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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道义：万通兄弟再聚首｜老友记（上）

2017年02月13日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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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仑风马牛

在 2017 年 2 月 9 日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年会上，「万通六君子」再度聚首，深入长聊当年创业背后更加细节的、不为人所闻的故事。文章虽长，但满满的江湖之气，读之令人倍感痛快。聚会结束后，王功权先生赋诗一首，聊表感怀。

《万通兄弟丙申正月亚布力聚会后临别有感》

莫道重逢怕别离，人生聚散任由之。

情深雅叙冰天处，酒醉同欢半百时。

秀冠长歌齐唱晓，纶巾漫卷不言迟。

弟兄岁岁都相聚，一岁光阴一段诗。

（王庶之2017年2月10日作）

主持人：

王维嘉，信中利美国创投公司创始合伙人

嘉宾：

冯仑，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小迪，阳光 100 集团董事会主席

刘军，成都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功权，青普旅游首席战略官

王启富，富鼎和股权投资基金总裁

王维嘉：海南的「坏人们」终于又聚在一起了，今天的「老友记」真的是很特别。其实「万通六君子」相当于中国民营企业野蛮成长标志性的一个组合，非常有名气。

现在，整体的「标本」在这里。大家会感兴趣的第一个话题，第一可能还是你们当年如何大块肉、大碗酒地巨啸江湖的故事，后来，大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到现在的人生阶段，就可以从那样的经历中提炼出一些东西来。今天，我也想听听「六君子」来讲一讲你们人生的感悟。

虽然很多人都读过关于他们的书，也了解过「六君子」的历史，但我还是想请你们讲一讲，当年你们六个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怎么就开始了这么一段历程？

▲《湄公河行动》｜每一个定格画面的背后，都有故事

冯仑：在成立万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东升没做公司，他是武大的同学；启富是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后来还有潘石屹，我们 4 个在海南建省的时候，创办了公司。

我最早认识的是启富，启富跟功权非常要好，他就把功权介绍给我认识。那时功权在海南省秀港工业公司当老总，而我当时在体改办。认识以后，因为他们公司可以打长途电话，我们聊了以后，觉得臭味相投。刘军是北工大毕业的，后来从成都的国营企业偷跑出来，那时候不叫「辞职」。他和功权是在海南的公共汽车上认识的。

又赶上后来 89 年的变化，我们 4 个就陆陆续续都去了南德打工，那时候还没有小潘。那时候潘石屹在我们原来单位下的分公司当副总。

我们撤离海南以后，小易在海南开了一个印刷厂。我们再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潘石屹也是在这个系统里，但是我们还没怎么见面。后来是通过小易介绍，我跟小潘就熟了，那时候小潘刚有孩子。我们几个做公司大概做了大半年之后，潘石屹就加入了我们。说起来，应该是原来两个单位合并了。

▲《红色》｜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王维嘉：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开始的「海南热潮」是怎么回事。当时为什么全国各地都扑往海南？有什么大背景？你们到海南两眼一摸黑，找谁混去？

王功权：深圳办特区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是高干子弟先动手的，民间还搞不明白这个事儿，但是深圳后来就成功了。

海南建省，大家都扑到海南，是因为有之前深圳的成功，如果没有深圳的成功，大家不一定敢去海南。而且海南建省规模更大，同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只有少数的权贵子弟知道消息了，全民都知道消息。再加上深圳那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闯了，海南有这个机会，那时候特区省的号召力特别大。

王维嘉：你当时在吉林省的省委宣传部，后来为什么想去海南？

王功权：我在省委宣传部的时候，就天天研究党的系统以外的事儿，比如自己学管理。因为在省委宣传部，如果你不是学哲学、学政治、学马列或者是学中文的，应该说就是专业不对口的。

而我当时唯一想考的就是中央党校。但能不能考，得要组织先批准，我们新筹建的处长天天让我干活，不让我复习这个课程。当时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安心，然后那时候又出了一件事情。

▲《港囧》｜宣传部的工作，大到思想教育，小到一期版报

王功权：我那时候因为要到宣传部学马列，又准备考党校，所以我就开始看大量的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书籍。但是在看的时候，又不好好学这个东西本身，还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叫《与马克思先生商榷：论分配》的文章，拿给同志们看，最后被处长报到部长那儿去了。

部长非常愤怒地把我找到办公室，把我的文章往桌上一拍：「你算老几？还跟马克思先生商榷？」接着就在部里的一些会议上，说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什么的，弄得我特别不开心。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我们处里有一个叫王姐的，帮别人办点事，别人给她送了两箱东北黄河牌香烟，那时候拿一条香烟送给别人就可以解决孩子的工作问题。这件事情被单位知道之后，单位就开始立案要处理王姐。

王姐是预备党员，因为这件事情，她预备党员的资格就要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她政治生涯要结束了，不可能再继续在省委宣传部工作。

我刚毕业到单位的时候，王姐对我特别好，于是我那时候就感觉「不应该这样」。所以在我们党小组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要取消她的预备党员资格，而我就坚决反对，觉得应该保留她预备党员的资格，予以警告处分。

当时我刚刚毕业一年多，处长和部长就分别找我谈话，特别是处长，说「我们处多少年来，从来都是一致通过的，你这个小青年，怎么会不一致呢？」他们叫我政治立场别搞错了。但我还是很坚持。

