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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走出“文革”不久，政治挂帅，斗争哲学，还是轿车合资企业的主旋律。甚至几家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也无一不是顶着“洋买办”的帽子艰难行事，似乎只有天天和外方拍桌子吵架才算站稳立场，压力之大超乎想像。上汽大众第三任中方总经理方宏，曾经为中国足球引进了第一位洋教练施拉普纳，以及广州标致中方总经理刘煜伟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一个跳楼，一个患了癌症，英年早逝。

北京吉普从合资一开始，七斗八斗就是常态。中方职工与AMC派来的管理人员相互碰撞时有发生。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工人，更是坚决抵制美方经理的工作指导。

当年一段逸事，足以诠释这个企业为何始终一蹶不振：一次，美方管理人员发现一辆切诺基质量有严重缺陷，要求工人把车销毁。第二天，他看见废品车还在，就自己拿起铁锤要砸车。结果一群义愤填膺的中方员工冲上来要揍这位美国佬儿，美国人只好妥协。这样，直到20年后，切诺基在中国始终有大大小小的毛病，产品质量一直没能彻底过关。

当时的合资企业，在主流媒体的眼里也属另类。记得采访北京吉普时，我拍摄了一张切诺基新车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二版，事后该报工商部的夜班编辑告诉我，他为发表这张照片挨了批评，上面问他为什么在党报上给外国产品作宣传？

对于合资公司，国家最初没有什么政策优惠，各主管部门照章办事，进口装车的散件，要征收百分之百以上的高额关税，社会上水电气供应部门也把合资企业当“唐僧肉”，漫天要价。恶劣的环境造成北京吉普严重亏损，几乎无法运转。

当年，建立一个轿车合资企业，无论进口设备、引进技术、外籍员工的工资、进口的轿车散件，都需要美元马克等硬通货来支付，而当时在中国，外汇是最稀缺的财富。

咱们讲一段匪夷所思的往事。70年代，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大会。从全国的银行调集美元现金，一共只凑了3万美元，代表团在纽约住酒店，连付小费都捉襟见肘。邓小平攒下团里发给他所有的美元零花钱，转机经过巴黎时，也仅够请驻法大使馆买一些法国羊角包，带回国分给几位老帅“开洋荤”。

80年代，合资企业做不到进出外汇平衡，足以让这个襁褓中的项目面临夭折。

就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剑拔弩张的氛围下，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11月，才开张一年多的北京吉普就支撑不下去了。由于刚刚启动，外汇收入不足，开不出外汇支付信用证，AMC发出的1080台CKD汽车散件停留在港口不能入关，致使北京吉普停工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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