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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今天和明天，让我们回望一个人一段过往的岁月，因为那里蕴含着一些永恒的启迪。

第一篇：

10年 从工人到省长

1979年初，正是春风暖暖地吹拂着祖国大地的时候，邵奇惠终于盼来了平反的时刻：戴了21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党籍恢复。

他是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工人。平反前，厂党委书记李春贺把他叫到办公室，高兴地祝贺他即将平反，并要他写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

邵奇惠一愣，说：“开除我党籍是错的，恢复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我写申请恢复的报告？莫不是当初开除我是对的？”

李春贺也一愣，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手续，你就写吧。”

“我不写！”邵奇惠态度很坚决：“党组织认为我够，就恢复，不够，就不要恢复。我虽然期盼恢复党籍，但对党要讲真话，假话我说不出。”

两个人互相凝视着，静静地，一时间没一点儿声响。

义无反顾做工人

邵奇惠是1958年在杭州团市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期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那年他24岁。

阔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回到了那片熟识而又令他伤感的土地。

市领导接待了他，要倾听这位遭到深深伤害的游子的倾述。但他们没有听到，邵奇惠坦坦荡荡，一句怨言也没有。

市领导说，按规定，给你补偿一万元。1979年，一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万元户在那时是很稀罕的。

邵奇惠几乎想也没想，平静地答复道：“我不要。拿这个钱我会很难过的。我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金钱。我现在挺好。”

“都拿了，不是你一个人。”

“他们拿我不管。我不拿。”

“那我们准备在杭州给你安排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

邵奇惠想了想，动情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哈尔滨林机厂收留了我，工人和厂里的领导对我很关心，我虽是反革命，但他们照顾我，让我念完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夜大学，还让我担任一些技术革新的工作。一个人要有感恩的心，我要感恩的是林机厂的师傅和领导。只要林机厂要我，我愿意回到林机厂去。”

邵奇惠放弃了回到有天堂美誉的故乡杭州，返回了地处北国哈尔滨的林业机械厂。

“非常规”晋升省长

可谁能想到，10年后他会挑起黑龙江省省长的重担呢？

自平反起，他历任林机厂工艺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厂长；

1985年5月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1987年4月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9个月后的1988年1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副省长；

一年后的1989年1月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省长，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到高层领导岗位，是邓小平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出的重要部署。邵奇惠是被选中的一员。只是他如此跨越式的晋级，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尤其赴任齐齐哈尔才短短3个季度，就升任副省长，这不规范，也有违“常规”，组织部门配干部没有这样配的。确实，省委没有这个安排，他不是副省长候选人。可是在选举前的民主推荐会上，他被“呼声很高”地“推”了上去。面对“突发”情况，省委紧急向上请示，中央即批复同意增加邵奇惠为副省长候选人。

此时，邵奇惠不是省人大代表，没有参会，不知道这期间发生的这些与他有关的事情。那天他正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搞调查，说有电话找，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到村委会用摇把电话接的。电话是省政府打来的，通知他“选上副省长了，马上往哈尔滨赶，参加明天的新闻发布会”。邵奇惠蒙了，不知怎么回事。可时间紧迫，只得直接从乡村驱车数百公里奔省城。

邵奇惠当时穿的夹克衫右肩上划了个口子，是秘书帮缝上的，因为走得匆忙没来及换……可正因此，邵奇惠“得罪”了齐齐哈尔市的干部和群众。齐齐哈尔一位白发苍苍的省人大代表投票后见到他，手杖敲得地板咚咚响，说：“我不划这个圈吧，对不起大家的选择，划这个圈吧，对不起齐齐哈尔的570万人民！”

选举他当省长的那次人代会，气氛也格外庄重、热烈，代表们为选出一位有开拓精神，在林机厂、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颇多建树的省政府带头人而欢欣鼓舞，大家热烈地鼓着掌，一双双望着他的眼睛里充盈着信任和期待之光，它们聚焦到了台上邵奇惠的身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也传送给了他巨大的暖意和动力。他站起来，对代表们说：“省长的权限很大，但我知道它是人民给的。今后我的工作是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把党和人民的意志结合起来，为人民办事。为此我会尽自己的力量，不会顾及有多少人反对，也不在乎多几张或少几张选票，我在乎的是把人民给的权用好！”

会后有记者问他：“当省长对你意味着什么？”他答道：“意味着一生中最光荣、也是最艰难的时期开始了。”

那年邵奇惠55岁。随着日历一页页的翻动，2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已年逾八旬。然而人们仍记挂着他，仍在念叨他在黑龙江省那些年科学理性的决策思维和为党为人民办事的务实作风，它们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也不会远去，因为它们内涵的鲜活而又生动的生命之力是永恒的。

第二篇：

“383工程”始末

当上省长的第7天，邵奇惠“悄然”离开了省城。他布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自己率先带了一个5人小组出发了。和以往一样，他不让和下面打招呼，不要陪同，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到下面真实的情况。

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他让随行的《黑龙江日报》记者给他办了一张记者证，车牌也换了一张地市的。他说此行以采访的名义，乘下面对他这个新省长还不认识，多和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尤其要着重看看物价上涨的势头抑制住了没有。“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低于上年”，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稳定大局的第一位工作，省里为此在年初推出了整治物价的“383工程”，不知道农村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老百姓有什么反映？

何为“383工程”？

1988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呈现异常严峻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涨幅超过25%，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都受到了严重干扰。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把整治物价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务必抓出成效，物价上涨幅度一定要低于上年。

黑龙江的情况也不例外，宏观管理失控，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失衡，加剧了资金、电力、运力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局面；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猛，已引发3次较大规模的抢购风；流通秩序混乱，“官倒”、“私倒”泛滥，加剧了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怎么办？作为上任不久的分管副省长，邵奇惠对物价知识知之不多，他的办法是挨个到相关部门一边学习请教，一边调查研究。可一个来月走下来，心里仍然没底，下面并不像上面那样着急，反映的情况也比较笼统，问题分析多限于表象，比如泛泛地说“翘尾巴因素使物价涨了几个点，自发涨了几个点”，可那几个点是怎么涨上来的？又是怎样形成的？能不能从翘起的尾巴里割掉一点？怎么割？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说不明白了；有些部门虽然提出了一些抑制物价的措施，但由于没有弄清楚价格形成的过程及其规律，大都“单枪匹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从根上解决问题。

机械专业的“统计法”

邵奇惠决定从头理起，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当初被选上来的时候，他就琢磨，党为什么要选知识分子到高层领导岗位？知识分子上来后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很显然，选你不仅是因为你有专业知识之长，而是看重你通过知识的学习，养成和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挑起领导重担的这些年，邵奇惠就是这样自觉地走过来的。

现在，他在办公桌上摊开了一张大纸，要着手画物价的“逻辑图”。他是学机械专业的。在遭难入狱的日子里，一有时间就钻研家里寄来的大学机械课程。到哈尔滨林机厂后，在哈工大夜大学读了5年“机械工艺及设备专业”，成绩优异，参与编写了50余万字的《专用机床设计制造》丛书，独自完成了30余万字的《数控机床》专著，打下了扎实的逻辑和系统思维的基础。

他先搞清楚，物价部门计算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商品共计有383种，其中生活消费品331种，农业生产资料52种，在纷繁的商品世界中它们仅占20%左右的份额，但在老百姓现金支出中有很高的“权重”，达到90%以上，说明这些是生活和生产的常用商品，对稳定人心、稳定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是注意的中心。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市场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又有差异，这就是商品在计算物价指数中的权数。383种商品中，权数在100以上的有13种，在50-100之间的有41种，应根据权数的大小，分层次对待。

接着，他对每一种商品进行分析，逐一理出影响它们价格的因素。比如大米：省内自产不足，需大量采购，采购的价格如何稳定，要确保采购的质和量，商业、财政、运输、金融等部门需提供保障；要提高自产能力，农业厅和生产资料、土地资源等部门要协同出力；流通环节，如何做到合理分配，及时调拨；大米价格的确定和加价率是怎么定的，每过一道批发环节加价多少，是否都合理，其中哪些环节可以去掉，以减轻消费者负担等等。

这样勾来勾去、纵横交错，383种商品的逻辑关系蛛网般密密麻麻地画了好几张大纸——模糊的印象渐渐有了清晰的感觉。“物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这一概括性的理论表述，现在很现实地摆在眼前了。

“邵氏”头脑风暴

拿着“图纸”再和相关部门讨论，令不少人有新鲜之感，甚至有“吃惊之感”。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物价“图”，也从来没有哪个领导这样仔细和严谨地梳理过物价问题。物价这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被“画”得具体、透明和摸得着了。

这个初步设计经省委讨论修改同意后，邵奇惠又扩大讨论范围，请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对“图纸”品头论足，集思广益。大家对把事物内在关系有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思考的工作思路，予以积极评价。

