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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对此汽车行业欢欣鼓舞，认为必能提振下半年汽车市场。

而笔者却认为，对此不宜过分乐观。

可以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取消或减少汽车限购，已是三令五申。为什么地方政府对放开汽车限购不积极呢？

首先，税制是主因，招商引资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有明显的增加作用，而扩大消费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作用有限。因为我国对于制造业主要采取直接向制造企业收取增值税的制度，而不是像主要西方国家那样采用商品消费时收取消费税的制度。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非常热衷，而对扩大消费不甚关心，甚至于出现某些地方政府一面招商引资一面限购汽车的奇怪现象。

其次是发展过快而城市治理水平跟不上，交通拥堵问题确实严重。一是城市规划预见性不够。总体城市道路面积偏少，新建居民小区容积率偏高，道路通行能力和停车面积明显不足。二是城市规划建设中考虑居民出行方便性不够。比如地铁站间隔过长，明显长于巴黎、东京等城市，原因可能是为了节约投资；地铁公交换乘距离长，原因可能是防止拥挤或不同部门间协调不够。这些都造成以私家车为主的个人交通刚性需求较大。三是管理方法简单粗暴。世界经验表明，两轮机动车道路利用率高，应该作为汽车的重要补充交通工具。但我国有100多个城市禁止或限制摩托车使用。

最后采取简单粗暴的限购方式后，取消限购以后的反作用太大。以北京为例，如果现在完全放开限购，很可能突然新增300万辆汽车，城市交通难以承受。

笔者以为，如果已采取限购汽车措施城市的地方政府诚心想贯彻中央要求，完全可以精心设计出柔和的过渡过程，办法还是有的。

首先，各限购城市完全可以从今年起将限购数量放大一倍。相信各城市在确定限购数量时是经过科学测算的，但根据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时“求上得中”的思路，限额一定留有余地，放大一倍不会造成交通状况明显恶化。

其次，可以采取中心城区和拥堵地区限制通行的办法，逐步替代限购的办法。对此某些国际大都市已有成型的经验。未采取限购汽车措施的城市，一定要吸取已采取限购汽车措施城市的教训，不再使用限购汽车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后遗症很明显的方法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第三，上海等城市的汽车牌照拍卖价格，也完全可以采用调控牌照数量的方法，通过5~10年的时间将拍卖价格下降为0。

最后还有两点特别重要的想指出：
一是，各地方政府应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中，把建设方便群众的公共交通系统放在第一位，优先于节约投资、方便管理和追求短期效果。

二是，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后，扩大消费对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希望各地方政府能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也希望我国税制能适时改革。
还需要补充一句：广州市和深圳市已经响应中央号召，适度放开了汽车限购指标，不愧是改革开放前沿！（作者：董扬）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