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口述 | 郑焕明

整理 | 葛帮宁

摄影 | 赵  伟

编者按：

12年后，我们再次邀他口述历史。

2018年9月19日上午，在其北京寓所，82岁的郑焕明为我们还原北京汽车往事。尽管之前曾断断续续做过他的口述历史，但这次讲述，他又增加了很多故事和细节，为我们厘清北京汽车工业发展史留下宝贵资料。

郑焕明，原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

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其诗集《半世车缘》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多年潜习，笔耕不辍，书风渐成一派。

1936年，郑焕明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杨屯乡张大屯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解放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他直接进入小学四年级念书，从茌平中学毕业后，积极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怀抱。

1956年，还想继续学习的他考入济南机器制造学校。2年后，该校并入山东机械工业学院。1962年大学毕业，他如其所愿分到北京汽车制造厂。至1991年调任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30年，他亲历了北京汽车工业的风雨历程。

他如何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掌管全局的北汽负责人？北京吉普合资公司成立后，北汽南北两厂分立，他如何带领老北汽人进行二次创业？他提出的北汽精神对成立60周年的北汽集团未来发展有何启示与借鉴？

回看过往，郑焕明为北京汽车历史留下怎样的符号意义？

本次访谈，得到北汽集团和郑焕明本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以下为长篇访谈摘录。

 

1936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鲁西高唐县杨屯乡张大屯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宗三代都种地，祖父和父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村里有400多户人，我应该算第一个“大秀才”。

我们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我家离高唐县35里，离茌平县50里。茌平县呈长窄条，后来切出一块，划到高唐县。我小学和中学都在茌平县念。

我所处的年代，正是解放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小时候不想上学。为什么？我家和学校就隔着一道墙，垫上砖站在墙头上，就能看到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对着太阳被罚跪。有的头上顶块砖，砖掉下来，就拿戒尺打板子。

临近解放，父母还是希望孩子上学。正好也动员上学，我哥和我开始念书。不到一年，犬牙交错时期到了，上学就停了。

我家附近有座庙，庙里有个老爷子，特别喜欢写篆字。跟一般篆字写法不同，他先画一个圈，把整个字都写成圆形。他还喜欢背古典诗词。我哥领着我，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总共不超过8个人，就跟着他学习。

老爷子教我们的第一首诗就是《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后又学过《名贤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老爷子是本村人，当时也不兴收费送礼，他愿意教，我们愿意学。这样过了半年，解放后建国前，村里开始建正规小学，我在张大屯完小念完六年级。

正好赶上土地改革，我们家有40亩地，有10来口人，父亲又开店做生意。我家位于张大屯镇的交通要道上，是1940年代逃荒去东北的必经之地。家有几间客户，来回需要住店的，我们就提供住宿，还卖面卖饼，因此家庭条件算富裕，但达不到地主水平。

我家被划为富农成分。有了阶级成分不让上学，没多久又恢复。因为有基础，我就跳着上学，直接从四年级开始念书。到升初中时，富农成分又变成中农。

升学考场在山东聊城市，离我家100多里路。之前我出过最远的门就8里路，这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进城一看，到处都是电灯电话，看得我眼花缭乱。考试分两次，像机关招聘干部似的，到第二榜时我被刷下。

因不同学校考试时间不同，我又回到茌平县城考，到这边我有优势。我哥的一个把兄弟，是茌平中学一级一班的学生，他会骑自行车。当时一个大队没几辆自行车，他骑车带我去考试。还借给毛笔和墨盒，他的笔比我的好，写作文时感觉特别舒畅。

这次考上茌平中学。初一分三个班，我在一班，还是个小头目，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这时我有个感受，不要死读书，要尽可能参与多种活动。我参加了校篮球队、排球队、话剧团和歌咏队，这些爱好对后来工作很有好处。

1955年初中毕业，我本想考艺术学校，因为音乐和美术都不错。再一想，岁数大了怎么办？这样就报考了济南铁道学校，这是山东省两所名校之一。铁道学校坐火车不花钱，对我有不小的诱惑，可惜名落孙山。

 

 

01.

还是想学习

其实去考铁道学院之前，张大屯镇乡党委书记刘殿湖，我家的一个远亲就跟我谈，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回乡里干吧。

当时一个乡政府设四个干部：党委书记、乡长、武装大队长和秘书。我哥是武装大队队长。我回到乡里后，书记又说，上边说你不是党员，不能当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只能当副社长，管政治。

管政治权力可不小，算除社长外的二把手。既然让我管，那就得管好，真是满腔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是动员，又是发动，领导干部包括社委会成员，开会不能要公分，公分就是工资。想要公分，大家得一起干活。

开会怎么办？晚上开。因此起了个名字叫“熬红眼”。我从小胆子小，怕走黑路，农村黑路一点火星都没有，伸手不见五指。再加上国共拉锯战时，曾有两位共产党被杀害，脑袋被割下来放我家门后，一边一个，每次走到那里总感觉头皮发麻。即使这样，也咬牙坚持。

但这事得罪人。本来当干部的，到处去检查，拿最高分。这倒好，不给公分，因此对我很有意见。还有卖余粮，社领导要带头，要裤腰带勒紧再勒紧才行，吃不饱还得把粮食留下来卖给国家，挨饿也得卖。自己饿肚皮不干，谁都不愿意，遭到社长的反对。

