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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企业站在一起，当一个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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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海霞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01．

生命在寒气中轻轻地哆嗦，

但此时微风已过

武汉今年雨特别多，早上走路去公司，路上行人卷起裤脚，带着备用鞋，大部分都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习惯。在这样一个城市街头，大概还挺难称自己为新女性，不过都是时代里的一滴水，或努力或被动地往大河里奔涌。

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前一周，我在北京出差。

参加完一个评审会已是晚上，在北方隆冬那种彻骨的寒冷里从香山路回市区，想到即将跨年面对更多的未知，就在路上发了一条微信：“姑娘你别怂，你要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热爱，也有反骨。你要建城堡，你还要挖地道。”一位在卫建委工作的老同学迅速回复道：“姑娘，你还要戴好口罩。”

第二天，出租车里已经满是新冠病毒的报道。

回到武汉第一周，汉口车站附近那个著名的海鲜市场关闭。

第二周，武汉封城。后面那个大写的故事，以及发生在无数血肉之躯上的悲痛与震动，勇敢与真切，以及种种转折和起落，所有人都已了解。

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看得最多的是天空和云彩。云来云去，雾聚雾散，充满无人顾及的宏大和诗意。尤其暮色四合时，暗灰的青云从四周压来，聚在头顶，让我想起赵孟頫和他一生所尊崇的师傅——中峰明本之间的唱和诗：“我爱青山青，千仞如泼淀”“我爱白云白，万里同一色”。又简单又开阔，放在赵孟頫这种天赋典雅的人身上，更有一种丰盛后的澄澈。

天地万物，千古同慨。风物流动不息，我们站在同样的山河浩荡里。

2020年冬天，一场中雪落下，白茫茫掉进湖水中。对每个个体来说，命运都是未知的，有人泼洒泪水，有人挺身而出，有人疏懒于趋势，而我只是旁观者，在这短暂的失序里体会到某种忧伤，灾难本身过于真切，无法一一陈述。

事后我想，历史不会总给机会，让人在震荡中新生。

事实证明，春天来得无比快，也无比寂静。武汉解封那一天，站在院子里，看阳光透过草木发出鹅黄色的光晕，有一种被眼前所见遮蔽如盲的恍惚。

光，让当下一切变得无比真实。当时能想到的一句话是：“生命在寒气中轻轻地哆嗦，但此时微风已过。”

02.

不只做一个旁观者，

更愿当一个局内人

被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中间地带所吸引，这是职业习惯。

就像带着某种整体意识，我始终认为在实体现实和形而上意识层之中，存在一些神秘维度，存在于时间、空间、物质、精神及一切细节之中。

恰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特别需要理性、格局、准确性和行业坐标的一个领域。身处这样一家大型企业，从事行业报道15年，我一直在主流化叙事、公共叙事和企业品牌价值观之间去构建那个话语体系，并力求在其中看见“人”。

尤其是，尝试通过这个现实的实体和大环境，去描述这个企业几乎整个道德、理性和精神生活，这种描述已不仅仅包括企业。

这样说，未免显得精神提纯，但的确是15年来被职业驯化的一部分。

2007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传媒公司在十堰的办公大楼，水磨石地面、冷峻的建筑立柱，加上那种不容置疑的稳定，给人以上个世纪的饱满气息。而彼时，汽车行业已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大国。

十堰这座因车而建的城市，已发展成为鄂西北一颗明珠。

回到这座城市前，我曾做过三年教师，却发现用语言描述和沟通事物及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十分困难。尽管学院教育和自我教育让我掌握了一部分知识，但我和这些知识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它们显得支离破碎。

因此，当时的职业迁徙很频繁。但不管时代怎么变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还是一条跳出固定认知的有效甚至是唯一方法。

当我真正开始撰写关于所在企业的报道时，我发现每个主题都无法单独陈述，其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巨大的、立体的、纵深的时间结构、行业结构和精神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及正向历史观带来的思想冲击。