结果这两件事，就弄得领导也不开心。后来正好听说海南建省，就觉得到那去看看吧。

▲《放牛班的春天》｜不好管的学生，往往能有惊人之举

王维嘉：那时候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王功权：当时还有一件事情。

之前我偷偷参加了一个招聘，被深圳的八卦岭工业服务区录取了，做团委书记。从省委宣传部，到企业下面的分公司做团委书记，对我来说应该不难。

但是我想，我原来是省委机关干部，在县里带职锻炼相当于是副部级干部，去一家公司做团委书记，感觉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很注重这些事情。我想我得从省委宣传部到市委宣传部，而不是去企业分公司做团委书记，所以最后没有打算去。

但是深圳那边来了调令，先到劳动人事厅，之后到了单位，单位领导就知道这件事儿了，说我怎么背着组织出去应聘了。没办法，我准备去，跟父亲说了以后，我父亲就哭了，认为我像「失足」一样，无奈之下我只好不去。部长、处长、单位老同志，所有关心我的人也都分别找我做思想工作，叫我放下包袱，别去了。

但是这 3 件事儿放在一块，我在这个单位没法混了。所以后来海南一建省，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先提出停薪留职，但是领导不批，最后只好写了辞职报告，一式五份，部长、处长、干部处、机关党委、组织部各一份，就走了。

王维嘉：你这样硬走，不转人事档案，当时到海南没有问题吗？

王功权：感谢那时候的海南，思想很开放，不要这些东西。

▲《罗曼蒂克消亡史》｜一个念头的流转，就可能改变一生

王维嘉：启富，你去海南也是如此戏剧化吗？你原来在哪？本着什么初衷跑过去的？

王启富：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热血青年，都是为了理想去了海南，因为一个机缘有幸在那相遇。

我当时在航天部工作，是造导弹的，在哈工大上过学。在黑龙江的时候，我有一个理想：当总统。所以我跟特朗普有一个共同点，但是中国没有总统的职位，当时年轻不知道，以为可以当总统，我看美国的总统、日本的首相、英国的首相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哈工大毕业以后，我读了第二学历，学法律，是国内第一批政法大学双学位的，87 年当了律师。

海南一建省，我感觉有机会从政了。当时我就给海南省委书记徐世杰筹备组长写了信，毛遂自荐，说自己很厉害，是律师，想从政，想为国家的改革做贡献。他们就给我发了征调函，我就请假去了。

▲《乘风破浪》｜哪怕是写几行程序的梦想

也可能酝酿出下一个小马

王启富：去了之后，当时说安排我到法院工作。但我想还是从政，想去省委。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被介绍到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我在那儿跟功权相遇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秦总，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秦总说据我所知，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我说，是不是为难的地方？秦总说不是，你等一等。于是他先给集团的副总王总打电话，王总就给我安排了一个职务。后来我知道是让我去海南省开发建设秀港工业区总公司，很快就任命我为办公室主任。后来我才知道，秦总是秦方宪的儿子，他有高干子弟的气度。

但我还是不甘心，想从政当总统，就自己到省里，打电话给迟福林。我记得我当时穿了一件红棉袄，有人来领我，也给了我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聘书。

这两份聘书，一个是月薪 2000，一个是 1000，我选了一个工资低的。

▲《伪装者》｜懦夫会说自己这么做是没得选

勇者会主动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王维嘉：刘军和小迪呢？你们两个怎么去了海南？

易小迪：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好像是有点上当的味道。

我是研究生，是计划系毕业的，在班上还是班长，找工作是很容易的，不像现在。有分配的信息，老师也会先告诉我。当时我和老师在一起喝汤，说起海南的这个消息，都说得热血沸腾的。回来以后，我想，这个消息不能告诉别人，我先去看看。

去了之后，感觉挺好，但做了半年，我在的公司就垮了，他们都走了。有一个人说，小伙子你来了不容易，要是你不走，我就给你 5 万块钱。

于是我就拿这钱办了一个印刷厂。我当时 25 岁，雇的人有三十多个，都比我年纪大。办了一年多的印刷厂之后，我知道了做生意很难。

后来我要去注册公司，得先拿一个证，要 8000 块钱。那时候 8000 块钱就相当于小富豪了，也是我所有的流动资金，我拿到那本证之后，感觉这一张纸就值 8000 块钱。

▲《驴得水》｜对有些人来说，钱是心头宝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理想才是生命的追求

刘军：我跟小迪的经历比较类似。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折腾。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学管理，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成都的一家国防工厂——成都国营光明器材厂。

当时管理系号称是「厂长的摇篮」，但我到了工厂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成都国营光明器材厂是中国最大的、做军用光学玻璃的工厂，一般是先实习，再到科室当干部。我被分配到一车间，是专门炼玻璃的车间，它跟传统的炼钢厂是一样的，有一个巨大的炉子、一口巨大的锅，我们要把炼玻璃的各种材料装进去。那些材料都是粉料，而且含铅量极高，把它放倒炉子里熔化以后，倒在模具里退火，最后再压制。

我们是三班倒，今天什么时候上班，明天就什么时候下班；明天什么时候下班，就后天什么时候上班。因为炉子不能停，一停就报废。上夜班得半夜 12 点开始上班，很困，但是还得干活。然后我就给我师父一支红梅香烟，师父就帮我干一晚上活。因为他们都是抽 5 分钱、8 分钱一包的烟，而红梅香烟那时候几毛钱一包，还比较贵。但是现在想想，那时候是年少无知，吃苦的能力是很惭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