又赶上我哥和区政府武装大队长有矛盾。支部书记去开会，就讲我的坏话。挑不出别的问题，就说我们家成分高，应该划为富农，这样我家成分又变为富农。

这时初级农业合作社要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型，我哥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富农怎么能当社长？其实我哥是地下工作者，他带我干活时给我讲辩证法，我也听不懂，到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

我从初级社副社长变成高级社技术股股长，这期间我就有些异想天开，想搞些新东西。初中学过一点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就在试验田里嫁接，玉米试验田肥料密度高，长起来就是不结玉米。后来反思，光想不行，还得有学问。干事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创新不是胡思乱想，要符合规律。

我在农村待了一年。1956年国家号召考学，乡里虽然给我安排了新职务，我觉得能干起来，但不能按照自己愿望办事，还是想学习。就报考了济南机器制造学校，这也是山东的两个名校之一。

发榜时成绩还不错。我是校团支部书记。期间参与过抗旱救灾，接触到农业机械、手摇柴油机和农业机械实践等。

两年后，赶上大跃进（1958年），教育也要大跃进。济南机器制造学校和山东烟台大学合并，成立山东机械工业学院。山东烟台大学承建制过来，我们几个班有部分同学到机械学院上学。

所以我这个大学就这么来的。没念高中，念了两年中专。机器制造专业，也叫通用系机械制造。大学四年，我不是班长，就是团支部书记。1960年生产实习，我是实习队队长，到济南第二机床厂劳动。

多年后，我的同班同学程子荣在济南第二机床厂当党委书记、厂长。后来北汽二次创业要大压床，他们要不来，就让我出面。我去找程子荣，请他支持。

他说，不行，得按计划。

我说，我不光要现成的这一台，你还得给我安装调试好。

他说，你不讲理。

我说，讲理还让我来吗？

这台大压床迄今还在位于怀柔的福田汽车厂。

毕业实习在济南柴油机厂。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柴油机连杆，从选材到编制工艺，到工艺过程，包括机床、卡具、刀具、量具，整套都是一人设计，用时半年，提前3天交卷。

很多同学写了100多页毕业论文，我只写了56页。我喜欢诗词，用语没有太多废话，表达清楚就行。没想到，毕业答辩时，我占了些便宜。

从小学到大学，我基本都是学生干部，尤其是在济南上大学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全校的典型班级。1959年还让我在全校介绍过经验。班里11个班干部，其中7个班干部有不及格科目，我虽然全及格，但总感觉有些吃亏。

答辩改变了我的看法。答辩时，要把毕业设计挂出来，用半小时讲述清楚，考官们再提问。考我的老师是山东省机械厅的总工程师等，他问我，机械增压有几种方式？

我说，我只知道一种机械增压，别的说不清楚。

他说，这不是你的专业，不影响你的分数。

接着是另一个老师。对于他的提问，我说，这个问题，我在设计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翻阅我的设计。老的指导老师当场作证，这就等于把老师给挡回去了。

其他问题顺利通过，我很兴运，毕业设计和答辩拿了满分。

 

02.

第三个失败者

1962年毕业，实行分配制。当时都愿意去北京。填志愿时，5个志愿我都写服从分配。老师说，不要这样填，最后一个写服从分配，前面4个按自己想法填。

自然我就填 了北京、天津、大连和呼和浩特。结果如我所愿，分到北京汽车厂。厂长是陈子良，书记是冯克，张世恩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当年北京汽车厂进了46位大学生，100多个中专生，中专生是工人待遇。

北京汽车厂正做东方红小轿车，已小有名气。那时候中国没什么轿车，红旗出来得较早，井冈山生产过一批，BJ212还没定型。

到北京汽车厂，先要经过一年见习劳动。所谓见习劳动，全厂主要单位轮一遍。我们这些大学生是BJ212上马的骨干，领导很重视，每到一个单位，基本都是主要领导介绍情况。

半年后，按照未来要做的工作安排劳动。我在工具车间，几乎经历了所有工种：短的待一周，长的干两个月，像精密车床、坐标镗，当时都是精尖设备。

这一年下来，我对工厂情况基本掌握，对设计从事的相关工艺、装备也更清楚

1963年我被分配到中央设计室工装组。先描图，都用手画，实线、虚线、点画线这些要分清楚。同时学仿宋字，用3个月时间掌握设计基础。

对一个技术干部的成长，这一年零3个月非常重要。  

设计室一组有十多人，其中两人来自清华大学。我心想，我一定要超过你们。只有决心不行，还得下功夫，毕竟人家功底深厚。一段时间后，应该算超过他们，但也付出了劳动。他们说，这小子怎么进步这么快？我想，你们酣睡时，我还在苦熬哇！

第一个设计就出了洋相。一个发动机活塞销，磨平面。怎么磨？组长说，这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结构，他还给我出主意，帮我分析。设计完后，第一次碰到问题，老师说，快来，你图纸有问题。

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到那里一看，他说，你这个 Φ没有尺寸，Φ是直径，数字掉了，这还好说，是马虎大意，校对也没看出来，加上就行了。