汇集各方智慧，邵奇惠手里的“逻辑图”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在调控383种商品价格的总目标下，设立生产、供给、流通和价格调控4个系统，4个系统下面又分解出14个子系统，包括需要增加供给的粮食、“菜篮子”、食品、工业消费品、建材、燃料和农业生产资料7个工程；需要整顿的流通秩序、加强管理的农贸市场和优化省际间物资交换的协作关系；需要加强的价格调控管理和价格动态分析与统计工作；对煤、电、运和人、财、物进行合理调配，使之用到有效的生产上等等。

与子系统对应的，是各项工作的细化和量化，如7个工程共计包含了437种各类产品，其中有米、面、玉米、食用油、食盐等18种；菜、肉、蛋、禽、豆腐等54种；食糖、烟酒、水果、糕点、奶等58种；衣着类、日用电机品类等191种；小农具类、化肥类等52种等等。整顿流通秩序则要求制定和建立市场规则，以求长效机制；物资保障要求有具体实施方案等等。

其间各部门之间产生了几百个互为关联需要协同推进的节点，量化出了几千个“可考核”的数据。接下来，每个子系统的下面是一串政府厅局和部门的名单，由它们负责上述任务的落实。在此基础上，层层签订责任状，将上下左右联结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至此，以383种商品为启动点、厚达288页的物价管控总体规划产生了，它在实际中的运行被称作“383工程”。

“383工程”出炉

不再各自为政、单枪匹马，而是系统、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各个环节又都有明确的操作指令，所有行动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此作战，其效果和以往是不同的。

有限的资金、紧缺的原材料和紧张的电力、运力等不再东一点、西一点地“撒芝麻盐”，而是向生产383种商品的136家大中型企业和“菜篮子”建设项目倾斜；对生产搪瓷制品、常用药品等市场有需求的亏损、微利企业，筹集了数千万元的“物价调节基金”予以扶持；科技力量深入到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效益和惠及消费者攻关出力；流通领域久治不逾的“官倒、私倒”顽症得到有力整治，全省1389个皮包公司和一批不够条件的批发企业被撤消，中间环节减少；明确各类批发企业经营范围，把火柴、肥皂、洗衣粉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纳入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主渠道；合理调整商业的进批差率、批零差率和加价率，降幅在1至5个百分点之间……

以哈尔滨的猪肉供应为例。猪肉在哈尔滨人的肉食消费中占80%以上，它当然被排在“383”的前列。要抓猪，就要理顺与此相关的各种关系：猪以粮为食，要抓粮食增产环节；猪吃平价料，又以平价被人吃，要抓财政扶持环节；从屠宰到销售，从乡下到城里，猪畅其流方能源源而来，要抓市场流通环节；冻肉与鲜肉、肥肉与瘦肉、平价与议价，可谓五花八门，于是要抓质量检测与价格监督环节；本地猪供不应求，外地猪大批进入，要抓与全国市场相勾通的信息反馈环节……如此环环相扣，猪肉供应的稳定和价格的稳定便落到了实处。

有效供应增加，价格涨幅趋缓，“383工程”显现了初步成效。同时，另一种效果也展现了出来，那就是系统思考问题、整合各方力量攻坚克难的做法，使不少干部深受启发：中国正在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会出现许多过去不曾见过的陌生现象，新旧矛盾的交织冲突和事物的繁杂多样将是常态，在这些新情况面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囿于一个部门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只有用事物相互内在关联的“系统论”的理念面对市场、研究市场，才切合实际，也才能掌握管理的主动权。

这样的“头脑风暴”，正是邵奇惠所希冀的。他对他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系统论的重要观点。当各个部门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视野，而是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的时候，当由各自“自扫门前雪”转向形成合力的时候，破解全局性难题的信心和本领就增强了。

物价管控“3笔账”

当然，“383工程”也面临不少质疑，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黑龙江吃亏论”。黑龙江省上游产品多，人民生活必需品自给率不到50%。“我们生产的煤、木、油、粮等原字号产品平价调出，需要的日用品却要议价购进。我们实心实意地控制物价不合算，吃亏了。”也有人说，目前企业利润构成中约有40%是靠提价取得的，因此对于控制物价不少地方是光喊不动，或者喊的多动的少，谁动真格谁吃亏。

邵奇惠就在各种场合给大家算3笔账。他说，物价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问题。近阶段能否把物价控制住，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是提高党和政府威信、增强改革凝聚力的大问题，花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这是政治账。作为一级政府，不能不考虑地方利益，但如果大家都舍不得暂时舍弃一些地方利益，对控制物价犹豫观望，甚至阳奉阴违，到头来物价失控，损失就大了，谁都占不到便宜，哪还有什么地方利益可言——这是全局账。黑龙江控制物价动真格的，从眼前看，企业是少得了，财政也少收了，但这样可以逼着人们眼睛向内，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和依靠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步伐，通过节约挖潜等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增强活力等等，从而先人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竞争力，这不仅没有吃亏，而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机遇——这是长远账。3笔账，展现了邵奇惠的胸襟、远见和胆识，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有人发问，现在提倡发挥市场的作用，还用这样的行政手段管控物价，是不是旧体制复归？邵奇惠解释说，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决定的。我们目前处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时期，完全重复过去的行政手段肯定行不通，但简单搬用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也是要碰壁的。

只有在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点上，采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混合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才能达到治理环境、控制物价、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促进新体制的发育和形成。即便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对物价问题也不应该和不可能撒手不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完全放弃对物价管理的。

“‘383工程’里针头线脑一类的小商品都列上了，政府管得是不是太细了？”有人提出了批评。邵奇惠回答说，政府工作确实不能陷入事务堆里，但是现在政府工作的主要问题不是太细，而是太粗，什么都是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坐而论道、“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一套，那怎么行！有些人虽然整天喊要管好市场、管好物价，但到底有多少种商品影响市场，有多少种商品在影响物价指数中起主要作用，了解并不多，你让他细他也细不了。

食盐和火柴确实是很小的商品，但谁离得了？这些日子它们的价格一个劲往上涨，老百姓受不了，我们能不管吗？我省有个铁力火柴厂，一盒普通火柴的成本2分6，出厂价3分5，批发价3分8，到了零售商店是4分2，国家定价为5分，利润率是可以的。可为什么国营商店没一家卖火柴？而零售小店卖的火柴没一家执行国家定价的，都是6分、6分5，有的甚至卖到8分、1毛。食盐也是，6毛钱半公斤，但供销社没有卖，自由市场上成麻袋地加价卖，怎么回事？

只要对老百姓充满感情，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小事情都是大问题，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抓这些抓什么呢？不从根上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百姓怎么相信党、拥护政府呢？郑板桥有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县州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尚且能提醒自己注意百姓疾苦，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不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呢！

“微服私访”查落实

正是怀着一切为了老百姓的信念，邵奇惠一行乘坐的“采访车”穿行在东部地区的县镇乡村。正是严寒时节，白雪皑皑，寒风刺骨。他们一路走，一路看，在路边小饭店就餐体验饭菜价格；逛农贸市场看行情；出入杂货店问物价；投宿小旅店和农民家与群众交谈；借一位教师的家开座谈会，请他的左右邻居谈对物价的意见；还挤上拥挤的慢行列车，站在过道里“采访”旅客……

一名叫郭宝昌的退休干部反映说，他是1986年退休的，当时白糖1斤8角7分，现在平价1元4角4，议价1元6角5，小贩卖到2元，涨了一倍；猪肉当时9角7分1斤，现在3元，涨了2倍多。我退休工资120元，才过了3年，已不顶五六十元花，一家3口都有工资还显得有些紧，别的人家就更困难了。

57岁的家庭妇女刘秀芹抱怨，小贩卖东西挪个地方就涨价，没招儿，管不了。伊春地区的南岔百货大楼是一个物价管得比较好的单位，但由于进货渠道不同的原因，前3个月白棉布卖过2元1角7、2元2角1和2元3角9三个价，引起群众恐慌，造成抢购针棉织品的风潮。经理田成华说，批发环节还要减少，层层加利的现象要想办法管住，否则他们把价格涨上去了，我们怎么稳得住？

邵奇惠他们在小饭店吃饭也有感受，服务员推荐“炸带鱼”，这个菜标价牌上没有，他们估计要不了几元钱，结果算账时要了20元，一行人都惊呆了。还有一次，一碗只有一个鸡蛋的“甩袖汤”要2元，顾客们怨声不绝。邵奇惠一一记了下来。

8天“采访”结束的当天，他即写了一份给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指出：“控制物价虽已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但下面还未见具体行动，基本上还是放任自流。”省委马上转发全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邵奇惠的“微服私访”和发现的问题，在各级干部中引起了震动，促使他们思考“我们该怎么做”，“如何跟上新省长的步子”。

“看来一项工作要落实到基层不是那么容易的。”回到省城，他在干部会议上做了检讨，说我们的工作抓得不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对各级政府的头头定了条“规矩”：无论你们到省政府，还是我下去，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物价，因为这是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如果第一位的工作都讲不清楚，我不仅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你，让你赶紧回去补课，而且别的事情免谈，因为我对你不放心。对下面报上来的物价报告，邵奇惠必看，尤其重视其中的数字，对哪个数字有疑问，就拿起笔核算，有几次发现数字计算有误，就把上报材料单位的头头找来，让他当场算，直到找到错在何处。

