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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技术装备升级、产品升级，半导体芯片将成为波及面最广、关联最多的产业。芯片问题，已经超越了汽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文/《汽车人》特约撰稿人 赵英

大约两个多月前，笔者写了一篇关于汽车芯片的文章。其中提到，当时已经出现芯片短缺的苗头。

笔者认为，当时出现的问题，虽然与国际政治关系不大，但是仅仅从商业供需不平衡的角度看，芯片问题就足以震撼全球乃至中国汽车业了。

现在，笔者的担心成为现实。芯片短缺，不仅震撼了全球汽车业，使福特、特斯拉等全球领军企业不得不因为芯片短缺减少产量、削减产品功能，我国国内的汽车企业也深受芯片短缺的影响。

近来，笔者对于芯片问题，又从更高的层面、更宽广的范围，进行了战略思索，写下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近来芯片问题已由国际经济问题，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甚至成为地缘政治的要素。

拜登政府已完成了对半导体芯片产业链条的研究。在白宫举办的关于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会议上，拜登总统手持圆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保持美国在芯片领域的战略优势，保证美国芯片产业链的安全，同时要阻止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进步。

拜登政府关于战略产业供应链的报告，聚焦于四个行业，居于首位的就是半导体芯片。拜登政府报告的出现，意味着美国要拉帮结伙，在全球组织起绕过中国存在的半导体芯片产业链。

芯片问题由国际经济问题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意味着一般经济学理论，例如国际分工原理、比较优势学说，在芯片领域将难以得到表达，难以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打压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必将严重干扰、影响芯片产业的全球化分工与贸易，严重影响全球主要芯片生产厂家的发展取向。全球芯片产业链将随全球政治波澜起伏。

即便全球车用芯片从产能上得到缓解，国际政治因素将犹如达摩克里斯剑，始终悬于全球汽车产业链之上。

第二，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中，西方国家及其伙伴居于优势地位，核心技术、核心装备、核心原材料基本掌握在这些国家企业手中。

这意味着，在国际战略博弈中，西方国家利用芯片这张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某些拥有特殊矿业资源优势国家的话语权。在大国博弈中，形成芯片对矿产资源的战略格局。

第三，从最近美国的一系列动作看（拜登政府有关报告、G7会议、北约峰会等），中国已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围堵、打压的头号战略对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必将在芯片产业上得到突出体现。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技术装备升级、产品升级，半导体芯片将成为波及面最广、关联产业最多的产业。半导体芯片产业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芯片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汽车产业的范围，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正常运行。

第四，美国决心打造排除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链，意味着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将被割裂，出现相对独立的产业链条。

即便全球芯片供需得到缓和，中国汽车企业需求暂时通过市场能够得到满足，从长远发展看，中国汽车企业所需芯片的全球稳定供应，始终面临威胁。

对上面分析做进一步的思考，笔者有以下几方面想法：

半导体芯片产业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汽车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急需从大战略层面予以解决。在这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已推出了有力的战略、政策，但仍然要在操作层面予以深化、细化。

汽车产业遇到的半导体芯片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汽车产业所需车用芯片，涉及不同功能、不同档次，大约有150多种。车用芯片种类众多、层次分化、规模巨大，为我国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市场需求。

既往，我国在军用芯片发展方面，由于面临国际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但由于军品需求规模所限，产品成本及批量化生产存在局限。车用芯片的需求急剧增加，为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提供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机遇。

我国汽车企业目前所用芯片，只有10%左右是自主研发可控的，其余芯片供应则仰赖全球大汽车芯片厂商。这种局面虽然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下的企业自主研发逐步得到缓解，但最乐观估计也要10年左右吧。

这意味着，随着汽车产品的智能化，我国汽车企业在保障芯片供给方面，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在经营方式上做出相应改变。

首先，要充分评估供应链上重要企业的可靠性，不仅要对一级供应商的可靠性予以评估，而且要对关键二三级供应商的可靠性予以评估。

其次，要充分考虑供应链的可替代性，供应链要有足够弹性，有相当冗余度。

再次，要经常对国际政治形势尤其是相关企业所在国的政治状况予以评估。

最后，在经营方式上做出适度改变，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供应链的可靠程度，调节仓储、物流。这方面，华为在应对美国政府制裁时采取的措施，可资借鉴。（文/《汽车人》特约撰稿人 赵英）【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