夹具出来后，平度达不到质量要求。老工人帮着给调试，调来调去勉勉强强通过。组长告诉我，你是第三个失败者。

我说，你可真有意思，把难题给我出洋相。

其实我挺感谢他，先碰碰壁，知道想的和干的有差异，对我后来工作有帮助。

1963年底BJ212上马，要做生产技术准备。厂里把一部分中专生组织起来培训，搞设计。我是班主任，带了40多人，我也给他们讲工艺，培训了几个月。

接着厂里组织80多人，由设计室主任孙启明带队，到一汽搞现场设计。当时北汽没有完整技术资料，一汽从苏联拿来整套的资料，又有实践经验。这样一方面一汽给我们做指导，一方面我们借用它的资料。在一汽资料基础上进行改造，形成北京汽车厂的技术标准。

我是团支部书记。一边搞设计，一边做工作。年轻人较多，接近60人，大都是北京人，到长春要吃高粱米，再加上想家，思想问题一大堆，所以任务很重。

有位肖大姐想请她帮着做做思想工作。团队里有位刚结婚的年轻人，一天一封信，本想请肖大姐给做工作。没想到，她吃完饭后，晚上没事就拿着孩子照片看。还有人身体不适应，我的馒头基本都给病号吃了。

我们住在一汽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天气很冷，有天早晨，我出去打太极拳，结果吐血了。主任问我，你怎么脸色发黄？我说，睡觉少。说着说着，差点休克。赶紧送医院，一查是肺结核，还得回北京治疗。所以，我到长春才一个多月就当了逃兵。

回京后，直接到通州结核病防治所住院治疗。大夫说，你这病挺重，得绝对卧床。

我说，我绝对不能卧床。

你不卧床，这病就治不好。大夫说。

绝对卧床才不好。我说。

大夫看我很坚持，就松口说，你动动可以，但不能大动。可以绕着院子转圈，恢复后再说。

我在医院总共待了110天，随着病情好转，还教了一批太极拳徒弟。出院时，大夫问我，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当然是大夫医术高明。我笑道。

他说，不对。一屋4个人，你来得最晚，病情最重，但出院最早，到底有什么秘诀？

精神能治病。我说，我不怕病，用乐观态度对待它，想好起来后赶紧回去搞设计。

出院后，党总支书记、工艺科副科长汪振龙跟我说，你调去搞技术管理。张（世恩）总也同意，但你先别说。

我答应了。

 

03.

成为先进集团

1965年我调到工艺科做标准化，贯彻国家标准螺纹。螺纹标准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期间跟张（世恩）总直接接触不多，管我们的是副总工程师史麟图，他总喜欢说，不妨试试看，弄得我们执行也是，不执行也不是。后来，工艺科科长就带着我直接给张总汇报。

国家标准螺纹转型，要用公制代替英制。这东西很抽象，不好办，我就开动脑筋，变些花招，让大家乐于接受。

李白的诗词都很夸张，语不惊人死不休。看不见就放大，搞成一套挂图，不到20纸，效果还不错，反馈也不错。再配个杏黄色的小手册，在新华印刷厂印刷，人手一份。

结果这套挂图成为一机部的典型。他们拿过去后，把结尾换成一机部，到处传播。

接着搞标准化，我是标准化组组长。领导为培养我，又让我兼任非标组组长。楼上一个组，楼下一个组，我开始管两个组。

一段时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不参加任何一派，但我们4个人——2个党员，2个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了宏图战斗兵团。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谁也不知道这个战斗兵团有多少人，只知道这个兵团的小子很厉害。

解放军进厂后，我们开始做“八五派”：早晨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按时来，按时走，不写小字报，不出去，不参与。干什么？学习。白天技术，晚上马列，这段时间还真学到不少东西。

正好赶上援助阿尔巴尼亚兄弟。上面给了一项任务，编制BJ212备件目录。目录分三种文字：中文、俄文和英文，要求文图并茂。

比如一个总成件，或者一个分总成件，直接看可能不知什么结构，需要将零件拆散拉开进行标注。化油器这么个小件，100多个零件怎么摆，拍照下来能不能看见，确实要大费脑筋。

北汽当时学解放军建“三部一室”：生产指挥部、后勤部、政治部和办公室。技术组组长李绪成（相当于总工程师）来找我。他说，现在有个重要任务，BJ212无偿给阿尔巴利亚，但要备件，给他图纸，他也弄不清楚。

北汽没做过这种备件目录，李绪成让我负责这件事。我说，你这是拿鸭子上架，我学的是工艺，你学的是汽车。他说，鸭子不上，扔也得扔上去，就是你，你说要谁？

我点名要赵晟，他是附件设计室主任，被关在牛棚里。我是总指挥，配一个总编辑，一个翻译，一个摄像，一个喷图。因此BJ212上的每个零件，凡是能拆卸的，我都亲手拆过。而且大部分都在南北厂来回跑，小件拿自行车驮着。驮不动的，就到现场去。

时间很紧，要求我们半年完成，逼着我们想招，最后如期完成任务。接近尾声时，造反派头头说，这是 x 窝子。赵晟比谁都害怕。我说，没关系，我组织的，有事情往我身上推。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军管会副主任来到我们工作室。这是个好机会，得给他宣传，我就讲社会主义明灯闪闪发光，需要备件才能更亮更好。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变成先进集体。

我的收获在哪里？我不是学汽车出身，但这段时间对汽车加深了解：每个件亲自拆，拆完后摆起来，照完相，再把它装起来。每个部位有什么要求，原理结构都要了解。这种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是技术上的收获。

还有对政治的理解。虽然不用研究那么深，但至少要知道怎么办。在执行过程中，怎么把关系处理好。

文革后期，我被调到技术服务连（包括设计、工艺、质检等）当政工干事。1年后，又调到生产指挥部党总支做政工干部，管学习、宣传和秘书工作。总支书记让我写报告，既要有理论，还要有实践，而且要得很急。逼着没办法，就在夜里写。

后来又叫我做工艺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行政工作。这个工作不好协调，我就给党委写了个报告，希望改成行政职务，我被任命为工艺科副科长。

 

04.

