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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汽车史话》连载|德国大众与上海合作的传奇故事（二）

1979年元月初，上海提出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洽谈合资经营的方案。元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上海的方案上批示：

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

邓小平于2月11日再次圈阅同意。得到中央的首肯后，1979年3月6日至4月16日，饶斌率领以上海汽车工业代表为主的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对通用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奔驰、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进行考察，谈判合资经营事宜。

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方请中方代表参观了工厂，还请中方成员试驾了他们新研制的小轿车。但对中方合作的要求，美国通用公司的回应是：中方生产部分汽车零部件，再由他们提供其余的零部件在中国装配，产品纳入他们的世界生产体系，这如同通用雇用一个帮他们打工的小伙计，离中方自己生产轿车并要出口创汇的想法相差万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汽车公司善于在生产上精打细算，对于选择合作伙伴也是极为精于计算。日本汽车公司奉行的是“只卖商品，不卖技术”，他们更不愿意用自己的技术去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倒是有积极性，但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中方的想法，提供的车型不适合中国的市场。

中国代表团的考察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近2年之久，但这次全球环游“选秀”毫无成果，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心情郁闷。原上海大众公司董事长陆吉安说：“我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周游列国，但没想到的是，这次面向全世界招募合作伙伴并不顺利，日本、美国等各大汽车公司相继拒绝了我们。”

这些西方大公司拒绝中方的原因很简单，中方的合作内容让他们无法接受。蒋涛说：“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是能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是能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对方在国际上已具备有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对照中方的条件，多数外国大汽车企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出牌要对等，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如此落后，市场环境是如此糟糕，市场容量是如此有限，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轿车的基础与条件，中方凭什么开出如此高的要价？他们对中方说：你们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轿车，进口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德国大众公司是这些西方国家中的另类，相比较其他西方大公司而言，德国大众公司是惟一愿意提供最新技术又愿意投入资金的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饶斌认为，还是德国大众的条件较好，这才选定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作为谈判伙伴。

原上海大众总经理仇克回忆道：

德国大众公司的代表博诗到上海主要是我接待的。我们也很清楚，德国大众派他来是了解中国情况，探讨合作条件。他来了后，先是参观了上海汽车厂。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是：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建成年产15万辆的合营企业，主要是出口。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我邀请他到和平饭店吃饭，看到很多日本人，他指着这些日本人开玩笑说：“日本人一定也和你们谈了，我只有一个人，怎么能和他们那么多人竞争?”

我也笑着回答：“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事情也不少，而且你们以后也可以多来一些人呀!”

接下来就是1979年4月饶部长率领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访问大众，他们特地安排了我们参观每天生产3700辆轿车的狼堡轿车厂、高尔夫轿车的自动装配线，还看了技术中心、试车场、碰撞试验室等，以及他们正在生产的各种车型的展览大厅。参观完后，大众公司董事长再次重申，他们愿意和中国合作，在上海建设现代化轿车厂，还提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愿意帮助我们发展零部件，并同意整车返销60％。代表团一行都认为大众公司提出的条件比较实际，可信度较高，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

后来，德国大众又派代团正式访问中国，由纳德布什带团。他们这次带来的情况是：他们是想在亚洲寻找合作伙伴，第一家找到了伊朗，双方谈得很深入，后来因为伊朗国内动乱而取消。现在正在谈的是韩国，韩国有许多条件是大众公司愿意接受的：首先是国家体制，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韩国轿车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三，韩国人做事情非常“拼命”。但他们仍然愿意跟我们合作，主要是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非常大，而这正是韩国所缺乏的，因此，他们最终将中国定为合作伙伴。

由此可见，中国与德国大众合作是在没有挑选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从此，上海和德国大众开始了艰苦曲折起伏不断的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合资谈判。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十几亿勤劳的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得德国大众将目光投向中国。在当时，与中国合作无疑是大众公司最大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力促德国大众与中国合作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大众公司董事施密特，就是他首先做出了与中国合作的决定。2年后，卡尔·哈恩博士接任大众公司董事长后，将大众公司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推广，最终使得中国成为大众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