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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默克尔前任得力助手冯•克莱登(Eckart von Klaeden)正式入职戴姆勒仅两天，就遭遇检察机关调查。日前，柏林检察机构收到匿名举报，称克莱登在此前担任政府要官时，利用职务之便，私下与现任雇主戴姆勒频繁接触，涉嫌泄密。

据可靠消息透露，目前任戴姆勒集团“首席游说官”一职的冯•克莱登在2013年1月-5月，还在担任默克尔政府国务部长时，在接触德国政府关于欧盟汽车碳排问题的机密文件后，私下向戴姆勒汽车代表“通风报信”。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就在10月14日召开的欧盟部长会议中，因豪华车企宝马、戴姆勒、奥迪的全权代表德国政府坚持不懈的强力干预，欧盟各国环境部长同意德国的要求，废除2020年要求将欧洲所有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95克/公里(相当于每百公里消耗4升汽油)的严苛目标，同意重新开启碳排标准谈判，德国汽车工业界再次迎来阶段性的“皆大欢喜”。

弃政从商 默克尔力挺

从政、从商，人各有志。然而如果涉足政坛已久，再投入商界担任要职，用从政时结下的良好人缘为企业的发展谋福利，这种看似平常的工作变动，对一向有政治洁癖的德国人来说却不容易接受，在他们眼中，这种过于“暧昧”的关系与“官商勾结”的行为相差无几。

今年5月28日，一则来自安吉拉•默克尔办公室的人事任免通知引发众多关注。时任德国国务部长冯•克莱登——这位默克尔内阁中的少壮派，联盟党中的得心人物，将在9月德国政府换届选举之后弃政从商，投奔戴姆勒集团担任外事总监，负责该集团的“全球外部事务和公关政策”的游说工作，而之前担任此职位的马丁•贾格(Martin Jager)则将被德国政府安排自9月其担任德国驻阿富汗大使。

此次人事调动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反对党的炮轰，社民党、左翼党等要求克莱登马上辞去国务部长一职。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Thomas Oppermann更是表达强烈不满，称戴姆勒未来首席游说官还未离任，仍在政府上班，这种“荒谬”的情形令人不可接受，这是在向民众传达“奔驰的高管直接坐进了政府内阁”的讯息，会令政府形象受到负面影响。

面对此番质疑，默克尔亲自出面为爱将辩护，称克莱登在政府任职期间从未参与涉及汽车企业的决策，如今他转投戴姆勒，并不存在所谓的利益关系。此外，克莱登也承诺，卸任后，将会放弃政府给官员发放的退休金。

自称清白

总理默克尔的背书和信誓旦旦的承诺却未能为克莱登保驾护航、平息质疑。据媒体透露，克莱登在担任国务部长期间，就欧盟近期争论不休的汽车碳排放标准问题，曾与本国汽车业界代表举行过7次正式会谈，听取行业意见，其中包括与戴姆勒的3次会面交流。尽管如此，面对近日的匿名举报，11月4日，克莱登本人在配合检查机关的调查时，仍然否认该项指控，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其现任雇主戴姆勒也出面力挺克莱登，戴姆勒方面的新闻发言人Joerg Howe称：“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并将以平和的态度对待检察机构的此次调查。对克莱登的人品和忠诚度，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尽管各方都在极力澄清，然而舆论仍旧不买账，反而认为此番辩解纯属“越描越黑”。有媒体分析认为，本次人事变动的时间段与欧盟碳排新规谈判日程十分“巧合”，而克莱登在戴姆勒的走马上任又恰逢欧盟各国重启新一轮汽车碳排放标准谈判之际，在这个关节点上，这种从总理府到豪华车企如此迅速的“无缝对接”不得不引发各种猜想。对此，Oppermann犀利地指出，戴姆勒之所以聘请克莱登，显然不是看中他的“造车”能力，而是看中他的关系网和对政府部门的了解。

目前，在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卸任后可以自由选择新职业。但是为了避嫌，在通常情况下，官员在离任后会有一段“空档期”，之后再转到商界接任新职务。对此，欧盟就明确规定官员必须熬过18个月的“等待期”，即欧盟委员在结束任职18个月后才能进入企业工作。但德国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德国的媒体、反对党以及各种专门为此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却时刻拿着放大镜监督，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举报。

事实上，在德国政坛上，类似克莱登这种弃政从商的官员早有先例。据悉，2008年，时任国务部长的基民盟成员穆勒(Hildegard Müller)就突然退出政坛，转投能源企业任职。而前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离开总理职位后不久，就被聘为北欧输气管道公司监事会主席。据悉，这一项目是施罗德任总理期间亲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下的合约，并为其提供了高达9亿欧元的信用担保。而另一位默克尔的政治亲信、曾经在赫尔斯特•科尔(Helmut Kohl)政府中担任交通部长的马蒂亚斯•韦斯曼(Matthias Wissmann)卸任后，成为是德国汽车工业代言机构德国汽车制造协会的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