改造铸造分厂

这时北汽老厂长郭林岱为BJ212编制生产计划急得火上房，虽然1972年BJ212年产就已上万辆，但再大就是上不去，受制于桥壳（牙包）的毛坯，废品率特别高。当时是北汽自己搞的一条铁模生产线，废品率高，桥壳出不来，汽车排产上不去，所以只能依桥壳定产。

郭厂长一大早就跑去数桥壳。我问他，你数这个干什么用？

他说，我着急，生产出不来。

回来我就问管工艺的技术员卢洪昶，他是山东工学院毕业。我说，桥壳质量跟咱们工艺有关吗？

他说不清楚，他是管铸造工艺的。

我说，走，咱们去劳动调研。

我们就到桥壳生产线，线上一人一坑，不能随便增加。旁边紧挨着就是差速器壳。我们在那里一共待了50天，有事就回来处理，没事就去劳动。结果广播里老吹我，后来不知谁还编了首歌，在广播站里唱。

有一天中午，郭厂长骑自行车回家吃饭，看到我说，大郑，来，坐我后头。

我坐上去，他就说，你回来吧。

什么回来？我问。

他说，你不是在铸工劳动吗？桥壳问题能解决吗？

我说，能解决。

怎么解决？

小孩拉粑粑，拉一拉，挪一挪。

什么意思？他问。

我说，边生产边改造，把生产地方腾出一块来改造，改造完后搬过来生产，再改造另一边。生产改造两不误。

他记在心上了。没过几天，回家吃饭时，他又叫我坐他自行车后面。他说，大郑，你到铸造分厂去，我提的名，没有一个人反对。

我说，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学冷加工的，那些铸造工具叫什么，我都说不清楚，你叫我上那去活受罪。

都说你行。他说。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去。我说，如果不行，我撒丫子就跑。

他说，行，但你不要久待，你去了要注意培养接班人。经过两年的生产、改造，落后变先进。

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去。我去看桥壳加工，这是倒数第二落后的地方。第一落后是铸造分厂，第二落后是底盘分厂。我在桥壳加工待了一个月，看还有些什么问题。

我到铸造分厂后，我给党委书记说，咱们拿两个月时间把底盘厂的嘴堵上，它成了倒数第一，咱们就可以按部就班进行改造。

还没到两个月，桥壳生产出来把底盘分厂的嘴堵住。他们不再说桥壳供不上，改口说加工来不及。这是托词，我在那里劳动一个月，什么都知道。我们就开始编制技术改造规划。

中间有个小插曲。1976年6月我到铸造分厂，安排好工作后，我就组织人马出去做调查研究。到青岛考察铸造机械，8个人同行。有个技术干部早上起来就去了海边，回来跟我说，海边浪可真大，岸上椅子都有好多水。

我说，你这也太夸张了。

我们从济南乘飞机走。济南汽车厂领导到机场接我们，他说，济南感觉不明显，北京发生大地震，北京站钟楼都塌了。

我们都很紧张。同行一个副总工程师，他家住在1958年建的简易房里，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没打通。怎么往回走？火车也行，飞机也行，都断了。只有一架运送物资的飞机，可以坐5个人。

我们有8个人怎么办？那就按照职务，兵先走，头留下。这两三天，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信息不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北京一看，似乎没那么严重，钟楼还在。

很快就赶上国家抓技术，我参加厂里传达的国家技术工作会议。再加上通过做调查研究，编制三年发展战略规划，彻底改变铸工落后面貌。然后开全厂大会，我做报告，平时做报告，捣蛋的人多着呢，没人老老实实听。但这次报告大家听得很认真，鸦雀无声。

要打动这些年轻人的心，就别给他喊口号。我说，我们这些哥们，脸黑得跟煤球似的，还想搞对象吗？想成家吗？想成家，你这样子谁跟你？

我们有个政工干部，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个头比我稍矮，但比我白多了。小伙子一表人才，他搞了个对象，都准备结婚了，对方非要到单位来看看。也巧，他正在车间劳动，穿得破破烂烂的，对象看完后，马上就跟他拜拜了。

我说，讲学问，他比你们大；讲形象，他比你们漂亮。他遇到这种情况，人家都拜拜了，你们如果不改变现状，能找到对象吗？想找怎么办？自己动手改变面貌，3年改变，先把这身衣服脱了，换成白大褂。

将来你们搞对象，不要去公园，先把咱们北门的沙山消灭掉，用机械化办法处理，改成花园，曲径通幽，放上连椅，种上花，以后就在这里搞对象，哪里都不去。

散会时，一些小伙子们就问，主任，是真的吗？

我说，不要问真假，跟着我干。

一位1938年的老革命干部说，焕明，咱们厂从成立以来，没开过这么好的会。

我说，只要解决小青年关心的问题，他就愿意干。

党团员带头星期六义务劳动，吃完饭后晚上干。地下掏空，没钱雇人，我们就自己干，前提是消灭沙山，很快就解决了。

一年后，我们就成了先进单位。北京市也把我们当作重点，作为它的协作中心，每年经费50万元，给我们30万元。真是感天地，泣鬼神啊！

在铸造分厂两年，有一条我非常注意，一定要改善环境，给大家创造好条件，让黑小子穿上服装可以搞对象。所以面貌很快改变，成为全厂先进单位，生产能力自然提升。

 

05.

