩提起刑事诉讼，并已为此秘密准备数月。

01.

审判8个月后

5月12日，凯利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开启了庭审的最后阶段，至此，凯利的审判已进行8个月。

日产汽车现任和前任高管、专家和其他证人站在证人席上作证时，凯利只能安静地坐着，其律师陪伴左右。有时他会做一下笔记，偶尔也会向其中一位探身提问。

庭审期间，除非要去日本学校上课，凯利的妻子迪伊（Dee）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她到日本学校学习，目的为获得学生签证，以便与丈夫在一起。

庭审进行得很慢，因为每个问题或答案都要在英语和日语之间切换翻译。

庭审当天，凯利身穿深灰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站在法庭上讲述他在日产汽车的经历和职责。当天，参加听证会的人比平时多，包括17名记者和旁听席上20多人。

谈到工作性质时，凯利说：“我们必须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同时，我们也寻求在开展业务的国家实现增长和盈利。”

他进一步解释道，戈恩降低了自己的工资，他在想尽办法留住戈恩。“我们想办法让戈恩留在日产汽车，这样对日产汽车有益。”

此前一天（5月11日），凯利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大声宣读了戈恩2018年年底被拘留期间对检察官的陈述。戈恩表示，他自愿延迟部分薪酬，他自己明白，如果日产汽车选择不支付这笔薪酬，他也没办法，因为这笔钱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根据这份证词，戈恩当时对检察官说：“我减少薪酬的原因是考虑到公众舆论，而且也为了保持日产汽车员工的积极性。”

凯利曾是日产汽车最有权势的高管之一，当时负责人力资源、法律事务和其他事务，2015年他放弃了部分职责，但仍留在董事会。

哈里·纳达(Hari Nada)由凯利提拔，最终接替了凯利的部分工作。Bloomberg报道称，纳达是策划戈恩和凯利下台的关键内部人士之一。正是纳达派遣私人飞机将凯利接回日本，使其与戈恩在同一天被捕。

戈恩被捕引发的冲击至今仍在回荡——日产汽车利润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报复和倾轧导致其他高管纷纷离职。目前，汽车行业正被电动化和自动驾驶不断颠覆，而日产汽车在转型过程中处于弱势。

这场庭审，尽管日产汽车本身作为实体也被指控瞒报戈恩的薪酬，但该公司没有进行任何抗辩。日产汽车表示，戈恩和凯利“蓄意犯下严重不当行为，严重违反企业道德规范”。

日产汽车发言人Azusa Momose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写道：“日产汽车进行了一场有力而彻底的内部调查，其中包括外部律师。不当行为的事实将在庭审期间展现出来，法律将按程序行事。”

戈恩逃往贝鲁特后，努力寻求恢复自己声誉的方式。除接受采访外，他还创建了一个网站，出版了一本书，正在制作一部纪录片。

戈恩事件的另两个关键人物——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和彼得·泰勒（Peter Taylor）——这两名美国人被引渡到日本，面临帮助戈恩逃离日本的指控。他们将于下月在东京举行首次听证会。

凯利的证词将持续到7月初，几个月后再进行结案陈词。判决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或2022年年初发布——到那时，距离戈恩和凯利被捕已近3年。

凯利在美国的律师James Wareham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整个案件都是捏造的，是那批流氓日产汽车员工在日本政府官员的大力协助下捏造的。当时，所谓的调查甚至还没开始。原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阻止戈恩合并雷诺集团和日产汽车。如今留下凯利在东京接受审判，真是可悲，这是日本及其破碎的刑事司法体系的耻辱。”

02.

秘密调查

3月底，一名证人在凯利受审时出庭作证称，日产汽车一个小团体很早就秘密调查了戈恩，并将调查结果直接提交给日本检方。

日产汽车当时的法定审计员，对潜在不当行为展开调查的Hidetoshi Imazu（现已退休）说，他从2017年7月开始调查戈恩的差旅费问题。这个时间点比戈恩在日本被捕要早一年多。

Imazu还透露，他去找检方时，几乎没有考虑到对公司或股东可能造成的后果。随后的丑闻导致日产汽车市值大幅下滑，使其与法国合作伙伴雷诺集团的关系紧张。

2018年3月，调查加快速度，最终扩大到调查日产汽车为戈恩的住房和其他事项所支付的费用。Imazu说，（2018年）6月16日，他将调查结果提交东京检察官办公室，希望检方判定是否有违法行为发生。当时检察官告诉他，这些财务问题可能没有上升到犯罪程度，Imazu应该继续深挖。

按照Imazu的陈述，检察官警告他不要让日产汽车其他部门知道调查结果，以免促使戈恩销毁证据。

Imazu的证词似乎揭示了导致戈恩下台的关键线索——这几个高管怎么可能擅自行动？似乎仅凭几人之力，就把老板交给当局？当时支持Imazu的高管有——负责政府关系的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Hitoshi Kawaguchi，以及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负责人纳达。

Imazu称，他们三人与检方和外部律师的合作，当时并没有告知时任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以及审计委员会，也没有通知日产汽车董事会。Imazu补充道，他们三人在私人午餐会议上讨论了此事。

戈恩和日产汽车当时唯一的美国主管凯利都于2018年11月19日被捕，他们被控阴谋隐瞒戈恩8000万美元的延期薪酬。戈恩和凯利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2019年年底，戈恩保释后逃到黎巴嫩，凯利独自在东京受审。

戈恩称，一小群日产汽车内部人士针对他捏造了一些指控，以阻止他将日产汽车和雷诺集团合并到一起的计划。

▲上图为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Hitoshi Kawaguchi，下图为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负责人纳达。

去找检方前，Imazu向一名外部刑事律师寻求建议，咨询如何处理对不当行为的怀疑。该律师听取Imazu证词后，曾这样问询Imazu：日产汽车内部是否有派系煽动指控，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阴谋？

“我回答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Imazu回忆道。

作为日产汽车主要企业审计员，Imazu有权发起内部调查。除外部刑事律师外，他还寻求过日产汽车合作的外部律师帮忙。

Imazu在法庭上说，关于这样的调查，最常规的做法是，向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报告不当行为。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按照检察官的指示采取了保密行为。

2018年10月11日，也就是戈恩被捕前一个月，Imazu告诉西川广人有关调查的情况。西川广人随后表示，调查将由内部处理。Imazu随即被免去主导该项调查的职责。

Imazu的最初调查始于日产汽车为戈恩支付的差旅和住房支出。戈恩被捕后，这些细节被公开，令人侧目，但这些事项没有成为刑事起诉的一部分。

戈恩和凯利被控不当报告薪酬。戈恩还面临其他违反信托的指控，但这些指控与针对凯利的案件无关。

紧随戈恩的被捕，日产汽车及其联盟合作伙伴雷诺集团都陷入危机。从2019年年初到2020年3月，日产汽车股价暴跌逾一半。

在凯利的审判庭上，其辩护律师问Imazu，如果考虑到可能对股东造成的伤害，Imazu在向检察官提出怀疑时会不会应该更加谨慎？

“我不这样认为。”Imazu回答道。

（本文综合Automotive News、Bloomberg报道，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