邵奇惠的家离省政府有步行半小时的路，只要没有急事，他就走着上班，途经一个农贸市场，总要询问各种蔬菜和肉、蛋等的价格，和大妈大嫂们聊几句。他还交了一批在一线的物价管理员朋友，让他们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正是这样的身先士卒，影响和带动了下面的工作跟了上来。

动荡时期不放松

不久，突发“学潮”，很快，省政府大楼被学生围得水泄不通。邵奇惠很忧虑，他担心的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物价压力还很重，又碰到了“学潮”，社会秩序被打乱，两者一旦叠加在一起，情况会更加严峻。因此在紧张地做学生工作的同时，邵奇惠的一切工作照旧，对“383工程”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5月19日，正是“学潮”处在峰头上的日子，全省物价工作会议如期召开，11个单位做了典型发言，邵奇惠做了讲话。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得不到上面信息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省长，要在干部会上讲话不是件容易的事。邵奇惠没有犹疑和观望，秉持一贯的“相信党，为人民，科学思维，理性决策”的执政理念，站到了讲坛上。

他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表明了一个坚定的态度：“现在北京以至全国各地包括哈尔滨在内，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在这种时候，作为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在关心社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恪守职责，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放松自己的工作。”

接着，他就“383工程”说：“大家知道，市场是个变化非常慢的东西。过去我对它没有具体的认识，现在我才看到它是一个惯性极大的综合体。这么大的惯量，物理学上叫F=MA，由于质量太大，所以要产生一点加速度，那用的劲就不得了。我觉得我为了推动这个东西，几乎付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大家也费了不少劲，使之正在缓慢地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虽说是缓慢，但它毕竟开始运转了。如果我们在已经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情况下，放松了这个努力，那就可能向着和我们希望的相反方向或者负加速度上发展，那么我们再要将它扭转过来，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情况了，也许要用二三年的时间才能转过来，所以现在劲还得往上使，不能丝毫松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增加供给，控制物价，都是政府第一位的工作。如果市场、物价出现大的问题，就会引起更大的动荡，所以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关心这个问题，要一鼓作气抓出成效，千万不能放松，煮夹生饭。”

讲话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刚才我听哈尔滨市汇报，有的商店向上面打报告要求资助，说他们卖出去的一些食品或者其他东西，是打白条子卖出去的，像红肠等东西写个条子就拿走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些商店不但不能给什么补助，而且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不是对学生的同情，而是制造混乱。如果听任这些事情发展下去，我们保证供应、控制物价的工作，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的供应和物价工作，再一次出现混乱，那就不是几个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了，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维持我们正常的经济秩序，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家要继续努力把我们已经明确的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地进行下去。”

邵奇惠讲这番话，是有风险的。但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他态度鲜明地尽着一个领导干部的职责。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鼓舞了他的下属们。

10天后，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国家物价局调查组来到黑龙江，对“383工程”实施情况做了为期20天的调查。调查组的同志说，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像黑龙江省这样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物价工作精神的。带队的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铁生说他是在国外学的系统论，还没有把它用到物价管理上，黑龙江用上了。

调查组走了十几个市县，看市场，开座谈会，和干部群众交流，认为黑龙江这个物价管理难度比较大的省份，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物价涨幅回落幅度优于其他省市，市场供应比较丰富，流通秩序好转，经济运行和经济调控进入有序状态，“383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两个月后的8月1日，国务院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各省市的代表边听、边考察、边议论，都认为“383工程”是个创新，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指导经济工作，对破解难题、提高政府管理工作水平有积极意义。

这是“学潮”后，国务院在地方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邵奇惠为黑龙江能在社会动荡后，为全国经济秩序的恢复做出一些贡献，感到欣慰。

倡导以经济为中心

然而，邵奇惠仍然敏感地意识到，北京那场风波平息后，政治上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在趋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在弱化。在抓“383工程”和日常经济工作中，他发现一些干部在辨风向，在观望，甚至产生了“工作重心是不是要变”的疑问，致使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慢”了下来。他觉得这种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倾向，是很不好的苗头，不是正确总结了那场风波的经验教训，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不加以纠正，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9月中旬，省委召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没有安排邵奇惠讲话，省委书记孙维本见省和地市的主要领导都来了，临时让他讲话。邵奇惠没有准备，没写一个字，上台讲了半个小时，没有官话、套话，也没有任何顾忌，就把自己这些日子的思考和盘托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能动摇。

他说：这1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深刻变化的实践证明，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仍将陷于“阶级斗争为纲”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的灾难之中，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

接着，他谈了对“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认识。认为“两个基本点”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是实行“一个中心”的基本保证，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就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难以稳固，改革开放就失去了目标。

他说：“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基础是把经济搞上去，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一言概之，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绝不能因为出现了一场风波，就动摇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和决心。”

在分析了当前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后，他说，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否则只能使困难和矛盾加 剧，最后影响到安定团结。

他特别指出，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要取科学的态度，按辩证法办事，原来软的一手要硬起来，原来比较硬的一手还应继续加强，不能使硬变软。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党的威信和凝聚力的增加，不能凭口号，而要靠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靠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有效组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因此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只有这样，无论国内外出现多么大的风波，我们党和国家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讲话立刻引起了与会者的纷纷议论，有给予好评的；也有认为“不合时宜”的，说他“胆子够大的”；有些人则为他捏了一把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认为他的讲话有见解，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对中央有参考价值，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很快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阅，并要求《人民日报》刊发。不久，《人民日报》以邵奇惠署名文章的形式突出刊登了这篇讲话稿，在读者中、尤其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因为实施“383工程”，因为实施过程中突然袭来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添了邵奇惠观察世象的视角，激发和丰富了他的思维，某种程度上，也为他袒露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提供了契机和舞台，他以自己真诚而又敏锐的思想和行动，在那特殊而又敏感的日子里，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而这些并非偶然，是以他长期浸润在老百姓之中，又肯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为根基的。他的表现，黑龙江的一些干部、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到了，都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这使邵奇惠感到几多宽慰。

第三篇：

“北邵”的治安总体战

1989年即将过去的时候，“383工程”传来好消息，全省全年物价指数上涨14%，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是全国最好的。在部署物价工作继续推进的同时，邵奇惠在思考，作为人民政府，在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上，每年应该突出抓一两件老百姓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事情。

现在物价涨幅有所缓解了，黑龙江的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但不要他们马上回答，也不要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而是要他们下去问老百姓，到群众中去搞调查。一周后他们回来了，说老百姓普遍反映治安不好，缺乏安全感。

邵奇惠又让扩大调查范围，在7个市选了1000户居民搞民意测验，结果大家都说现在最不满意的是社会治安。91.8%反映“带现金乘公交车担心被盗”，90.5%反映“不敢走夜路”，86.5%反映“担心上班家里被盗”，83.5%反映“购物担心扒手”，81.5%反映“坐火车没有安全感”，一些居民甚至反映有的城市已有“贼城”之称，令人生畏……

再把黑龙江的情况拿到全国去比较，人口数量排全国第15位，重大特大案件的发案率却排全国第10位，其中严重暴力案件和杀人案件名列全国之首。

邵奇惠心情沉重。他知道各级政府最关心的是怎样引进几个大项目，怎样把经济搞上去，这不能说不对，但老百姓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心思难以集中到建设上，经济能搞好吗？安居才能乐业，连“安居”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人民政府应该感到愧疚！

他下去搞调查研究，问计于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为什么公安部门“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持续不断，治安形势依然这么严峻？大家“七嘴八舌”给了他启发：社会治安工作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就治安抓治安”，这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没抓到根。治安上的病，其实是社会诸多问题的反映，不从社会各个环节入手，单靠“严打”，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可能持久，只能是“一阵风”。

二是“治安是公安的事”。公安部门确实是社会治安的主力军，但它们的力量毕竟有限，能力也有限，靠它们单打独斗扭转不了局面。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时期，社会治安问题带有全局性，与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密切相关，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领导不担起责任，不把群众发动起来和专业力量一起，打一场总体战，问题解决不了。

眼下，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过去曾经灵验的做法不适应了，社会形态在变，政府的思路和做法必须跟着变，要把治安工作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的体系中来考量和部署。

“斗士”与“后勤部长”

很自然的，邵奇惠联想到了“383工程”，他觉得社会治安也是一项关乎大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采取司法、“严打”等手段，也需要运用政治、思想、行政等手段，全方位地谋划和实施，而这不是公安司法部门能够承担的，必须由党政和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这条主干线来主导。

但是，怎样把这条“主干线”提起来呢？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他总结了一些治安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把这项工作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谁主管，谁负责”。邵奇惠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是搞好社会治安的基本原则，也是重要途径。省委赞同他的调查和分析。“谁主管，谁负责”旋即在全省治安工作中叫响。