跟着人家跑，成不了第一

1977年年底，上面找我谈话，要我去底盘分厂。我说，不行，这里摊子刚铺开，模样还没有，怎么好走？

拖了半年，又找我谈。我说，还不行，刚刚铺开摊子，形象还没有，什么也看不清，谁都有成功失败。形象虽然有变化，但是作为生产能力与技术先进程度，现在还说不清楚。

又拖了半年。这次一定要我去底盘分厂，而且没得商量。底盘分厂是倒数第一的厂。首先得了解情况，掌握情况才好说话，我就开始调查研究。1978年8月我上任，提出一个要求，提前一个月完成各项指标。

到年底本来就只有4个月时间，提前一个月就剩3个月。抢出1个月干什么？改换门庭、维修设备。为什么要改换门庭？厂房黑不溜秋的，房顶也不透明，沥清把玻璃都糊上了，墙上黑乎乎的，1万多平方米的厂房里盖了11个屋中小屋子。

做完调查，我要求小房子一律拆除，一个不留。设备全面维修，蜘蛛网一律入地，厂房全面刷新。这可是大难题，制度森严时，想动点东西，还没钱，相当不容易。

小房子拆了怎么补？厂房通道上面是空的，加盖二层楼就行。给每个职工配个立体小衣柜，这样他就有动力。天线下地，车间厂房从里到外刷新。当时有800名职工，至少五六百人得上楼。

施工得花钱，没钱怎么办？我就让职能人员做方案，弄清到外边雇人做，需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少钱？同时让辅助工段跟进，跟他讲清楚要求，让他组织人，要多长时间完成？奖励多少钱？我胆子很大，当时不实行奖励。

两边时间相差近一倍，外边要2个月，这边只要20天。外面报价高，这边花钱少，就一个材料钱和人工费，再加一点奖金。

然后我去找北汽总财务师。我说，伍总，请你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给她介绍情况后，她说，虽然花钱多，但符合财政纪律。虽然省钱，但违反财经纪律。

我说，伍总，我可没请你批，我只是跟你说说情况，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踩钢圈。我叫她批，她得负责任。我跟她说，但没叫她批，她知道了，我干了不追究，这不就行了吗？这就是策略，就是处理问题的艺术。

到年底，要安排第二年计划。管行政同时也是财务负责人说，不行，你这太冒进。虽然我也做了些工作，给他解释应该如何办，我不会冒进处理问题，但他还是不同意。

我说，这样吧，不是不行吗？你站在旁边看热闹，不要介入这事。x x，你来负责，我指挥。

第一个季度就完成了全年指标。怎么做的？我给财务负责人讲，就拿桥壳生产线做试点，用丰田生产方式，加上小松制作所的质量管理，两者结合，把指标量化到每个工位，个人收入和指标挂钩。

厂领导来抓这个典型，让我介绍经验，向全厂推广。我说，我的经验不可复制，你肯定学不会。就让财务负责人去做介绍，他回来给我讲，大家听着挺好，但是学不会。

这说明什么？不要按常规，有些常规必须掌握规律，有些可以用新办法来取代，甚至可以超越，不要满足现状，要敢走新路。这就是后来北汽二次创业时，我把创新提那么重的原因。完全按常规走路，跟着人家跑，跑得再快，也是第二，成不了第一。

我在底盘分厂也是两年。当时车间分厂就三面红旗：铸造分厂、底盘分厂是其中两面。

1980年上半年，我很幸运，正好赶上上级考察中层干部，搞民意测验，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就从底盘分厂提为北汽党委常委、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跟我同时提拔的还有陈须林、王守信两位副厂长。

 

 

06.

产品开发与同工同酬

到北汽总厂后，除日常工作外，我主要抓两项重点工作。一项是开发BJ122小货车，这实际是一个系列，我们在一个平台上搞了三个车型：小卡车、双排座和小面包。

另一项就是吉普公司合资谈判。谈判花的时间较多，1980年8月我到任，接替北齿总厂厂长刘耀明。他谈了半年，进行过三次谈判，我接触时开始第四轮谈判，正好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

谈判我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合资企业初衷是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当时总后车船部和一机部汽车局两家联合发文，要北汽开发BJ212二代车。BJ212作为战术用车，有些不太适用了，需要上档次。它的设计任务书很全，不是简单的几个数字几个指标，而是一个体系，这是军车需要，是战术指挥车。

借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东风，进入1980年代后，就想通过合资引进技术。虽然说得很简单，就是和AMC（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合作。实际前面考察过好多家，去过英国、法国，最后才选中它，希望能从技术方面帮助BJ212提升。

