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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

我的朋友基普1987年在北京偶然听说了此事。谢天谢地，他立即“打扰了”正在度假的我，他的这次通报给了大众汽车公司意义深远的推动。幸好这一年我在我的夏日别墅里安装了一台传真机，我立即在我的小型日本打字机上给耿昭杰厂长写了一封信，24小时内就收到了他的访问邀请。

20多年后，哈恩谈到当年作出决定的初衷时说：

第一，我了解历史，知道中国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即使到了当代，看看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不能不叹服华人的创造力。第二，我信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不固守传统的意识形态，对世界抱有一种诚恳交流的态度。当然，也靠直觉，靠对人的判断。我和耿厂长一见如故，在以后的合作中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我也不能不抓住机会，当时，一汽已经和克莱斯勒签订了发动机的合同，我必须马上证明，奥迪将更适合中国高端车市场。

哈恩与一汽接触的确有其偶然性，但偶然往往蕴藏于必然之中，中国的发展和哈恩给大众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就是这种必然。

此前，上海在生产桑塔纳的同时，还以SKD方式组装了500辆奥迪100，上海方面希望以此作为“噱头”，以便接下来名正言顺地和大众公司合作，在上海同时生产桑塔纳和奥迪100两款轿车。但奥迪公司的代表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以当时上海汽车厂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不可能生产奥迪100这样的高档轿车。哈恩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他并不认同奥迪公司代表的意见，条件不具备是可以改变的，但哈恩却接受了奥迪公司的意见，没有将奥迪100拿到上海去生产。西方有一句谚语：“要想钓到更多的鱼，就需要在池塘里放下更多的钓钩”。哈恩是一个高明的垂钓者，他的想法是，一个产品如同一个钓钩，他要在中国这个大池塘里钓更多的鱼。哈恩在30年后回答《汽车商业评论》提问时说：

作为汽车企业的管理者，我一直是支持多品牌战略的。1980年代，我刚刚成功地使奥迪进入到了豪华品牌的行列。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市场的需求下，奥迪的需求量注定也不会很大。一汽当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卡车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一些同事都认为一个卡车厂怎么能造得好轿车特别是奥迪这样的高档车？我的一些同事都认为，在中国前景未明的情况下，在我们已经有不少麻烦的合资企业的情况下，再搞第二个合资项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坚信中国市场的前景，坚信它未来的潜力，我们就必须要拿出更多的产品。特别是把我们的第二个品牌奥迪拿到中国来。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一汽大众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等于在中国池塘放下了两个鱼钩，在这个池塘里，你放下来的鱼钩越多，钓上来的鱼就越多。

李文波、波斯特、史度比希等几个德国人在一汽做了认真的考察，他们得出的考察结论是：

如果克莱斯勒在那儿以一款轿车起步比如道奇，那我们在长春就再无机会了。

接到他们的报告，哈恩明白，挤兑克莱斯勒的机会来了。

哈恩之所以志在必得，在于他手里捏着克莱斯勒的一个死穴。克莱斯勒卖给中国一汽的2.2升488发动机，本身就是从大众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买去的，大众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这个发动机的基础上匹配其他系统，更何况，他早就知道，中国政府需要一款高档的公务车，而奥迪100C3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奥迪100是德国大众子公司汽车联盟公司的最新产品，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人能记得汽车联盟公司，但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却几乎尽人皆知奥迪轿车。1968年11月26日问世的奥迪100以其优美的外形，流线型的车身，强劲的动力和让人称道的油耗而成为市场上销量最高的中高档轿车。1982年秋，奥迪公司在奥迪100的基础上再推出第三代奥迪100 C3。新的奥迪100车身结构全部采用轻量化材料，风阻系数仅为0.30，由于技术先进，新款奥迪100C3成了先进设计的同义词。德国媒体称，“从空气动力学特性上来看，新款奥迪100C3是汽车行业绝对无与伦比的骄傲。”

为了能在中国这个池塘里钓到第二条鱼，，哈恩决定将自己手中的这款看家产品来与克莱斯勒竞争。

就在一汽与克莱斯勒为天价入门费对峙的时候，耿昭杰接到了哈恩希望能见面商谈合作的电传。角力场上突然冒出个第三者，给耿昭杰提供了选择的机会。耿昭杰迅速回应：请哈恩到长春会面。

