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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不会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出现的问题，除了想办法去解决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作为汽车界领头人之一的吉利汽车也曾因陷入过尾大不掉的艰难困局，而这次的困局甚至已经惊动北京来人调查，李书福面对如此困境选择的是迎头而上，手起刀落，犹如亚历山大面对解不开的死结选择劈开一样，当困局破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摆放在李书福的面前。

大年三十，北京来人调查

李钢没想到，自己跟李书福第一次打交道的方式，是“调查”。

当时李钢担任《科技日报》主编，接到转来的一份检举信。检举的对象是李书福，说这位董事长侵害合作伙伴的利益，侵吞了合作伙伴的财产。

在2001年春节前夕，李钢和助手一起赶往杭州。从检举人的口中，李钢得知了李书福造车的一些情况，了解到李书福为了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和亲戚朋友搞了一个协作体。这问题就出在协作体上。

在媒体报道中，这个协作体被称作“老板工程”。按照李书福当时的解释，所谓的“老板工程”，是请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与吉利合伙创办子公司、分厂，让有“财”的人成为“老板”，请有“才”但缺“财”的人加盟，成为吉利的管理人员，靠自己的才华成为“老板”。这个工程的实质，就是吉利集合外部资本和人力资源进行企业扩张的方式。

随着造车越来越上轨道，原先的资金也越来越支撑不住这个“吃钱不眨眼”的事业。与此同时，“先富起来的人”逐渐增多，也让民间资本蓬勃壮大起来，到处寻找出口。

这也给李书福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吸引甬台温（宁波、台州、温州）颇具实力的民间投资人加盟吉利，由它们各自兴办生产轿车所需的主要零配件厂，并联合起来组装生产汽车。

临海基地就曾一度是“老板工程”的样板，《南风窗》报道“为吉利豪情汽车配套生产的车身一分厂、车身二分厂、发动机分厂、变速箱分厂都是由各个老板投资的”，对内称车间、对外称分厂。所有的车间只有一个大门，大门上标着唯一的名称——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老板工程”是良药也是毒药

在大家看来，“老板工程”的实质就是想化小核算单位，让每个员工和供应商都成为经营者，也就是所谓的“全员老板化”。风险自担，利益共享。按照这样的思路，不仅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真正地化小核算单位，同时还可以节省资金，解决零配件生产问题。

问题还是冒了出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显得有些复杂的股本结构，容易导致产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很难被确切界定。

对各个分厂的投资者来说，分厂虽然由自己投资设立，但就法律关系而言，却不属自己所有。根据中国法律，企业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一旦发生产权纠纷，立刻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

对李书福来说，投资者一旦投了钱，往往会认为设立的分厂属于自己所有，便很难对它的生产具有控制力。这也让吉利的一些战略难以有效实施，甚至造成其他一些负面效应。

一名内部人士向《南风窗》记者透露:“汽车必须保障质量。但分厂是别人投资的，李书福对这块资本的控制权是没有的。李书福要保障产品质量，就必须由自己来控制。但是要变为股权控制，李书福拿不出钱来。”

吉利在创业早期，具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一般出于亲情或者面子，“老板们”一开始都不太好意思“亲兄弟明算账”。所有的分歧和矛盾，都掩盖在表面的和气之下。

企业一旦做大，产权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此时大家却往往因为对早期股份、贡献产生各自不同的理解，进而造成各式各样的裂痕。

加上“老板们”本就诉求不一，价值观不一，令李书福深感“志不同，事不成”，有些麻烦就不可避免地来了。这种现象在中国民营企业创业早期或多或少都碰到过。

比如说，有些“老板”的投资行为，以眼前利润的最大化为唯一追求，因为民间资本更倾向于资金的安全性，对快速获利更感兴趣，在这一追求的驱使下，产品的质量意识、管理的科学态度、合作的平等意识往往被弱化，与此相伴的是企业内部争权，以及在管理及质量等方面意识缺失。甚至，有的“老板”不满意自己未被“正确对待”，开始转移分厂的资产。

李钢与李书福的碰面

李钢所面对的检举，正是源于李书福曾合作多年的亲戚，因为“老板工程”和李书福势同水火。“他背后的一大家子，复杂的很。”、

第二天，也就是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李钢从杭州奔赴台州椒江。在大年初一的上午，见到了时任市长杨仁铮。

李钢记得，这位市长在介绍情况时还是比较客观的，特意提到台州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比较刻苦，比较顽强，市场意识比较强，跟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观念、做法发生了冲突和碰撞。

就李书福来讲，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有些人不喜欢他，因为他的做法跟一般人不大一样。不过市长觉得，李书福的做法其实还是不错的。

李钢发现，对李书福这个“老板工程”，社会上没有一味地赞同，但也不是一致否定。他想亲自跟李书福接触一下，看看当事人到底是怎样想的。

没料到的是，当李钢他们和市长刚谈完，回到自己入住的椒江招待所时，在大门口迎面碰上了李书福和他的助手。

李书福说，我也得向你反映问题啊。

就这样，大年初一的第一顿午饭，李钢是和李书福一起吃的。席间，李书福将他造车从起步、奋斗、拼搏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一一向李钢做了描述。

李钢面对李书福的坦诚，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老板工程”这种生产的组织方式，无非就是专业化分工合作，只不过缺乏严格的契约制约，现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理说不清楚，就动用其他方式来施压，这的确有点儿不合适。

李书福很意外李钢对他的理解，顿时畅快了很多。那天中午，不怎么喝酒的他，放开量去喝，一桌四个人，喝了两斤多高度白酒。

这一次的检举决定了吉利要走的路

这个事件，再次点醒李书福企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让他明白，要想让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就不能没有个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与清晰的股权结构;企业做大了，必须努力做到知识化、年轻化、决策科学化以及管理民主化。

吉利加快了内部关系的梳理。大哥李书芳早在1997年就离开吉利。四弟李书通也在2000年选择离开吉利，到上海另起炉灶，组建上海杰士达集团；2002年8月5日，杰士达与吉利进行了联合重组，吉利集团以部分非汽车类资产和承担部分债务的方式，置换了李书通的乘用车生产销售项目的股份，并成立了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担任吉利汽车总裁的二哥李胥兵，也在2001年之后离职，到2007年3月，更是将自己所持有股份全部转让。

此时的阵痛，让吉利开始从一家股权散乱、颇具家族色彩的企业，蜕变为一家现代治理结构的公司。

写在最后：

对于李书福来说，“老板工程”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痛点。但是从企业发展的历程中可以发现最终的结果对于吉利来说还是较好，毕竟企业经历的风雨越多，企业的根基也将扎的更深，未来可成长的空间也将更为宽广。后来吉利的也正是有了此次的转身才找到了方向和未来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