这是从教师到记者的第一次跨界转型。这种职业变化，逼迫我开始用一个全景视角透视大环境，在叙事过程中兼顾纵横开合的磅礴与格物致知的精微。

历经不到一年的专业训练后，我被总编辑拉进一个新平台——创刊集团第一本官方杂志。我们为这本杂志创意的slogan，是“一个企业的文化与创造”，对外输出企业形象，对内汇集最前沿思考。这个定位其实饱含雄心，从传播层面代企业立言，希望最大程度凝聚发展共识和文化共识。

创刊第一期内容与汶川地震有关。

传媒公司极大地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拍下开赴地震灾区的一支支救援车队，记录一张张朴实的救灾面孔和一次次的捐助。

我们写下运载人民子弟兵进入灾区，向世界传输出第一个画面的猛士车的故事；写下救灾医疗队和时间抢夺生命的故事；报道灾后来到十堰学习和生活的一个班级少年的故事……编辑那些图片的时候，我们眼含热泪。

此后，几乎所有选题，都是在家国同构、推进产业进步这样一个大坐标里，讲述企业的发展、创举和当下各项重大举措与剧烈变化。

从中，我体会到一个企业和国家、时代、用户、个体，乃至地方城市之间丰富且复杂的关联和架构。我们真实呈现这样一个“国之大企”——他和国家、产业发展及社会生活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可谓一体共建，密切嵌合。

“嵌合”一词是我们从世界发展史上拿来的一个概念。人类在适当的时机创造了适当的趋势，比如城市文明和工业诞生，新趋势在不断推翻旧趋势。

这极大地满足了我进入这个行业时的好奇心，即不只是“看着”身边的世界，做一个旁观者。我想深入其中，感受当下——跟这个某种程度上驱动一个领域进步的机构站在一起，当一个局内人，看看这个行走半个世纪、拥有近14万员工的企业，他的来时路，他的走向，他的内核，以及他今天的道路选择和自我更新。

这种“宏大”吸引着我，而这种宏大在中国不是个例。

十多年来，关于这种宏大而具体的故事，我和同事们写了很多。从“十二五”到“十三五”，再到“十四五”，关于每次技术革命和深化改革，关于自主进阶与基层创新，包括十几万人如何保持清晰面貌主导进程等，由此呈现企业和员工站在国民经济主战场和科技创新最前沿的行动与热血。

与行业报道不同，我们更习惯于在这些重大报道中放进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注脚，关于品牌哲学和技术人文的倡导，以及众多充满历史暗示和时代暗示的个体存在与细节。在我的概念中，首先去做观察，然后才是判断。

这期间，我们以杂志为基点，衍生了多种样态的刊中刊、线下论坛、企业文化研究、企业史撰述等，力尽所能地离那个“内核”更近一些。

这本杂志当然是集体智慧的输出结果。十年间，汽车行业最有洞见和创造力的一批企业领导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杂志后来获得各种企业内刊金奖，最终由中央党校出版合集，书的名字就叫《一个企业的文化与创造》。

03．

从事这个职业的幸运，

就是与他们短暂而偶然地相逢

一旦当你能够从历史、家国、起源地、生长力，以及终极意义这些维度，去观察和构建企业作为时代的一个切片和样本般的整体存在，你的坐标系就不容易再被局限。而长期的企业形象塑造工作，和自我塑造其实是一体的一个过程。

对MOOK形态的热爱，可以解释这个杂志团队，多年来对视觉语言与表述方式所进行的几乎偏执的探索。这种探索到2015年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彼时，国内平面媒体已经出现衰弱，众多知名纸媒关闭报社转战新媒体。传媒公司对此已有充分准备，包括对报纸内容进行改版、同步优化采编人员，成立新媒体事业部，包括扩展其他公关传播服务项目等，多线并进。团队已形成一个既高度稳定，又各具姿态的样貌。

我自己也希望做些什么，便和同事申请成立“影像工作室”，确立“审时 审势 审美”定位。我们计划把杂志擅长的方式、流程和内容，垂直转化为视频制作的优势，补充传播结构中的短板。

一边做杂志MOOK，一边尝试精品内容视频化输出，这种尝试持续了整整三年。2019年，因为改制契机，传媒公司成立“纪录片部（视频制作中心）”，我正式转战商业影视制作与交互服务新领域。