这就有效地突破了两个误区，社会治安摆上了“主干线”的重要议事日程。这样一来，整个气氛和气势就大不一样了。在全省整治社会治安动员大会上，邵奇惠很自信地提出“奋战一年，使黑龙江成为全国社会治安较好的省份之一”的目标。他说，只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打一场总体战，到1990年年底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很快，从省到各地、市、县、乡，层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划和实施方案；铁路、交通、森工、农场、工商等各个条线的领导对所属系统的治安也研究并做出了具体部署；学校、工厂、居民区在公安部门的指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编织了治安工作网络；集贸市场、旅店业、舞厅、商店、酒店等公共场所的治安由主管部门负责，配备的专业力量和各单位的专职、兼职保安员携手并肩，严防严打犯罪行为，维护秩序等。

具体工作则依据省里的方案，从“教、防、打、整、扫、管、改、调”8个方面立体展开，既要严打，更要注重严防和预防，强化法制教育、矛盾调解、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劳改释放人员的安置、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扫荡等基础工作，以减少案件的诱发因素。

如此“总体战”的打响，改变了黑龙江治安工作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有领导抓、有可操作的方案、有明确的责任制、有群众广泛参与的治安防范力量、有奖惩办法等从未有过的景象，老百姓深受鼓舞，公安干警干劲倍增，各级领导更增添了责任感，而对犯罪分子则是有力的震慑，治安工作步入了良性轨道。

此刻，作为省政府第一责任人，邵奇惠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斗士”和一个“后勤部长”。他既挂帅又出征，哪里是最难啃的骨头他去啃，哪里的工作没起色他去推，哪里工作有困难他去帮助解决，以点带面，影响和推进整个工作的进展。

省长带队“办案”

不久碰到了一个案子。一天深夜，哈尔滨近郊的呼兰县政府机关被盗，好几间办公室里的抽屉被撬，财物失窃。邵奇惠得到了情况通报，但没有听到“追责”的消息，立刻赶了过去。县领导没想到省长会来。一见面，邵奇惠就严厉地问：“是谁的责任？”

“是值班失职，睡觉了。”

“值班归谁管？”

“办公室。”

“办公室归谁管？”

“县长。”

结果，县长记过，全省通报。

邵奇惠说，“谁主管，谁负责”，不是说说的，你管这个事，就要负这个责，管不好出了事，就要处分你。处分一个警醒大家，让干部们牢记为党和人民办事一点都马虎不得，得时刻打起精神。我也一样，重任在肩，一刻也不敢忘记“责任”两字。

“谁主管，谁负责”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邵奇惠要求省公安厅办的“公安简报”一份不拉地全部送给他看。一天，一份反映延寿县查获了以徐长江为首的犯罪团伙的简报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这个团伙作恶时间长达两年多，气焰十分嚣张，问题严重。邵奇惠知道治安问题中危害最烈、百姓最痛恨、处理最棘手的就是那些隐藏较深、组织比较严密、有比较厚的保护层的犯罪团伙。这样的犯罪团伙不仅延寿有，其他地方也有。

为了促进对这类严重犯罪组织的严打，他即批示省里派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给县政府领导打电话，要求务必彻底查清全案。事隔3天，他又派省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公安厅的专家一起到延寿指导查办工作。过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派人去了解案件查办的进展情况，发现阻力很大，进展甚微。

这期间，他接到多封延寿老百姓的来信，反映这伙人之所以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甚至持枪行凶，私设公堂，拘禁和殴打群众，是因为有的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关系不正常，看见他们横行霸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群众敢怒不敢言。

在省委常委会上，邵奇惠提出带公、检、法3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延寿去现场办公，得到常委们的支持，但也有人觉得省长去办案子不合适，有关部门的人去就可以了。邵奇惠说，我不是单纯去办案，而是要去解剖一个治安不好的县是如何形成的。再说这个案子不简单，老百姓在看我们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毒瘤摘掉，能不能把滋生犯罪团伙的土壤铲除干净，能不能还延寿一个安宁的环境。为了老百姓的期盼，也为了对其他地区打击团伙犯罪产生影响，我应该带队去。

到延寿后，他走访受害群众，开座谈会，边听边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了5页纸。老百姓有的话说得很重：“再不整治，延寿不像社会主义的地方了！”

邵奇惠召开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把走访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指出，这个犯罪团伙不仅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而且具有黑社会势力性质。对他们的犯罪事实查清楚后，一定要依法严惩。

同时，对公安部门有些人的包庇、纵容行为要彻查，一旦查实要严厉惩处。县委、县政府也要反思，通过这个案子要重视治安工作，把它牢牢地拿在手里，对公安政法队伍要认真清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使他们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保护伞，打击犯罪分子的主力军。

他说：“我不相信，延寿全县24万人斗不过这几十个犯罪分子！”他要求全省各地都要从延寿案子中吸取教训，狠狠打击团伙犯罪。

邵奇惠一行的现场办公，不仅在延寿，在全省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它坚定了延寿县领导的信心，积极抽调警力加紧了案件的查办。老百姓看到领导决心大，消除了顾虑，纷纷提供线索，使查证核实工作顺利推进。不长时间，一个30多人的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省里其他地区对犯罪团伙的斗争也得到了有力的促进。

抓票贩子引震动

看群众来信，是邵奇惠每天必做的“功课”。一封外地旅客反映哈尔滨铁路“票贩子”猖獗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虽是个局部性的问题，但因发生在“窗口”部门，影响很坏。他让转告铁路局的领导，要重视票贩子的问题，整治好售票秩序。

几天后，铁路局的“落实情况”反馈回来，说组织了几次打击行动，没有发现票贩子。这就怪了，群众来信和铁路的反馈怎么反差这样大？难道是外地旅客瞎编？邵奇惠派办公室的人去“暗访”，不仅发现票贩子，人数还不少。

邵奇惠说：“这表明铁路局里有‘内鬼’，你刚要行动，信息已经传过去了，你行动的时候，票贩子们躲在一旁看笑话呢。” 怎么办？邵奇惠想了一“计”。一天傍晚，已到下班的时候，他给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傅志寰和省公安厅厅长陈永才打电话，让他们到他的办公室有事商量。他们一到，邵奇惠就让上车，车一直开到哈尔滨火车站售票处门口。他说，进去看看有没有票贩子。

陈永才穿的是便衣，邵奇惠问他，如果有票贩子，你能不能摁住他？陈永才说能。进门后，他们排在了买票的队伍里。不多会儿，就有好几个人来搭话，问到哪里去，说：“我这里座票、卧铺票都有”。陈永才瞅准机会出手，抓住了其中的一个，扭送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派出所。

也就十来分钟的光景，傅志寰受到了“震动”。他对邵奇惠说，我们工作没做好，应该检讨。当晚，他就召集开会，做了自我批评，要求严肃纪律，查找漏洞，坚决打击票贩子，维护正常的售票秩序。同时要像邵省长那样，改进作风，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深入下去举一反三，切实解决铁路治安存在的问题。

这次抓票贩子，邵奇惠还有另外一个“收获”，是在那个狭小的铁路派出所里获得的。已经入冬了，又到了晚上，气温很低，可简陋的办公室里连暖气都没有，冷冰冰的。他摇着头歉意地对干警说：“条件太差了，治安任务这么重，这怎么行！”转过身，他对傅志寰说： “你想想办法，尽快帮助解决。”

隔天，邵奇惠仍惦记着这件事，让秘书到现场去盯着，“条件不改善不要回来。”很快，问题得到了解决。可邵奇惠一点宽慰的感觉也没有。他知道黑龙江的经济条件还很差，方方面面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比那个派出所条件差的很可能还有。邵奇惠说：“我们要让大家有吃苦的精神，但也要想办法尽可能给公安司法战线创造好一些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好地为全省治安的好转、为老百姓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出力。”

监狱里的新思考

邵奇惠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一再和各级政府的领导讲自己的这个想法，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由此，他又联想到了“监狱”这个各级领导很少关注的“底层角落”。因为他注意到了社会治安中出狱人员再犯罪的现象，说明“改造犯人的工作”做的不好。省里制定的整治社会治安的规划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它列为需要加强的基础工作，可不知道下面落实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他决定到监狱去看看。

选了个星期天，没通知任何人，邵奇惠带着秘书、警卫和司机，朝着百多公里外的革志和新肇两个监狱出发了。1958年邵奇惠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时候，在杭州的监狱里被关过一年半，对监狱的情况不陌生，但不知南北监狱有何差异，再说已相隔三十多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劳改劳教工作一定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思虑着，车已停在了革志监狱的门口。警卫拦住不让进。秘书介绍是省长来检查工作。警卫说没接到通知。后来让警卫请监狱领导出来“相认”后，才被领了进去。

看了革志监狱，又去看了邻近的新肇监狱。邵奇惠很感动，也很不安。这里是改造犯人的特殊地方，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困难比想像的要大，监舍陈旧，狭小拥挤，犯人睡觉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晚上起夜回去很可能就躺不下去了，下雨天还漏水，阴冷潮湿，他们是犯人，但也应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人格尊严，否则不利于对他们的感化和改造。