怎么解决？就是要开发，不是美方开发，也不是中方开发，而是合资企业自行开发。美方投资中，50%是它的知识产权，就是软件部分。硬件部分现金占50%，总计投入800万美元。

成立合资企业后，美方持股31.35%，中方持 股68.65%。美方持股中，一半是知识产权，一半是现金。技术占股50%，也就是说，你得给合资企业拿技术来，这是合资初衷，所以合资企业自身一定要开发二代车。

从1979年底开始接触，到1984年1月，整个谈判经历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三年多是我管的，在我管生产一年时间里，虽没有直接管谈判，但我又主持全面工作，所以间接管。北汽领导干部中，我管北京吉普谈判时间最长，陈须林管过一小段时间。

谈判非常艰难，涉及技术转让，包括专利、KNOWHOW、技术标准、工艺文件和设计规范等，因为技术是命根子。我们要求美方拿技术到合资企业开发二代车，他不愿意拿。要是不拿，怎么把50%的知识产权体现在合资企业里？他也说不清楚，最后才同意开发。

怎么开发？多长时间？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合资5年后二代车出来，第6年开始全部取代BJ212。北京吉普公司合资合同上有个横道图，第一年完成什么，第二年完成什么，到第五年全部完成，到第六年全部取代，二代车全面上市，BJ212及其相关装备归还北汽。合资企业外汇指标是新车出口创汇，略有结余，这些都写进了合同。

但是还不行，组织要有保证，就要建立技术中心。这也费了不少劲，最后美方总算承认。后来实践证明，没有按照横道图去执行。第六年没拿回来，到第20年也没拿回来，只有合资企业解体，或者历史使命完成，产权才收回来。

美国人很聪明。技术中心10年后才建成，还没投入使用，厂子转让后就被拆掉，非常遗憾。

二是，中外双方高管要同工同酬。这一点我很坚持。

美国人不干，坚持区别对待。道理很简单，他说，我们美国技术水平比你们高，你引进技术，我们应该比你们高才对，你们按照你们国家标准发。中方道理也简单，合资企业国家有政策，我中方有中方的特点。

光有理还不行，一定要拿典型案例说问题，当时就有个典型事件。一个搞总布置的工程师刘德民，吉林工大毕业，在讨论技术可行性研究时，看到一个发动机外特性试验报告，有张表上有三条线，其中一条线刘德民认为有问题，美国人说没问题。

美国人连夜做实验，拉这条曲线。第二天早晨一见面，就拿出曲线图，刘德民一看，这条线还不对。

第二天晚上，美国人又去拉外特性曲线。第三天早晨再拿出来一看，刘德民说，这次对了。所以美国人说NO.1，对他很佩服。

我们就抓这个典型案例。你说你高，高在哪里？要说硬件，你确实比我们高。比如电脑，虽然北汽也是试点单位，但和人家比起来差距很大。但是软件，脑袋单个拿出来亮，我们不次，否则就不会两次否定外特性曲线。

美国人说不出别的来。就说，你们国家政策不允许这样做。

那是中国的问题，你不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合资企业高管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你提高百分之多少，平均是25%，其余的建立中方账号。这个中方账号20年来攒了不少钱，当时是10万美元一个人，董事长最高5000元一月，其他高管肯定要比这低，大部分都存在中方账号里。

一个产品开发，一个同工同酬，这两件事当时要是做好了，北汽后来走的这条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回忆，我总自觉不自觉地拿这跟华为和中兴做对比。为什么合资开发变成了切诺基？走的就是中兴那条路。

 

07.

三七开追加860万元

1983年，我到大连参加一个中美合办培训班，时长7个月。结果在第50天，突然接到国家经委打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准备签约。我给厂里打电话，才知道赵乃林厂长参加厂运动会，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仍在重症监护期。

我只好赶回来。1983年5月5日，北汽要跟美国汽车公司签约，让我组织

安排。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只能提前半小时进，怎么组织？想过一套方案，进去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手忙脚乱临时折腾，总算签了约。

我本想接着回去学习。总公司领导说，谁主持工作？签约后大量工作要同时展开，那边怎么独立，怎么工作，做什么准备？这边工作怎么安排？两边关系怎么处理？

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按照我的想法，要叫我去管北京吉普公司，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北汽二次创业也是另一个样子。福田汽车就更不用说。当时我态度很明确，什么都行，没问题，根据需要，到哪里都行。最后我留在老厂。

北京吉普公司第一任外方负责人麦克格瑞高，还没做正经事就想来拜访我。这时我在北汽北厂，连办公室还没有，就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批文件。

我还不能说没条件接待。我说，我正好要过去看看。我准时到他办公室，他老先生半小时后才来，一进门就是I am sorry。我说sorry就行了？全厂职工都像你这样，那还叫企业吗？先镇住他再说。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旁边有把椅子，意思是让我坐椅子。我坐到会议桌主席Chairman位置，二郎腿一翘，等着看他怎么办。