这次转型中，理想收到了现实所下的“战书”。当时我刚休完二胎产假，面临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是，制作集团公司成立50周年专题片和6集纪录片。

接到任务，整个人都是懵的——如何掌握从深度报道到电视语言的转化，如何在初稿、分镜稿和终版解说词之间尽量保持一致性，如何与新团队磨合等，可谓一无所知。

垂直转化的理想遭遇暴击的现实是，视频制作逻辑和杂志逻辑有着天然区别，两者不只是风格和呈现的不同，更是切入主题的路径不同。

观众注意力必须依靠对图像系列的精心布置来吸引，而图像的连续决定了观念的连续。但很多事实却无法用言语来承载，尤其是那些饱含情绪深度和力量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面前，语言必须服从于视觉意义上的线索和证据。

国内“泛视频化”已经如火如荼。影视化叙事虽然从来都是传统叙事结构里最主要部分，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伴随着终端小屏的占有量，普及到几乎所有观看者。个人表达及裹挟其中的复杂样态，像“火”一样运行。奇奇怪怪的状态、输出和观赏逻辑，充满群体性的狂飙突进式荒诞。

既要抵御这种荒诞，又要顺应视觉主导化潮流。所幸，除我外，视频制作中心的其他人都是视频专业出身。他们有长期浸淫电视产业化的流程经验，在行业内外的专题视频领域经受过千锤百炼。我们只需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累积的专业习惯和优势打通。

我们一起走访拍摄了十多位历史见证者，一起分工撰写脚本，一起挑选镜头，最终输出了8支效果不错的片子。其中，有两支纪录片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现场播放。当天，团队成员都在现场做同步支持。影片播完的那一刻，全场触动，我站在舞台一侧的幕布后面，心终于安静了下来。

用总编辑的话说，我们对这个企业50年历史和奋斗有了一个交代。对我来说，我们用几个月的努力，给坐在台下的这些建设者和推动者一个交代——其中包括我们采访拍摄过的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第一代创业者，包括正在参与企业决策的部分核心岗位负责人，也包括大量普通员工。

我们曾一次次叩开他们的家或办公室，去倾听历史与今天的一次次交汇、碰撞和共鸣，就像在流动的时间长河里浮起一座座语言的岛屿。

难忘李维鄂先生，当年的技术总师。他曾守在电话旁，指导前线作战车辆调试维修，如今已行走不便。其夫人带领我们穿过一条细长的楼梯道，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坐在沙发里的李维鄂真诚地看着我们，那是来自时间的凝望。

刚开始交谈，我们都止不住哽咽。坐在沙发里的两个小时，我们似乎听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炮声，听到第一辆汽车纯手工制作的敲打声，听到激扬在汉江码头上无数个昼夜的劳动号子声——而这些，注定会消失在时间的长夜里。

秦裕琏先生，当年穿越大半个地球和中德边境，参与引进第一台大型锻造设备，又和那一代人共同渡过饥荒和停缓建——他们经历了何等艰难？

孙家炳先生，当年写下一份申请书，放弃成熟的工业平台，从长春来到鄂西北的穷山沟里，从无到有参与构建一个新流程，终老十堰。

中国球墨铸铁技术开创者支德瑜先生，自庚子赔款出国研习开始，到战火纷纷一家人危如累卵，再到把生命和信仰托付给国家，终其一生致力于科技进步，并输出国门，此间种种起伏跌宕。我们记录了他的故事，并集纳成书《家国：支德瑜的汽车生涯》。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8支视频片里，其中一支小短片《50年，致敬伟大的祖国，致敬那些改变时代的人》入选国资委播放平台。

无论我和同事们做了多么宏大的叙事，都难以概括历史本身的风云激荡和复杂幽深，更不用说其间无数个“人”的煌煌一生，与家庭变迁中产生的种种余波和隐秘的人生故事。

我们还原的是时间线索，却无法还原几代人如熔炉一般的青春。对我来说，从事这个职业的幸运，就是与他们短暂而偶然地相逢。

04．

跨江跨海之后

新的累积和跃迁刚刚开始

在纪录片部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同事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标杆作品。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创新之路》《财富方向》系列，这些作品和一个名叫李成才的导演有关，他是央视纪录片工作室发起人，也是这些典范之作的核心导演。