1987年，深秋的长春，寒意袭人。10月20日，当哈恩第一次踏上长春的土地时，长春给他留下的是这样一种印象：

一个庞大的身穿棉袄的欢迎委员会和一辆中国产的加长红旗在等候我们，宽阔的大街上是没有尽头的沉默的骑着自行车的人流。

哈恩、波斯特、史度比希以及李文波等人来到长春，他们首先参观了一汽，一汽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完整的生产体系让哈恩深感震惊。波斯特回忆道：

就面积而言，一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拥有近100%的生产深度，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卡车、大客车、和红旗牌国宾车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自己制造的。在考察生产情况时，我们吃惊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汽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到了何种的高度。此情此景，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自行研发或生产轿车的看法烟消云散。

（马丁.波斯特著《上海大众1000天》）

企业家与企业家的会面没有行政官员那么多的繁文缛节，简短地寒暄后，哈恩一行4人与耿昭杰带领的12人在一汽著名的“74栋（原“专家楼”）”的会议室里开始了面对面的会晤。10月底的长春还没有送暖气，在零下的室温里坐着不动实在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尽管一汽给哈恩一行每人准备了一件蓝色的棉大衣，但仍将这些在舒适环境下生活惯了的德国人冻得瑟瑟发抖。哈恩回忆第一次到一汽谈判时的情景：

我们住在一汽简陋的招待所里，一汽方面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件蓝色的棉大衣。由于气温实在太低，我穿上后24小时都没能脱掉它，因为整个城市的供暖系统还没有开始工作。……最痛苦的是，第二天一早冲进浴室时，只有几乎是快冻成冰的水。

虽然与耿昭杰是第一次见面，但哈恩却非常老道，他明白，自己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一汽正在与克莱斯勒谈判，只有端出最有诱惑力的菜品，才能吸引正在另一个餐桌上的食客。他对耿昭杰说：“中国一汽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德国大众是世界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企业，我们之间有两个合作领域，第一是与上海大众在零部件生产国产化方面的合作，第二是生产奥迪100。为在一汽生产奥迪100或者也可以是奥迪200，大众准备提供成套模具。”

耿昭杰深沉不露，仔细地听着这位世界著名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的全部想法。哈恩详细介绍了奥迪在世界领先的4轮驱动以及全自动变速箱技术，并明显带有诱惑地声称，如果双方开展合作，将向中方转让这种世界先进技术。哈恩坦言，如果双方方能够合作，对德国大众的长期亚洲战略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也没有忘记阐述这种合作对中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好处。针对一汽已经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的发动机，哈恩聪明地指出：“将一款克莱斯勒的发动机装入奥迪一段时期，并非不可能。”

耿昭杰同样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中国汽车工业和轿车工业的现状以及一汽所具备的实力使得他决心将一汽建设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老大”。眼下德国人与美国人都在争着与一汽合作，相比美国人苛刻的条件，德国端出的条件明显地要优惠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人没有美国人那种让人感到压抑的自大狂。但耿昭杰并未立即表态，与哈恩不同，虽然同样是企业家，但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尤其在那个时候，他头上的“婆婆”太多了，即使他有合作的意向，仍少不了要层层汇报并取得同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李治国、吕福原等人回到北京，向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汇报了和克莱斯勒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第二天，他们得到通知，到北京怀柔向国务委员邹家华等领导汇报。听取汇报的有：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原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周子健，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原一机部副部长祁田、汽车工程学会会长胡亮、原一汽厂长刘守华、李刚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等领导。二汽厂长陈清泰、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总经理陆吉安、上汽总经理王荣均、重汽公司总经理纪宝祥。可以说，这次会议聚集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老前辈、老领导、决策者和各大企业的负责人。

会议由邹家华和陈祖涛主持，陈清泰、纪宝祥先汇报了二汽和重汽的项目进展情况，接下来由李治国汇报与克莱斯勒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李治国回忆：

我如实地将海姆斯的傲慢无礼态度作了介绍，坐在大沙发上的段君毅越听越生气，不时地站起来，双手背在背后来回走动。最终忍不住大声说道：“真是混帐”！

（李治国著《栉风沐雨50年》）

李治国向领导们汇报了德国大众公司到一汽来挖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墙角的事，并介绍，德国的奥迪100比美国的道奇600无论是造型还是工艺都有很大的优势。段君毅首先表态：“可以与德国大众公司接触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一致同意这一意见。

与哈恩在长春几乎同时，大洋彼岸，克莱斯勒底特律总部再次出现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