他过来坐旁边。我问，MIKE先生，你找我什么事。这时候就要和颜悦色些了，要有张有弛嘛。

他说，北京吉普公司生产等着用一个地方，铸造那里有个车间，希望能还给我们？

我一听，就知道是洋鬼子干的事。他刚来，怎么知道厂区边上有个“小夹道”，而且北汽创业之初，改装车都靠它挣钱。

他要这个地方，不能说不给。我说，可以给，请你把总装车间北跨立即腾出来。你什么时间腾出来，我马上给你腾地方。

他傻眼了。 回去一查，这地方产权未定，在合资合同上，用x网线标注。产权既未定，那当然是北汽的，小子一去不复返。像这样的小插曲也就过去了，他不要，我就不再说。

还有个例子。合资企业合同规定要在开业前三天，双方现金都打入合资企业账户。也就是说，美方要打入800万美元，中方的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和钱也得打入。

这时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合资谈判4年多，北汽除正常生产外，还额外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这个钱应该另算，应该追加。

这笔钱合计860万元。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当时我主持工作，意见不统一，他们就把上级领导北汽总公司总经理请来。听取大家陈述，最后总经理说，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问题上需要一个关键的人来谈，这个关键的人就是郑焕明。

我明知这是讽刺，但为了国家利益，作为主持工作的领导，就不能回避困难。我说，既然各位这么看得起我，不妨试试看。但有一条，如果谈砸了，你们不要喝倒采就行。

只有两天时间做准备。过去我不直接谈判，现在把我推风口，我不能退缩。准备用了一天多时间，跟上面相关部门沟通。谈判时，美国人不让步，我也不让步。谈到最后，他没什么词了。

我说，这是事实。但怎么办呢？

当天晚上，我到总公司总经理家里去。我说，谈得差不多了，我坚持百分之百投入追加。你拍我，三七开，30%让给美国方。

第二天谈判，我还是百分之百要追加。这时总经理说话了，他说，这样吧，咱们三七开，北汽这边算70%追加投入，等于30%让给美方。

美方表示同意，这就算过了。以此树立未来董事长在合资公司的权威。

北京吉普合资公司开业后，中方技术团队还拿出过一辆模型车，是在BJ212基础上，借鉴美方技术组合的一辆车。美国人看过后，提了200多个问题，说这不行，那不行。联合开发从此搁浅。

合资企业成立不到半年，北京吉普公司特别董事会要到底特律开。1984年10月，我们中方代表团经过埃及、法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再转机到美国。到美国时，北汽总公司领导就提出要引进切诺基搞散件组装。

我坚决反对。我说，无论是协议，还是领导下达的设计任务书，我们都无权改变。合资企业的宪法怎么能变呢？我俩从巴黎吵到美国，路上基本没休息。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吵得周围的人都给我们提意见。

为证明切诺基是合资企业的第二代越野车，刻意取了个名字叫BJ/XJ213才落定，所以你看照片上BJ/XJ213就这么来的。

我们争论的根本是合资企业开发权。当时没有自主开发这个词，叫自行开发。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开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需要有斗争，美方不愿意把核心东西给你，但毕竟你要走一条开发之路，不至于现在过了40年，我们还都是外国车，你加上两个中国字就成中国的了？这个头没带好，基因都是人家的。

切诺基引进后又如何？这就要说到北京吉普公司的领导。有一次到吉普公司，我说，这就是一个牛身上拨下两张皮。

怎么这么说？这位领导问。

我说，那边零部件组织起来给你，利润空间多大，你知道吗？到这边生产，它是亏损还是盈利，你知道吧？是谁的钱？BJ212的。零部件赚的钱在那边，再到这边来生产，把老产品赚的钱来补它，这不是两张皮吗？

他不吭声了。

为什么会出现震惊中外的吉普风波（我们将在后期另做专题呈现）？就是引进切诺基搞CKD组装引出的导火线。美国人提供散件组装，相当于出口整车。

但随着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对进口车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外汇使用，使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吉普公司无法实现外汇平衡，导致1985年预定的切诺基散件没有获得进口许可证。

一个合资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引起中国最高层的重视，政府出面最终平息了风波。

跳出汽车小圈子再来看就更清楚，所以切诺基自始至终都是亏损的，后边这十几年，白用了BJ212产权和装备，但没开发出产品来，这是应该总结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否定谁，而是客观总结事情本身。所以BJ212在前后20年经营过程中，一直是合资企业的摇钱树。

客观来说，合资企业也学到一些东西。BJ212也确实引进过一些美国技术。有人总结引进了100多项，但四大总成引进过几项？只是小打小闹引进了一些，让BJ212生命周期延长。此外，合资企业还培养了一些干部和技术工人。这些应该充分肯定。

 

08.

二次创业

北京吉普公司成立后，南北厂怎么分？

资产方面，大体比例是80%的资产进入合资企业，比如BJ212的厂房和设备等。老厂剩下些附配件，创造的产值和利润都在20%左右。员工方面，约1.1万人，合资企业3800人，老厂9100人吃饭。三产、离退休划归老厂，是一个不对称的分家。

筹备分立时，党委书记王林主持党委扩大会，就确立了一个党委“十大关系“，包括产供销、人财物以及前方后方等。在这方面，赵乃林（北京吉普公司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这就要开职工代表大会，南北分立的报告怎么写？主席团怎么谈？秘书班子写报告，一次没通过，再写一次又没通过。眼看会期临近，我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我来写。

