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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背叛戈恩?关键证人纳达公开原因

2021年02月02日 1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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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戈恩的内部调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开始

编译 | 杨玉科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戈恩事件的关键证人纳达证实,因迫于自救,他背弃了戈恩。

日本检方的明星证人、日产汽车高管哈里·纳达(Hari Nada)表示,他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指证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是出于自我保护,因担心会被卷入法律案件中。

戈恩被捕时,纳达是日产汽车法律事务负责人。纳达表示,针对戈恩涉嫌不当行为的内部调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开始。这个时间节点至少比东京当局2018年11月19日逮捕戈恩早10个月。

上周,在东京地方法院,纳达就日产汽车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一案出庭作证。法庭上,纳达首次公开解释背弃戈恩的原因。

按照纳达的说法,针对戈恩的初步调查是由日产汽车法定审计员Hidetoshi Imazu发起,目的是调查戈恩提交给公司的私人航空旅行账单。此后,该调查扩大到对戈恩约8000万美元延期薪酬的质疑。

目前在日本受审的是前日产汽车人力资源高管凯利。凯利是纳达的前任,他坚称自己无罪。

纳达称,他曾与凯利就戈恩延期薪酬计划密切合作多年。该计划目的是,等戈恩从日产汽车退休后,在不披露的前提下,向戈恩支付逾8000万美元薪酬。2018年时,戈恩打算2019年退休,从而导致这项计划制定越来越紧迫。

纳达曾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办公室主任。由于认为这种安排不合法,纳达发出了警告。“火车就要驶出车站,必须阻止它停下来。”我当时非常肯定,戈恩会在2019年退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阻止这个计划。

在戈恩和凯利于2018年11月被捕后,纳达继续担任日产汽车法务部门负责人,主导日产汽车对戈恩事件的内部调查。由于各方认为,纳达主导戈恩事件调查不合理,存在利益冲突——他其实是在调查一桩自己参与的活动。

2019年10月,纳达被边缘化。此后,纳达仍担任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职责是“顾问”。

01.

迫于自救,背叛戈恩

根据纳达的证词,2018年5月,他就戈恩延期薪酬一事向日产汽车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管Hitoshi Kawaguchi提出担忧。Kawaguchi将此事转达给法定审计员Imazu。

纳达建议,Imazu在外部律师事务所——包括日产汽车外部合作法律顾问公司Latham & Watkins的协助下,开展一次内部调查。

他们当时的策略是——收集不利于戈恩的证据,在某一次董事会上与戈恩对质,并迫使他辞职。如果戈恩拒绝下台,日产汽车就会把调查结果交给日本检察官。

“如果他没有辞职,相关文件将被移交给日本当局。”纳达说。

然而,还未等到事情走到对质这一步,Imazu就直接联系了东京检察官办公室,针对此事进行沟通。一旦当局获得日产汽车存在问题的密报,纳达就开始感到不安,然后被吓得采取了自己的行动。

纳达在法庭上说:“我意识到,检察官至少已经知道日产汽车牵涉问题。我担心,我之前的参与会被误解……戈恩被调查的很多事情我都有参与,我的参与可能会被误解。”

2018年7月,纳达咨询了一名律师。这名律师告知纳达,日本新近通过了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法。当年9月,纳达与东京检方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但纳达在证词中说,他第一次接触检方时,并没有获得达成协议的保证。在与检方合作收集证据后,他在2018年10月31日达成认罪协议。

两周半后,戈恩被捕。

纳达在东京法庭上的证词,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他曾苦口婆心地引导日本当局介入,直到他被迫自救。

这也证实了纳达不得已背叛前老板的原因。

纳达说,他很清楚,除掉戈恩会在日产汽车和联盟内部引发骚动。1999年,戈恩将日产汽车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并与法国合作伙伴雷诺集团结成联盟,此后20年,联盟合作关系一直维系。

“对日产汽车来说,这太可怕了。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发现做了不当之事,就是这家公司做了不当之事。”经过分析权衡,纳达认为,“首要任务是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纳达此番证词,是迄今为止针对凯利指控的最全面描述。纳达称,凯利指示他设法寻找向戈恩支付延期薪酬的方法。

日本检方指控戈恩和凯利合谋隐瞒戈恩延期薪酬约8000多万美元。检方表示,这笔钱本应在日产汽车年度报告中披露。“在日本和法国,戈恩想避免公众对其巨额薪水的监督,与凯利合谋,将数千万美元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

2018年11月19日,凯利和戈恩分别乘坐飞机抵达日本后被捕。两人都否认了这些指控,此后,戈恩于2019年12月逃离日本,到贝鲁特寻求庇护,从而逃离了日本的司法体系。留下凯利一人独自受审,如果被判有罪,凯利可能面临最高15年监禁。

凯利的审判于2020年9月开始,但他一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直到今年春天出庭。审判预计将于今年7月结束。

凯利的辩护律师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凯利并没有直接参与很多关于戈恩薪酬的讨论。凯利提出的薪酬,指的是戈恩退休后,未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奖励,而不是针对他之前已经完成工作的补偿。

律师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戈恩退休后能留住他,这样他就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

凯利的辩护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支付款项从未确定。因此,任何协议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义务披露。

02.

美国法官允许引渡泰勒父子

对戈恩来说,坏消息接踵而来。

2021年1月28日,美国波士顿地区法官Indira Talwani做出裁决,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老兵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和他的儿子彼得·泰勒(Peter Taylor)被移交给日本扫清了道路。

泰勒父子曾协助戈恩逃离日本。在日本要求下,泰勒父子于2020年5月被捕。2020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两人的引渡。但Talwani当时暂缓两人的引渡,以便听取两人对美国国务院决定的质疑细节。

泰勒父子的律师称,在日本,不会因帮助某人“弃保潜逃”而被起诉,如果两人被引渡,他们可能面临无情的审讯和酷刑。

戈恩在一份法庭文件中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顾虑。戈恩称,自己在日本面临长期拘留、精神折磨和恐吓。

预计泰勒父子将面临“类似或更糟糕的情况”。

法官Talwani表示,尽管日本的监狱条件很恶劣,但这并不足以阻止引渡,而且当局已经确定他们的行为是“可引渡的罪行”。

泰勒父子的律师迅速提出上诉。

该律师和日产汽车均拒绝置评。戈恩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亦未立即置评。

日本检方表示,2019年12月29日,在泰勒父子协助下,戈恩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乘坐私人飞机逃离日本,抵达其童年的家乡黎巴嫩。

彼时的戈恩,正在焦急等待对他的审判。他被指控瞒报薪酬等财务不当行为,但戈恩始终否认有不当行为。

检察官表示,泰勒父子是私人安保行家。此次行动,他们获得130万美元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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