李成才有一个观点：“我们从中国出发，带着中国的疑问，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方法。”这种强烈干预社会现实的愿望，以及他严谨博学又饱含深情的人文气质，赋予了纪录片特有的语言。

《大国崛起》的解说词一直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它调动了学术界的最高认知和智慧，以及最开放的叙事结构，纪录片呈现的语言和思想，那种磅礴和跳跃，以及转折后的生机勃勃，不得不让人击节称赞。

从纪录片部的视角看向未来，新的大国逻辑包含诸多可能。今天的世界已经无法再提供那么多高速驱动的力量，一个创造奇迹的时段已然过去。

就我所在企业而言，他曾经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启自主建设、自主发展之路。跨江跨海之后，又无数次重新面对来自产业的竞争、技术革命的挑战和自我塑造，尤其是面临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调整。

今天，新的累积和跃迁刚刚开始，一套新的语法亟待形成。对这套全新的语法及其内涵做出准确诠释和注解，是我们必然的工作重心之一。

今年4月，上海车展期间，纪录片部贡献了几支和5G技术关联的新型生态场景交互视频，主要应用于新车型和新技术展示，尤其是无人驾驶领域的场景展示。在“技术进化美好生活”主题下，我们试图表达技术背后的人性需求，以及一个科技型企业创立的技术人文与未来生态之间的崭新地带。

如果说意义都由语言构建，那今天，当我们论及这个企业和品牌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价值和路径。

跳出跟随，和企业同频甚至更趋前瞻，瞭望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寻找一体化专案解决路径。同时，不被环境影响，做出自己的判断，运用“人类学坐标，经济学视角，诗意的表达和电视技术的魅力”，去建构细节，我们还在寻找方法。

尤其是，技术革命快速冲击、重绘、改变现实，甚至完全封闭了缓冲或抵抗的可能。对视频而言，感知这种变化，综合运用视听语言和技术交互手段给予呼应，是纪录片必须形成的能力。

硬币的另一面，这也是一个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范畴。而商业影视制作从来都是主流驱动与资本驱动的一个地带。所以，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兼顾主旋律叙事、艺术审美与商业制作这三者平衡。目前团队还在探索。

值得庆幸的是，探索过程得到集团公司和技术研发平台的信赖和同步资源开放。对我们来说，把技术和品牌放在一个行业视野、世界视野和精神场域中呈现，这个本质永远不会改变。

05．

新和旧之间，

很可能是一条长期相互交融的曲线

每一次变化，挫败其实都无处不在。客观而言，转型并不都是主动为之。但身为女性，确实一直很警醒，不把性别视为障碍，也不把性别当成权利。

周围很多女性，也都非常自律、努力，同时保有敏锐和生动。

工作中，她们冷静判断、默默累积新能量，主导一件事情的整体走向，尽力承担最核心部分。生活中，果敢做决定并承担结果，拥有定见但也有一种成熟后的包容。此外，我还时常不经意间发现她们身怀绝技却从不示人。

在这个大家普遍陷于某种阶序困境的年代，这种女性特质十分珍贵。但可能这也是社会驯化的结果。我同意作家梁鸿的表述：“女性在中国现在的文明形态里面还要走很远，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的进步，而不是表面上看很有权力。”

尤其在传媒行业，女性输出的历史书写与进行时书写，整体都还是在为主流叙事背书。而在这场仍将持续下去的背书中，群体总是大于个人，阳刚胜于柔美，女性用自身作为参照点，来丰富和创造当下语境，隐藏在书写内容和对象的背后，呈现工业文明与进化过程中的精神内涵和宏阔之美。

这里不去深究其本质，只能说女性与男性，共同栖居于此。而真正的自由，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可以有选择地拒绝这种强大的主体性，以及时代的一切流行病。所以，关于新女性这样的话题，我会天然地去做反观，因为新和旧之间，不是一个绝对的横线，很可能是一条长期相互交融的曲线。