我用两个晚上写出来。我给书记说，不开会讨论了，直接上职代会，反正报告我做。本来叫赵乃林做，他不做，我估计他有压力。后来党委同意，还是我来做。

为什么两次通不过？问题出在两边的现状描述上，合资企业前景光明，老厂这边前景艰难。而我的基调是，比翼双飞，两边前景都很好。北汽老厂有九大优势。

一上会，一次通过，一字不改。迄今北汽档案室里存的就是我的手稿。我特别讲了几句话，我说，谁担心老厂吃不上饭，你们到我家来吃。

事后有书记说，你讲得很好，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

分立办公时，两个人对着坐。比如管生产的，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一个老厂的，一个新厂的，这是十大关系协调内容之一。但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公司开业没多久，两三个月后，十大关系就被取消。

取消关系老厂也得生活。幸好我有前期准备，通过老厂的技术改造，以最快速度将北汽一个仓库改造为总装配车间，生产过渡车型。就在分立后第47天，也就是1984年3月1日，BJ121小卡车就从生产线上开下来了。

两边分立时，总公司领导跟我提，希望总公司做甲方。

我说可以，但只准提葡萄，不准捡苹果。什么意思？捡苹果光捡好的，矛盾一大堆归厂里，这不行。要想当甲方，所有老弱病残编余人员，该养的人都得拿过去统一管。我就管剩下的这部分。

他不干。

我说，要想养活9100多人，就这么个状况，怎么办？我必须生产BJ121。BJ121是合资前就定型的一个过渡车型。

不行，你不能生产汽车，你就给合资企业服好务。他说。

我问，我这9100人吃饭怎么办？

给你政策。他说。

多长时间？我问。

他说，3年。

3年后怎么办？我又问。

他不说话了。

就算给我3年，你说了算吗？我再问。

他没声了。

唯一的办法就得生产BJ121小卡车。我说。

他说，我没钱。

我说，我一分钱不要。

他以为我说气话。那你干吧。说完就走了。

BJ121下线前一天，我到总经理家里去，我说，明天新车下线了。

真的？他问。

一看便知道。我说。

第二天到现场一看，总装线上挂着小车。总经理问，我给你把车开下来行不行？

我说，好啊，给我们添彩呀！这样BJ121一炮打响，解了燃眉之急。

一个BJ121，一个前面提到加个棚子的BJ212改装车，构成北汽盈利的亮点。

二次创业怎么创？当时提出一个战略口号，叫做“依托三环，外引内联，高起点，大批量，高效率地建设轻型汽车生产基地“。

依托三环什么意思？地处东三环的老厂总部，要到怀柔建设汽车城。用什么方法？外引内联，对外引资。“内联“就是横向联合，9个省市企业成立汽车集团，北京市政府把权限给我们，但后来这个汽车集团因部门扯皮没组织起来。

“外引“就是和通用汽车谈。最下功夫的是陈祖涛，我拉着他要在怀柔开发区，也就是雁栖湖南侧那片地，建一个年产30万辆轿车的合资企业。

我们跟通用汽车谈了将近一年。蒋一子具体抓这事，起初他并不同意，因为国家定点是“三大三小“。他看过开发区那块地和BJ752轿车后态度转变，当场表态他来做工作。

蒋一子找过两次北京市领导，但都没得到同意。当然，这可能跟当年北京市整体规划或中央四项服务有关。

跟通用汽车谈了一年后，项目夭折。年产30万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轿车合资企业，所以我的轿车梦没有圆成。外引内联两方面都没有实现，这是缺憾。

可喜的是，北汽在3年时间里，自分立到1987年就达到分离前的总规模。

二次创业时，我们提出北汽精神，先去给总公司总经理汇报。

什么北汽精神？中央有中央精神，工业有大庆精神，你又来个北汽精神干什么？他问。

我说，北汽物质条件差，讲点精神还不行？养这么多人怎么弄？

我那是还年轻，火气大。回来让宣传部登报广播，我写评论。北汽精神就八个字：创新，为公，求实，奋进。

这段时间，北汽的广大职工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现在，有些老职工见面都很怀念，有人说，我这一生工作最开心的就是二次创业。有人说，在北汽二次创业过程中，北汽精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次创业在北汽历史上也算留下这么一段符号吧。

 

北汽的60年，首先北汽是北京汽车工业的摇篮，是北京汽车的骨干和脊梁。没有北汽，就没有北京汽车一条街。没有北京汽车一条街，就没有后来北京汽车产业化。

北京汽车之所以能发展，离不开北汽。建设一条街，就是让北汽产品分发到几个厂子去。发动机给北内，农业机械厂改为内燃机总厂，齿轮两厢给了北齿，建立了北齿总厂。一是热力厂，一是焦化厂，这五个企业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同时进行技术改造，第二年按照计划分别交付使用，北京汽车一条街才建立起来。

北京汽车一条街，实现了汽车专业化协作的格局，是北京汽车产业化的基础。没有这个一条街，就没有后来的北京汽车工业。这一条街，冯克同志立了功。

这种发展方式采用大协作，滚雪球，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这是北汽和一汽、二汽不同的一种发展模式，这是第二个特点。

这个模式一旦起来，再加上对其他几十个企业的整调，形成北京市汽车公司，后来又并入30多个小企业，改成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

​

再后来就是体制改革，要搞成联合公司。体制问题始终是北京汽车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到了本世纪前10年，最终改成北京汽车集团公司。2017年北京汽车集团公司闯入世界500强第124位，为北京争得荣誉，为国家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