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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二汽厂址定在鄂西北的郧县十堰到陕西的旬阳一带。1966年6月6日，一机部向党中央报告二汽选址及建设设想。

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厂址拟选在鄂西北的郧县十堰到陕西的旬阳一带，所选地区长85公里，宽30公里，山区海拔1000米左右，位于汉水以南，武当山北缘，东距老河口130多公里，西距安康200多公里，厂房拟分别建在该地区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里，能很好的隐蔽。即将建设的川汉铁路由此通过，水陆交通方便，以上厂址已经国家建委审查同意。建设规模年产汽车10万辆，远景发展规划20万辆。

与此同时，饶斌、齐抗、陈祖涛带领筹建处一百多号人全部住到堵河以西的鲍峡，重点踏勘鲍峡以西，安康以东。

从山势地形看，从石花街起，经浪河、六里坪、白浪、十堰、柏林直到黄龙，沿老白公路120公里，多为平原到浅山的过渡，山丘连绵，山势平缓，相对高差在50米左右，公路两侧多宽沟，间或有大坪错落，便于工厂布置。但从堵河以西起，地形突变，山势雄伟，相对高差多在120米以上，沿公路两侧很少有宽沟，没有错落的大坪，河沟蜿蜒曲折，坡陡流急，村落稀疏，不利于工厂布置。为了考察旬阳以东地形，选址小组的梁万瑞、张国典、胡祥生三人在安康计委几个人的带领下，徒步从安康沿汉江东行，以汉江为轴心，左右开弓，历时9天，行程600余里，查看了安康、大小棕溪、洵阳、蜀河、麻虎、白河等地段，认为这里的地形实在是难以建设大型汽车厂。

为了在工厂选址中突出防空，7月21日，二汽筹建处专程请来了武汉部队空军的同志和参加过援越防空作战的武汉军区作战参谋彭海蛟等3人来现场讨论建筑设计如何防空，请他们介绍了空中侦察、轰炸的有关知识，并带他们现场看了11条沟和两个河湾。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和立足早打、大打精神，工厂建设越隐蔽越好，越分散越好。但工程技术人员则难以接受，把二汽23个专业厂上百个车间分散到几十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里，能否保证连续而有节奏地流水线生产？甚至能否把工厂建起来？

经过这些折腾，筹建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前来参加工厂设计的人员对原本初步确定的厂址方案发生动摇，基本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要求坚决贯彻“七字八条”，另一部分则认为，如此设计，工厂没法建，国家还要多花好多钱。争去争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晃几十天过去了，选址工作陷于停滞。

二汽是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二汽选址工作陷于僵局，一机部领导也坐不住了，关键时刻，一机部段君毅部长来到现场鲍峡现场指导工作。

自从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文革”的号角正式吹响，北京成了这场政治漩涡的中心，大街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们成群结伙，到处破四旧、打砸抢，冲进各单位部门揪斗走资派，国务院各个部委无一幸免。一机部是国务院各个机械工业部中最大的一个，一机部的很多单位都承担着三线建设的重任，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使得很多三线建设项目陷入停滞。作为共和国的部长，段君毅参与了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规划与布置，他最清楚，一旦三线建设受到影响，对于国家和国防将会产生多大的损失。这段时间，他的办公室经常被红卫兵们冲击，他也被称为“走资派”，和很多老同志一样，他对此很不理解。但他有一条信念，只要自己还没被打到，就要坚持工作。二汽是国家“三五”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一机部三线建设最大的项目之一，二汽选址工作已经一年多了，直至现在还在为“隐蔽、分散”争论不休，段君毅心急如焚，再拖下去，一旦北京的形势影响到这里，这个中国最大的汽车厂还能不能建设起来或许都难说了。段君毅来到二汽选址现场，在察看地形、听取汇报后，针对选址中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作了重要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靠山、分散、隐蔽是必要的，但是要适当分散，适当集中。也要算经济帐。象二汽这样的大厂完全保密是困难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过，汽车厂要敌人看不见不可能，要积极防空，既要靠空军的飞机保护，也要靠民兵和高射炮。

汽车厂的保密要求与原子弹、导弹基地的保密要求有所不同。外国人来参观，原子弹、导弹基地可以不让看，汽车厂不能不让人家看。一件事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密，另一方面也要人家知道你还有点东西。敌人有什么汽车厂我们不是也知道吗？

战备条件下的工业生产也要合理和经济，过于分散会出现新问题，破坏生产特性，段君毅指着一个最分散的方案说，这个方案已经分散到极点，按照这种布局，你们的汽车成本和长春一汽比，每辆车会不会增加1000元以上？厂房小了，还能照常生产吗？三线建设也要算经济帐，最隐蔽的方案也是最浪费的方案，基建投资如果增加三分之一，这个项目就不能干了.

在当前形势下，干部要加强敌情和战备观点，但在做方案的时候，要全面考虑，不要片面地用“战备”压人，要允许人家说话。

 最近一两个月内，部里要召开“二汽厂址安排设计审计会议”，请国家建委、三线建委、省建委以及各个设计部门参加，各个包建厂也参加，那时把各种方案摆出来，不要回避矛盾。二汽厂址一定要尽快定下来。

段君毅的这番话实事求是，强调了既要加强战备思想，同时也要遵循经济规律，颇有辨证思维，对最后确定二汽厂址起到关键作用。此时“文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段君毅回到北京即受到“文革”的冲击。当时负责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在接见一汽领导时忧心忡忡的说：“国家现在急需汽车，但有的汽车企业一个月才生产20辆车。二汽现在还在争论厂址的问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成。”

段君毅的话对打破选址僵局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家加深了对“靠山、隐蔽、分散”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二汽筹建处根据掌握的地块条件，按照汽车生产的工艺路线和特点，划分了发动机、地盘、总装冲压、技术后方四大片，集思广议，最后西一、西二、西三、东一、东二、中一、中二共七个厂址方案。三个西方案都是在堵河以西建厂；东一、东二方案是从茅坪至花果一带建厂；中一、中二是将东西两边都用上，过于分散。

1966年9月，孟少农、李子政、张庆梓等三人以及二汽个专业厂筹建组的负责人共四五十人来到老营。孟少农是中国第一代汽车专家；李子政是一汽副厂长，人称铸造大王；张庆梓是长春汽车研究所所长。各个专业厂选址小组负责人都是本专业的专家，他们的到来，有力地推动了选址进程。他们几乎一致认可东方案，认为东方案有利生产，并提出很多有益的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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