身为一个80后，养育两个孩子，从事对创造力有持续高要求的职业，自然是艰辛的。但更为艰辛的是，在大势中保有自我，在自己的心流里保持定力，在承担动物本能的职责之外，还可以拥有某种消解这些的精神力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美国传奇诗人）写过一首关于石头的诗：“素朴的棕色外衣上，随意披着路过的宇宙。”她用感性和柔软广阔的视角来透视环境，带入体验，应该也是女性的某种本能。

对我来说，靠一点感知力、观察力和关联想象力从事一份职业，只是恰好找到了一条路径，恰好肯用心去填补职业结构和认知结构中的那些缝隙。但是否能够完全弥补这些缝隙，以及全然接纳世界的复杂性，还是一条未知之路。

反正时间广阔，报之以真诚和谦逊就好。

06．

那个安放身心的场域，

于我就是一张书桌

所以，升级这种事是真的没有选择，就是要“日日挥刀500下”。在每件小事上，把精度完成得高一点，这样行至险处，才有可能把升级完成的功力用上。

这是古人所谓“金刚体 童子心”。有此准备，才能谈在战场之外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去安放身心、保有余裕，抵御生存的压力和内卷的洪流。

于我，那个安放身心的场域，就是一张书桌。

每当坐在书桌旁，打开一本晋人法帖，倒一点墨，拿起毛笔，凝神静气，如对至尊，一切就都各安其位。其实蛮守旧，但很多个“自困”无法排解时，确实是在这张书桌旁澄清出了层次。

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中国书法讲究“骨法用笔”。气韵和骨力，恰恰是我们来宇宙一趟、生而为人得以自洽的一种逻辑。

人生经历的难题和解题难度有差别，但要选择和万物在一起，取舍万殊，各美其美，是王羲之所说“暂得于己，快然自足”。

早些年，也曾经在中国美院编外班混迹过一段时间。一起混的“游民”，大多来自五湖四海，生命样态多样化，价值观也很多元。但不妨碍大家在一起，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和艺术道路，彼此在一个很低的物质基础上，讨论无边无际的形而上话题。

艺术在他们身上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生命状态，一种看似幽闭实则广大的能量空间，能够深入觉知到微观世界的神经末梢处。

这种觉知，某种程度上不输于他们顶礼膜拜的那些大师级艺术家，像徐渭、八大山人，莫迪里阿尼，以及丢勒、扬·凡·艾克等。如钟繇所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关键在于个体表达所呈现出的独特意趣与创造性。

这是对我的另一种吸引，即深入一根线条，在结体世界里游荡。在游荡中，窥见时间里那个纵深的全貌和维度。觉得古人也这样玩过，就很愉悦。

此过程中也会发现，创造这件事和一个人的源流、经历、知识构造、天性与际遇、环境等紧密相关。艺术家身在其中，又时时刻刻保持某种抵御，但同时，又无所不在地被时代洪流所左右。最终，生成艺术独特性的那个力量和一切相悖的环境作用力之间，形成某种奇妙关系。有无相生，都不是绝对。

王维如果没有经历安禄山事件甚至成为历史参与者，以及和同时代人持有的艺术高度之间的碰撞，恐怕也难有《辋川图》《江干雪霁图卷》这种诗画一体的主观营造。

还有赵孟頫，以宋王室后裔身份在忽必烈入关后应召入官，一生备受推崇、风光无限，但内心仍然有身份归属焦虑，以及始终被儒家价值观非议的那种难以自辩。直到晚年，书画技艺成熟到无人企及，他感慨的依然是：“潮生潮落何时了？断送行人老。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鸟飞中。”这和其书画所表达的饱满、自信、雍容典雅截然不同，但同样耐人寻味。

所以，没有单一的真相和存在。相比这些少数精英贵族式的人生状态，今天我们80后身上的困境更为具体和琐碎，甚至大都集中在较低的生活层面。

但也不妨碍自己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拥有退守一步的从容，并享受那个乐趣。即便越过八十一难，经历大风大浪，前面还有千山叠嶂、漫漫路途。

所以不急，像画画一样，在路径不那么明晰的白纸上，也要尽可能确定地落笔，去构筑和思考一种精微的广大。眼界要高，但功夫要实，大胆落笔，小心收拾。这样度过的时间，才会更灵动丰富，然后实现自我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