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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风马牛脱口秀」，冯叔来到了自己的母校西北大学。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了自己的学弟学妹们唠嗑儿——

• 同学：西北大学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冯叔：那个时候印象里，这是特有学问的一个地儿；现在回过头来觉得，这好像是被历史埋没的一个学校。

• 同学：您在学校有没有和女生约过会？

冯叔：那个时代不让我们想这事。我算入学年纪最小的，18岁上学，女生对我来说都是大姐。咱也不敢看，另外，也不容易看上，因为大姐太成熟了。

• 同学：您上学那会儿，有没有跟好哥们儿做过一些难忘的事，或者坏事？

冯叔：那时候社会环境对性非常压抑。我记得学校后面有一个书店，书架上有一本日本人翻译的《青年心理学》，其中就有性心理学。当时晚上一下课回寝室之后，大家都上床，我就开始念那本书。那时候都被摧残成这样了，所以我们算是集体过了青春期。

• 同学：您当年读书是为了什么？

冯叔：改造中国。真的是这样，因为中学时我就这么想。

• 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您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吗？

冯叔：想整大事，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所以后来就考研究生往北京去了。

大学时期是每个人的三观逐渐定型的阶段，之后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可能都会带着那时候的印记，即便性格从尖锐变得温和，即便样貌从桀骜变得平庸。

建筑大师王澍的建筑就带有自己独特的印记，让人一看到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今天这篇讲述建筑背后故事的文章，节选自王澍口述的《素朴为家》。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获得 2012 年普里兹克建筑奖，曾出版书籍《造房子》。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

当年那种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 12 点还会看到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 3 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摄影：东南大学校友张宁博（2014年）

1987 年我 24 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

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 9 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其实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选了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 王澍说，他「建设性」的觉醒来源于钱锺韩先生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记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师提出画那种彩色的商业效果图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作业都要以它来结束。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是纯商业的，是用来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时商业刚有了点苗头，还没发生，但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我向老师说我拒绝画这个图。

▲ 王澍作品：宁波博物馆

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来自于老宁波的墙

老师当然很愤怒。后来事情闹大，老师们说：「你们派几个学生代表到教研室来谈判。」我带了四个学生去谈判。结果就是，教师们开放了，同意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达，不再限制学生必须要画这样的图。

对学生做这样的开放，那可是这个系历史上第一宗案例！这是我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以至于凡有此类事发生，系里一定会将源头归结为我。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 20 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了。

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 5 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 王澍作品：杭州南宋御街

旧东西不是破烂，而是复兴的开端

10 年后的 1997 年，我参加东南大学 80 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怎样？」

「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10 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亲和和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种力量并没有丧失，反倒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 王澍作品：杭州美院象山校区

湿润和温暖，建筑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有一天（ 2007 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 10 年过去。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是苏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的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接进来，融合完了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 王澍作品：杭州美院象山校区

华夏的后代，对泥土的感情非常深厚；一砖一瓦都在述说

（图片来源：非常设计师网）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时有武斗发生，只好停课闹革命。我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一起喝着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

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就很愤怒很伤感不是吗？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 《一个勺子》｜最可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 7 岁时已经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的，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 400 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越来越有技巧。

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冬天摇辘轳，脱掉手套，一贴上去那个铁辘轳会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我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想想我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

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你还记得自己年轻气盛时的尖锐模样吗？

凭着那一股子「谁都不服气」的倔劲儿，

你都做过什么至今难忘的事情？

快来留言区和大家分享吧！

封面图片｜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馆2

编辑｜Hat 主编｜寿佳茵

总编｜喻潇潇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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