监狱工作人员很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的工资不能按时全额发放，由于地处偏僻地区，子女就业也很困难，这会使他们分心，影响对犯人的改造工作。这两个监狱是这样，估计省里其他监狱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邵奇惠经过思考，决定安排和调度好省财政有限的资金，确保劳改战线干警的工资按时全额发放，同时增加投入改善监舍条件；对他们子女就业的困难，要求省里相关部门给予帮助。

邵奇惠对他们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对犯人的改造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政治任务。为了国家的稳定，从这里刑满释放的人员应该是个痛改前非的“新人”，如果依然对社会不满，碰到某个“引发点”就危害社会，那就是“废品”，这是有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的。监狱的领导和干警听得很认真，表示要认真研究，改进工作。

回到省城，邵奇惠让省司法厅向司法部写报告，反映黑龙江省监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因为这不仅是省里的事，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不久他到北京出差，专门到司法部找金鉴部长，谈了到监狱去看到的情况和改进监狱工作的想法。金鉴很感慨，说：还没有哪位省长用这样的方式到监狱去看过，也没有哪位省长这样详细地反映过监狱的问题和提出加强监狱工作的意见。司法部即向全国司法系统转发了邵奇惠视察监狱时的讲话。

为了有实际感受，金鉴特意到黑龙江看了一批监狱，并结合全国监狱存在的问题，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其中包括在特殊的劳改战线工作的人员工资应由国家统一拨付的内容，均被国务院采纳。

邵奇惠的监狱之行，在省内和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稳定在监狱工作的干警队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加强对犯人的改造工作，都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黑龙江省的治安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有的领导便“感觉良好”，有些“飘飘然”。邵奇惠兜头给他们浇了盆凉水。在下去调查研究和有关干部会议上，他多次说：评价治安工作，不能以领导和部门做了多少工作，破案率、结案率多少为标准，而要以群众是否满意为主要标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我下去与干部和群众交谈，一些领导的感觉和群众的感觉就不大一样，领导的感觉是，整治工作有比较明显的进展，群众则说有进展，但还不大明显。为什么会有差异？”

邵奇惠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因为领导是从工作角度考虑，而群众是从实际效果来评价的。你开了多少会，组织了多少人，群众不大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发生后，又不太有人着急管。

譬如说这个地区今年就发生一起轮奸案，相比去年数量是下来了，但是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性质极为恶劣，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这个“数量下来了”有意思吗？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比过去发案少就当成了成绩，治安工作是既复杂又很艰巨的，稍一松劲就容易出现反复，因此不能做了一些工作就盲目乐观。

在一年的“总体战”已过大半的8月份，省里在11个地市和森林工业系统，就整治社会治安效果如何，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结果71.25%的人认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或有好转，仍有28.15%的人认为没有好转。

邵奇惠认可这个调查，说工作中不到位的地方和薄弱环节还很多，整治治安是项艰难的工作，也是项细致的工作，不能松劲，也不能粗放。“总体战”过后，作为日常工作，仍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谁主管，谁负责”后来被中央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办公室肯定，成了推向全国的“原则”。黑龙江省公安厅长被公安部调去，任主抓社会治安工作的副部长。

邻近省份的领导见到邵奇惠开玩笑说：你们别抓了，再抓，龙江的小偷都跑我们这里来了。社会上也流传“南王北邵抓治安”一说，南王是指贵州省长王朝文，北邵就是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他们抓治安抓得实，抓得狠，抓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

第四篇：

“牵牛鼻子”再造黑龙江

1993年2月9日，是邵奇惠深感荣耀的日子。这天，他和省里另两位领导杜显忠、王耀臣一起，应邀走进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庄严华丽的大厅。他们在这里接受了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们为“俄中人民的友谊所做的杰出贡献”。

这是俄罗斯给予外国友人最高等级的荣誉。罗高寿大使郑重地把金光闪闪的勋章递送到3位老朋友手里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非常高兴能代表叶利钦总统为3位黑龙江省的领导人授勋。黑龙江省在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合作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它与俄罗斯毗邻，向我们开放了许多口岸，成为两国之间进行交往的一扇大门。虽然我们之间的贸易恢复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惊讶的，每年我们之间的贸易额都有很大增长。黑龙江每年都举办一次哈尔滨经贸洽谈会，我们国家，不仅远东地区而且欧洲部分也都希望同黑龙江加强合作。我认为，黑龙江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试验区，我相信合作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邵奇惠致了答词，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接受这一崇高荣誉，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也是黑龙江省及全省人民的荣誉。”

邵奇惠说的不是客套话。黑龙江实施的大力开展对俄罗斯贸易的战略决策，正是省委、省政府在吸取了全省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智慧的基础上做出的。

激活“外脑”

从挑起省长重担的那一刻起，邵奇惠就在思考黑龙江长远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省，但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它有着巨大的潜力，应该有新的面貌，但从哪儿入手把潜力挖掘出来呢？它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战略呢？

全省三千多万人民都在望着他。

邵奇惠深知，作为一省之长，主要精力要放在宏观决策上。共和国建设史上决策失误的沉痛教训，自己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深切感受，使他对决策充满敬畏之情。他认识到，宏观决策是一个科学活动的过程，因此要遵守科学活动的一般规律，做到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宏观决策的对象通常是一个跨学科、多参量的复杂系统，需要有多门类的专门人才参加，因此要民主化；宏观决策的影响面广，因此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总之，要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有科学依据、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

省政府有一个由277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科学经济顾问委员会”。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单位，都很忙，因此活动开展的不多。邵奇惠知道后直叹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宝库，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外脑！”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会，是把这些高参请来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的意见。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专门指示为“科顾委”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提供“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和后勤保障”。省里各方面的情况和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向他们和盘托出；经常组织召开各种专题研讨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建立通畅的意见反馈和交流渠道等等。

“科顾委”很快活跃了起来。邵奇惠是深黯知识分子“秉性”的，“你不理他，他不会理你，你尊重他，他非常愿意、也非常高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他很“倚重”他们，“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知道自己最缺的是知识，担任领导的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要有谦虚的态度，认识到世界有多么地博大精深，而自己不是全能的，要用方方面面的知识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见识，以提高自己的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

他常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直言不讳地说，尤其是不同意见，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没有不同意见，在决策时常常无法选择。以往只对一种方案进行表决，决策水平肯定不会高。”

邵奇惠还让“科顾委”帮助起草了《黑龙江省政府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规定》，规定明确：省政府在制定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措施时，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决策；没有经过认定的、权威的科技和经济咨询机构组织专家认证不决策；没有征得有关部门和地市县意见不决策；没有两种以上对比方案不决策；没有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决策。省政府还制定了加强和省人大、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工作联系的制度……

1989年，依据黑龙江省和苏联有3040公里边境线的优势而实施的“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就是省委、省政府经过这样的科学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

黑龙江省这条漫长的中苏边境线，有过甜蜜安宁的时期，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这里呈现出的是“冰封”、“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状态，曾经相互往来的口岸地区成了“神经末梢”，成了封闭的“死胡同”，成了黑龙江经济发展最迟缓的一片土地。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这里考察，全国改革开放的热潮和这里死气沉沉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他说，你们下面不要管上面的事，你们主动和对面接触，和苏联人民搞友谊，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的基础，友谊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和他们做买卖，搞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经济，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听了有豁然开朗之感，他们试探着和对方联络，门路一点点地打开了。但仅是两边边境区域的往来，小打小闹，有局限性，文章做不大。黑龙江省这条边境线，不仅是黑龙江的，也是全国的，怎样把它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部署，放在苏联、东欧国家这片广袤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形成中国向北开放的新门户，通向东北亚贸易的新通道，同时也作为黑龙江省破除封闭保守、融入全国发展潮流的重大机遇来把握——邵奇惠和省里的其他领导在深深地思虑着。

外“结”苏联

知易行难。苏联没有搞改革开放，光我们积极，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何促动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上层，使两边的步子协同起来？两边的外汇都紧缺，这意味着如果贸易要有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以货易货”外，必须创新形式，这就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要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怎样搭建一个服务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客商到黑龙江来和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做生意？光靠黑龙江自己是不行的，不仅做不大，也不可能持续……

有难度，但战略方向是对头的。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邵奇惠带了一队人马，开始了“可行性调研”。他到经贸部汇报，得到认可，认为黑龙江的想法是务实的，在苏联、东欧国家现汇少的情况下，不能机械地、硬性地套用和西方国家做生意的现汇贸易模式，允许探索和创新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鼓励黑龙江打开北大门，国家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黑龙江可以大胆试，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也促进黑龙江的振兴。

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省市尽管对苏联、东欧国家市场不熟悉，但头脑灵活观念新，认为只要开放就会有商机，表示一定会积极参与到黑龙江“南联北开”的行动中来。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考察广交会的过程中，邵奇惠萌生了在哈尔滨也搭建一个类似平台的想法，形成南北呼应、贸易对象和形式各异又优势互补的格局，这不仅对黑龙江，对推进全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看来，国内的问题不大，苏联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邵奇惠的“可行性调研”延伸到了苏联。他率领的黑龙江省政府访苏代表团，从与黑龙江毗邻的苏联边境城市起程一直到首都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一路走，一路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宣传黑龙江省的优势和与苏联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开展贸易的诚意。

他还走进苏联老百姓的家里，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注意冰箱里有什么，缺什么，询问需要什么；到工厂参观，看他们的生产水平和产品的质量；进商店浏览，观察商品的种类和顾客的喜好……这无疑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令苏联朋友感到新鲜，也感受到了“刺激”和压力，先行一步的昔日贫穷近邻的变化，使他们有“坐不住”的感觉，有“变革”的要求，有和黑龙江协调同步的愿望。是啊，谁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他们欢迎黑龙江“北开”，纷纷表示要向莫斯科最高层反映。

就这样，在摸清各方面底数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拉开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大幕。上演的重头戏，便是1990年6月6日到15日在哈尔滨举办的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洽谈会。

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这样的洽谈会。苏联外经贸部副部长率团到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亚利等12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国内30个省市代表团以及民间经贸界人士八千余人云集一堂，热闹非凡。

中外客商虽初次相见，但“互补性强”的吸引力，使彼此很快成了朋友，洽谈活跃，多种实际有效的贸易形式如来料加工、去料加工、直接补偿贸易、间接补偿贸易、综合补偿贸易、记账易货、现汇易货、三角贸易被创造和运用，成交合同金额达18亿瑞士法郎，大大出乎预料——我国对苏联、东贸国家贸易的崭新一页就此翻开。

冲出“死胡同”

令邵奇惠欣喜的，还有另一个收获，就是开放的热潮对黑龙江人观念更新所起的促进作用。南方的客商就像送上门来的老师，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既精于算计又落落大方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和注重建立长期贸易伙伴的理念，都给黑龙江参展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在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新设计、新工艺、新包装运用等方面，也让黑龙江同行开了眼界，万余名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到洽谈会会场同兄弟省市的产品进行“对标”，商谈合作，极大增强了调整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动力。邵奇惠说：“这比我们开多少次会、发多少份文件都管用。”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一家外省参展商和外商谈成了一个合作项目，被黑龙江一家企业利用“天时地利”抢了过来。邵奇惠知道后，不仅没有“胳膊肘儿往里拐”，而是相反，立即冒雨赶到外省客商住地，向人家赔礼道歉。

回过头来，在黑龙江参会负责人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坚决、及时地扭转了垄断客户、争抢客户的不良现象。他说：“作为东道主，要大气，要看得远一些，要主动帮助外地客商结识贸易伙伴，我们的生意情愿少做点，也要帮助外省的客商多做生意，这样人家才愿意来，我们的南联北开才能畅通，大家的生意才都能做大。”

这件事被敏感的新闻记者发现，写到了报纸上，事情在外省客商中传开了，他们被邵省长的坦诚和胸怀感动，都说有这样的领导，我们愿到这里来做生意。

就这样，一个以国家支持、各省市为后盾，以“哈洽会”为平台，以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为龙头，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为支柱，边境地区经济带为前沿的面向苏联、东欧国家的开放和贸易网络形成了。

一批外地企业和黑龙江企业合作或独资的外贸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在哈尔滨等地落户；和贸易配套的物流、翻译、法律、信息收集和传递等中介服务业蓬勃兴起。这样一个新格局的形成，标志着黑龙江的开发开放步入了一个新时期。以后，哈尔滨年年举办洽谈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国内外客商来的也一年比一年多；“边贸有边”发展成了“边贸无边”，由边境地区延伸到了原苏联内陆地区的15个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地区更多的国家及企业；边贸也由“地方军”发展成了外贸的“主力军”；劳务输出、工程承包、技术入股、以劳动力换货等新的方式方法也不断涌现。

随着影响的扩大，一些西方国家的客商也参与进来，使“哈洽会”的“国际氛围”更加浓郁，成交的金额也成倍增长。到1992年、1993年，成交额都达到60多亿美元，超过同年的广交会。“南有广交会，北有哈交会”(哈洽会后改名哈交会)的外贸格局形成。

得益于“南联北开”，黑龙江的经济和黑龙江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尤其边境地区，由“死胡同”一跃而为开放第一线，人员进进出出，货物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和兴旺景象，一个个新兴城镇在被推倒的破旧街道房舍的基地上拔地而起。毗邻的俄罗斯人来访，无不赞叹：中国创造了奇迹，中国的变化真快！

水稻启示

在推进“南联北开”的同时，邵奇惠铺开了另一条战线：谋划“科技兴省”大计。他对邓小平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深切的感受。他长期和科技打交道，当工人的时候就为厂里的车、铣、?、镗、钻等机床设计制造了几十种工装，发明的“指销式变传动比汽车蜗?”，获黑龙江省科技大会成果奖。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后，通过加强技术改造、新技术运用和科学管理等，迅速扭转了亏损局面，工厂面貌为之一变。

“一个厂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道理是相通的。黑龙江经济不发达，效益不好，原因可以找出好几条，科技工作薄弱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他念念不忘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生动的科技故事”。还在任厂长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叫藤原长作的日本老人，到建在黑龙江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扫墓，见路两边的水稻长得不好，便主动要求留下来，用他的“旱育稀植”技术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的家乡岩手县和这里的自然条件差不多，他种的水稻亩产有500来公斤，而方正水稻亩产只有200来公斤。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种子播得太密，这样根系不发达，阳光照不透，肯定影响产量。他在一块27.4亩的稻田做试验，声明“丰收归村民，歉收由我赔”。他在旱地育苗，到节气把秧苗插到水田里，秧苗插的很稀，行距9厘米，株距4厘米。

而四周农民用的是传统的“漫撒籽”方法，直接把种子撒到地里，苗出来后，密匝匝一片翠绿，很好看。而藤原地里的苗遮不住土壤。村民议论：“稀不楞登几棵苗能打多少粮？”

20多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藤原植下的秧苗开始分蘖，宽敞的空间使一棵秧苗分出的蘖达三十几株，像扇子一样，欢欢实实地长开了，然后扎扎实实地往上长。而当地农民的呢，苗密，分蘖少，瘦瘦弱弱地挤在一块堆。秋后收割完一算账，藤原的亩产347.5公斤，村民们的平均亩产只有72公斤，其他亩产高的也就160多公斤。以后，藤原一再扩大试验面积，效果依然显著。

藤原的推广工作一直持续到邵奇惠担任省长。这场“水稻革命”也由方正县扩展到全省，黑龙江这个大米紧缺的高寒地区，一跃成为全国大米的主产区。邵奇惠在笔记本里记载着：“科技兴稻，稻兴方正”，人们的思路为之打开，优质米基地、种子基地、稻田养鱼基地、稻草和稻壳深加工等，都搞起来了。邵奇惠很感慨：如果各个行业都有“旱育稀植”这样的科学技术，又都能像藤原先生那样扎扎实实地做应用和推广工作，全省经济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牵牛鼻子”

他提出了制定“科技兴省”战略规划的设想，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一致赞同。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呢？他说，科学的事业需要科学的领导。

科技兴省不仅指对若干科技成果用于生产建设，它的要旨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从宏观上观察和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做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进行科学的决策和领导。

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不是一项应急的措施和战术手段，但对当前的工作要有指导作用，“工业拼设备、农业拼资源”的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产业结构调整、科学管理、增效挖潜和现有科研成果转化等，要得到有力的推进。总之，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动员各方面的人员参与进来。

邵奇惠和省政府班子其他成员一起，分领导、科技人员、企业家三个层面进行广泛动员；组织政府各个厅局总结本部门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和制定科技发展计划；一百多名“科顾委”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总体组、15个专题组，进行“科技兴省”战略规划的研讨和制定。

这是黑龙江第一次用科技来全方位地谋划全省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尤其得到科技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大家很振奋，认为是牵住了牛鼻子，纷纷开动脑筋献计献策。

邵奇惠则深入到农村和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登门拜访退休的老科学家，向他们讨教；到各个厅局和制定规划的专家学者中听汇报，和他们展开讨论。

交流中，有些人考虑比较多的是增加科技投入，希望能给钱、给物、给政策。邵奇惠对他们说，我省在科技投入上欠账很多，你们要的都对，但大家都要，国家没那么多钱，都喊政策倾斜，四面倾斜就成了一个圆锥体，无所谓倾斜了。这样考虑问题很可能不切实际，容易落空。

增加投入是肯定的，但一定是有限的，现实的财力就是这样。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把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建立起来，使推进科技进步有制度保障。这方面理顺了，会释放出很大的潜力，能做很多的事情，投资则并不一定很大，就像水稻旱育稀植，改变的是落后保守的观念，生产水平却有巨大的提高。

因此，规划要有远见，也要务实，既有长期目标，也要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他特别强调：把科学目标转化为实际成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但更需要的是心力。

整整半年多，经过一百多人的调研和反复讨论，包括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技进步和科学教育在内的“科技兴省”规划制定出来了，同时又把它分解为长期规划、中期目标和近期安排三个阶段，以便于付诸实施。

近期安排明确，近二三年内，黑龙江不准备依赖国家大量投资上更多的项目，而是立足于现有经济条件，靠科技“软起步”，走内涵增长的路。重点抓好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并通过强化科学管理，挖掘企业潜力和提高效益，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打好基础，从而一步步向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

邵奇惠很看重这半年的“过程”，调研、讨论、宣传、集思广益，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对科技兴省的培训，对科技作用认识的深化，对科技人员尊重的提升，也是对干部群众提高自身科技素质的促进。“润物细无声”，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科技”在全省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过去提高了，印象加深了，这“无形的收获”很令人珍视。

不久，全国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黑龙江介绍了“科技兴省”的规划和实施情况。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听了很高兴，给予充分肯定，并说要上报中央，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后来经过讨论和斟酌，改为“科教兴国”，这一国家战略写进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

第五篇：

“另类”省长不孤独

邵奇惠的人生中有两个极具反差的21年：当了21年的“反革命”，当了21年的省部长。然而，这两者的联系又如此地密不可分。长时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使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心灵之中，他的情怀和老百姓的情怀已融为一体。而这，成了他日后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不渝为老百姓谋取根本利益的那块厚重的基石。

这个厂长不简单

1962年戴着反革命“帽子”的邵奇惠走进了哈尔滨林机厂，当了一名车工。1982年6月10日林业部党组批准他担任林机厂厂长。这是一个刻在他心坎里的日子。可那天，他没有一点“荣升”的兴奋和激动，有的只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想的是怎么不辜负工人兄弟的期望，怎么把工厂困难重重的局面尽快扭转过来。

20年跟着他们“摸爬滚打”，他深感工人是伟大的，又是很不容易的：勤劳、善良、纯朴，默默地承受着历史造成的各种灾难的后果，默默地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又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待业的子女能有份工作，住房条件能改善一些。作为厂长，怎能不竭尽全力为他们做事呢？

进入高层后，他农村跑得多，他对农民不熟悉，他要像熟悉工人一样尽快地熟悉农民。当省长没几年，全省69个县都跑遍了，90%以上的乡镇都去过。不是走马看花，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个县起码要呆上3天，对这个县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有基本的了解。

他下去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接到农民的家里，到他们劳作的田间地头，听他们无拘无束地倾诉。那些难以忘怀的场景给他留下深深印象的是，农民的生活比城里的工人还要艰难，要求还要低……每当此刻，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他们受苦了，可他们没有放弃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我们不能满怀感情地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办事，让他们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是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呢？

“为了群众！”——这涌自心底、发自肺腑的4个字，理所当然地成了邵奇惠坚定的执政理念。

在宣布他当厂长的职工大会上，他说今年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下半年要着重抓好3件事，第一，发动全厂职工团结奋斗，到年底扭亏为盈，把职工全年应得的奖金发下去；第二，盖起两栋住宅楼，明年春节前入住；第三，千方百计安置好待业青年，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

有人问他治厂方针是什么？他说：“为了大家的利益，一个字：严！我在林机厂这么多年，大家待我不薄，我永远不会忘记。但干工作必须铁面无私。今后，诸位亲朋好友谁想到我这儿来开后门，请免开尊口。大家不要骂我当官不认人，如果实在想骂，就骂几句出出气，但不要拿工作撒气。”

有人怀疑他说大话，半年能做到这3件事吗？邵奇惠不是神仙，也没有三头六臂。他所做的就是把大家的心愿变成大家的行动。他把任务层层分解下去，让每个口的负责人都有责有权，干好奖励，干不好“滚蛋”，连他自己在内。对得罪人的事，对歪风邪气，他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顶到最前面。对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到家嘘寒问暖，千方百计助一把力。而他一家4口，挤在一间房里，两个孩子夜夜睡行军床。

他的言行，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他在为大家尽心尽力，厂里的风气渐渐变了，大伙士气上来了。到年底，3项承诺全部兑现，工厂的面貌，职工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

心和百姓在一起

担任副省长不久，1988年秋收结束后，黑龙江农村流传开了“化肥要大幅度涨价，谁种粮谁吃亏”的说法，它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广大农民，他们在犹豫：明年的地还种不种了？

一位部门负责人急匆匆地来找邵奇惠：“黑龙江省粮食上交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农民不种地还了得！”邵奇惠反问：“农民种地得不到好处，那就了得？”

为了弄清情况，他带了几个人，一头扎进了农民中，和他们一起算投入产出账，得出的结论是：化肥价格达到1300元一吨，农民生产一公斤粮食就要赔8厘钱。而根据市场信息，1989年化肥价格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他把调查的情况向省政府做了汇报，经过讨论，做出“全省化肥供应不减，价格不涨”的决定，稳定了人心。

这一决定意味着全省要从地方财政中拿出3600万元补到化肥差价上。在落实这个计划时，一位部门领导抱怨说：“照此办理，省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了。”邵奇惠说：“能给农民打白条子，干部的工资为何不能推迟一下发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一定要和农民贴在一起！”这件事被记者写到了《黑龙江日报》上，在农民中引起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来信发表感想，有位农民在信中说：“就冲省长这句话，没说的，干！”

他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的时候，只要在市里，没有紧要事，清晨6点来钟，便和司机小崔一起骑自行车出门，而且要求小崔每天带着走不同的路线。

一天雨后，他们走到德被胡同，因为下水道淤塞，这里成了“龙须沟”，家家户户忙着在门前叠坝防水。邵奇惠挽起裤腿，从这头走到那头，问怎么回事。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开口就骂娘：“那帮当官的都死绝了，找谁谁不管！”

邵奇惠立即让通知城建局和区领导。对方问什么事？邵奇惠火了：“请你们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知道了！”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邵奇惠不放心，又到那里去看，见路面已经干爽才放下心来。他在干部会上说：“办事情不是说没有困难，只要急人民之所急，大家协调起来就解决了。要是扯起皮来，大家都有理，就是老百姓没有理。”“有些事情群众提了很长时间不办，我们说了几句话、批几个字你就办，办了我也不表扬你，恰恰相反，我要找找你的官僚主义，为什么只对领导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

讲“硬话” 肃风气

有一天半夜，齐齐哈尔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市的“打狗案”：3个年轻人开着吉普车，拿着枪，冲进卧牛吐一带的村子，杀狗抢狗。农民闻讯阻止，他们竟鸣枪恫吓，叫嚷“老子的枪可没长眼睛！”然后携枪潜逃。

原来这些家伙“有背景”，出身“宦门”，又是市人大机关的司机，自恃“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事他们不是干了一次两次了，可谁管得了？人们纷纷议论，说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果然，包庇的、说情的、作假证的纷至沓来。

邵奇惠到公安局听完汇报后，说：“怎么办？按国法党纪办，这是常识嘛。希望排除一切阻力，彻底查清，公开处理，以平民愤。”接着，他到市人大，请他们支持和配合。很快，3名罪犯被判刑，市人大行政处长被撤职，擅自出借手枪的市人大保卫科长被撤职和拘留。

邵奇惠在干部会上郑重宣布：今后下属单位出问题，都必须追究领导责任，一般问题至少上查一级，情节严重的要上查两级或者更多。有些问题是市领导造成的，同样要追究责任，包括我在内。总之，出了问题就要找你！

他还说：“有些班子的软弱涣散，有些干部的不正之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市委过问的时候，有的人还直梗脖子。我们要问，还有什么党管不了的特殊部门和特殊干部吗？如果有，那么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这个特殊部门拿下来，把他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打狗案”的处理和邵奇惠的“硬话”，博得干部群众纷纷叫好。

他对铺张虚浮的接待之风的整肃，也颇得群众赞赏。1989年7月下旬，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访莫斯科返回，取道绥芬河回国，对三江平原的开发进行考察。正在检查防汛的邵奇惠安排在853农场与宋健会合，汇报工作；同时提出接待从简，吃份饭。可下面没按他的意见办。

宋健一行10人乘坐的面包车考察途中，地方、农场迎送的人员和车辆不断加入，浩浩荡荡的；就餐也七碗八碟，人数超过80人，说是领导来了不陪同，是对领导不尊重。

邵奇惠知道后火了：“这像话吗？这么闹闹哄哄的怎么考察？”他说：“上面一来人，下面就前呼后拥，这是个扫帚没扫到的角落，要用铁扫帚好好扫一扫。”他要来名单，一番“大砍大涮”，连自己的秘书也砍下去了，接待人员降至14人，伙食吃份饭。

第二天，邵奇惠陪同宋健考察，一长串车队没了，就一辆大轿车。宋健很满意，随行的专家也说，这回可以静下心来研究点问题了。事后邵奇惠说，领导出行，警车鸣笛，呼呼啦啦，好像挺威风，挺风光，其实是封建迂腐的一套，严重败坏党风政风，群众很反感，在背后戳脊梁骨呢！

平息“学潮”风波

1989年春天，北京突发“学潮”，很快蔓延到哈尔滨，省政府被围，大铁门被推倒，学生们高喊：“和邵奇惠对话！”这对担任省长不久的邵奇惠是严峻的考验。他身边的人都不让他出去，说外面太乱，再说上面也没有精神，不好说话。邵奇惠说，我去！年轻人激情、单纯，想问题比较简单，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了解情况有好处。

他站到了政府办公楼的台阶上，和学生交流。尽管秩序很乱，效果不好，但近距离观察了学生们的情绪后，增强了他妥善做好学生引导工作的紧迫感。

有天晚上得到报告，说给黑龙江大学学生出主意的是3位教授。邵奇惠不顾风险，马上驱车去“学潮”最活跃的黑龙江大学。路上给校长打电话，让在办公室等着，有事交谈。没想到一进校区，就被学生发现了，他们把邵奇惠团团围住。邵奇惠说，你们的校长在等我，我还要和一些教授谈话，等谈完了一定和你们交流。

和校长交谈后，3位教授集中到了一位教授的家里，邵奇惠去了，很严厉也很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学生的老师，就要像学生的父母一样，对他们负责。现在他们在静坐绝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有个意外，你们担当不了，我们也担当不了，他们的亲人一定要来找你们的。

同时，邵奇惠也开导他们，学生年轻，认识问题难免偏颇，你们要做好引导工作，引到正确的路上来，告诉他们要冷静理智地表达诉求，不能采取极端行为，把社会秩序搞乱，乱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好处。

3位教授听进去了，表示要做好学生的工作。从教授家出来，邵奇惠来到学生中间，向他们讲了和校长、教授谈话的情况。他对学生说，激情是年轻人可贵的品质，我也从激情岁月走来。但激情一定要和理智相结合，否则容易走偏，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最终背离了你们的初衷。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对自己负责，对养育你们的父母负责，对寄予你们很大希望的国家负责，国家培养你们，是要让你们挑担子，来接国家建设的班的。你们有意见用正常方式提，党和政府是愿意倾听你们的意见的……

在这个敏感时期，邵奇惠没有回避，他觉得党和政府关心年轻人的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不存在“不好说话”的问题。他勇于担当，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后来“学潮”平息下去了，整个过程黑龙江没有发生一起意外事件，邵奇惠的心是安宁的。

“插手”煤矿“老大难”

每逢年节和季节变化，邵奇惠最关心的是群众的冷暖。1992年春节前夕，他听说省内四大国有煤矿职工生活很困难，年都过不去了，决定去看望。有人劝他不要去，说那4个矿不归省里管，由煤炭部直管，我们去了不好说话，会给自己出难题。邵奇惠坚定地说：“不管归谁管，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只要群众有困难，共产党就一定要管！”

正是天气最寒冷的时节，邵奇惠又患了感冒，发着烧，身子软软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了。先到鸡西煤矿，到了就直接下井听矿工掏心窝子的话，又到矿工家走访，发现情况确实很严重，工资拿不到，没钱买年货。他找到矿务局领导，他们说今年亏损很多，可部里已向国务院领导说了全国煤矿已全部扭亏为盈了，不让我们报亏损，谁报撤谁的职，我们矿已撤了一个局长了，再报也是一样下场，只好硬着头皮说盈利，但真的没钱发工资。

邵奇惠听了，气炸了！他严肃地说：“做基层干部不容易，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底线是不能说假话，不能让工人饿着肚子干活，饿着肚子过年！如果某些领导不听你们的实情汇报，可以向中央反映，要敢于向中央说真话！为救急，我可以用省政府的资金为你们垫付生活费，这虽然违反财务规定，但我认为没有违反党的根本原则。”

正说着话，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个工人偷了矿里的废矿车去卖，已经抓起来了。邵奇惠仔细问了情况，原来是个老工人，家里有病人，实在揭不开锅了，才不得以而为之。他说，这不是官逼民反吗？！你们马上把他放了，还要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接着，邵奇惠又到双鸭山、七台河和鹤岗煤矿，情况和鸡西差不多。在鹤岗煤矿，他刚从矿井里上来，走出井口的时候，看到地上黑压压跪了一片矿工，他们是感谢省里来人帮助解决困难的。

邵奇惠急忙把他们搀扶起来，动情地说：“是我们对不住你们呀！天寒地冻的，让你们受苦了，应该下跪的不是你们，是我们！”他许诺，一定会尽力帮助工人摆脱困境。还说要尽快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很快，邵奇惠用省长预备金解了4个煤矿的燃眉之急；还亲自赴京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

“邵工程”蚂蚁精神

持之以恒坚持学习，是邵奇惠为民执政的另一块厚重的基石。尤其可贵的是，当了省长，工作异常繁忙，他仍然没有放松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专家学者学。

担任省长不久的一次干部会上，他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当省长没经过培训，以前又长期在工厂工作，面比较窄，现在面这么宽，不懂的东西很多，忙了一天工作，想利用晚上的时间静下心来学点东西，但是晚上总有人到家串门，想和新上任的省长交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学习跟不上趟呀！因此请大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他还开玩笑说，送礼的除外。“当然有急事不要耽误，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和相关人员赶到办公室接待。”一番话语，使他赢得了晚上宝贵的学习时间。

邵奇惠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掌握知识才能为社会做事”理念的熏陶。即使蒙难入狱，他向家里要的惟一物品也是书——一套大学机械教程。书没处放，他把枕头芯子扔掉，把书塞进去，既当“书箱”，也作枕头。浩瀚的知识海洋，把监狱里的苦闷、阴沉、屈辱和饥寒都淹没了。

哈工大夜大学的学业，是在当工人时完成的。他的时间表是：早上6点45分骑车上班，边骑车边用脑解一道数学题；7点半到下午4点干活；下班高速骑车回家，喝杯糖水补充能量，再高速骑车到哈工大上课；晚8点45分下课，9点到家吃晚饭；9点半到11点半做作业，11点半后制图，结束时间不定；临睡前看20分钟到半小时杂志或小说。

整整5年，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头痛脑热还是疲惫不堪，邵奇惠一直按这张时间表走，没缺过一天工，也没缺过一堂课，最后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这种勤奋刻苦学习的“精气神”他一直保持着。尽管逆境中苦读机械工程是为了掌握技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长期学习养成的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对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奇惠常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组织实施一些中心工作，并且把事关全局的各方面工作纳入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中，效果常常出人意料的好，大家深感这样做可以事半功倍。时间长了，他获得了“邵工程”的雅称。

他的讲话和报告，除了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自己写，不要别人代劳，别人也很难代劳，因为里面贯穿的是他自己学习、调研和思考的结晶。

他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把它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

邵奇惠还一直记得童年的时候，拨弄那些向墙上爬的蚂蚁，虽然一遍遍地被拨弄掉下来，但它总是不知疲倦地向上攀登，似乎并不介意孩子们的淘气。后来他从中感悟到，不论在什么境况下，学习就要保持蚂蚁这股不屈向前的精神。

历尽官场不孤独

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方针政策深刻理解的融合，产生的“定力”是巨大的，正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他都不会见风使舵，也不会屈服于世俗，都会执着地按照科学的理念前行，老老实实地遵循事物的规律行事。

然而，邵奇惠走的路并不平坦。有人议论他“另类”，说他“微服私访”，吃份饭，自己写报告，不应酬，碰到交上访信的一定迎上去接过来，一定给回复，还留下联系方式，到北京不住宾馆住办事处等等，是“作秀”。他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决策行事，很费脑筋，但如果由于执行不到位，达不到预期效果，便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现实中，不想费劲、不愿迎难而上、上面说啥他说啥，不愿冒点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官员大有人在，甚至成为一种风气，这些都会和邵奇惠的所作所为产生矛盾，有人甚至会写 “告状信”。

面对这些，邵奇惠的处置方式是不为此分心。他觉得分心不值得，因为更有价值的工作在等着自己去做，怎能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呢？省长是职务行为，承担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责任，不能因为碰到点事就情绪波动，从而影响职务行为，要有承受能力，排除干扰，做一个省长该做的事。

有人问他，在官场上有没有孤独的感觉？他说，没有。你相信党，为人民办事，就会吸引许多志同道合的干部和你并肩战斗。再说我做的事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他们得到了实惠，支持和理解我，我内心感到充实。

1994年5月，邵奇惠要离开黑龙江，到北京机械工业部上任。消息传开后，他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恋恋不舍的感情。尤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和邵省长共事，是缘分，也是偏得，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邵奇惠离开了那片黑土地，但他带不走科学决策的思维方式，带不走和老百姓深深的情谊，也带不走“邵工程”这个雅号，它们留了下来，留在了他走过的每一家工厂、每一个村落和感受过他炽热情怀的每一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