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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们阐述了美国制造正在加速衰落，很多小伙伴表示意犹未尽，希望再剖析一下日本制造的衰落。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深陷泥潭的日本制造。

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经过短短二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Made in Japan”成为高品质、高价值的象征，让国人顶礼膜拜。上世纪80年代，国人为了买一台“日本制造”的家电都不得不“找熟人、托关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90年代，国人不仅要买“日本制造”，而且还要加上“日本原装”的字样，中国人、东南亚人组装的都不行。

但近年来，家电领域“日本制造”不断被国货所替代的同时，虽然表面上日本制造在前端和一些基础研究领域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实则根基上已经出现了松动。无论是早年的东芝笔记本驱动缺陷、三菱帕杰罗制动管问题、丰田“刹车门”等事件，还是最近的三菱油耗造假、神户制钢造假，高田气囊召回等事件，都令人十分震惊。与此同时，众多日本知名公司纷纷爆出巨额亏损。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制造业整体跌落神坛，在国人心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昔日的“制造业帝国”，为何竟然陷入如此尴尬境地？

有关“日本制造”为何衰落，有两个比较知名的“结论”。第一个认为日本的分级制度是质量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认为其二、三流的产品照样可以在中国具有竞争力，因而实行分级制度，一流的产品在国内销售，二流的销往欧美，三流产品销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日本产品接连在中国出事，是因为日本销往中国的产品大多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过时品”。第二个是技术垄断症，日本人认为“日本制造”的产品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为了防止抄袭日本技术，于是将可能对自己产生一点影响的技术绝不出口给中国。

初看这两个“结论”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是日本人在自欺欺人。当下，连日本人自己都不会相信日本的产品技术质量目前还是世界一流，而且日本产品不仅仅在中国出事，在美国出事，而且在日本本土也接连出事。实际上，正是日本人沉醉于自己想象的高科技与分级制度，在公司战略与运作方面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相信人依靠人，所产生的独具日本特色的“员工力”也开始被遗弃，才导致今天落后的局面。

早在日本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裂之前，“日本制造”的危机已经显现。日本有国际竞争力的“强日本”产业，仅局限于汽车、消费类电子、办公机器和生产机器等，同时还有一大批几乎没有竞争力的“弱日本”产业，如零售业、房地产等，最终“弱日本”把日本经济拖入了谷底。日本高得惊人的生活成本就是典型案例，日本人在国内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大量的零售与服务业成本居高不下，使他们的生活标准和实际收入相比大打折扣。

“日本制造”屡屡出事，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的惯性使然。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对高质量的产品需求更加旺盛，只有好的质量才能得到世界认可。日本人所创建的以改善微观层次的运作效率，从而改善质量与品质的原理，大大地改写了整个西方世界经典的管理学理论，诸如全面质量管理( TQM ) 、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等管理技巧曾经风靡全球。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些微观运作创新造就了日本在20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奇迹，而后来日本企业长期沉溺于这些微观运作管理而忽视了其他层面的改革，在以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价值增值、信息化社会大发展的环境下，日本企业又没有随之变化，过度依赖匠人精神，片面追求品质细节，过于苛求于性能与指标的极致，忽视需求的多元化和市场实际需求水平，无法适应成本竞争和市场要求，导致“日本制造”越来越不景气。

为了应对“不景气”的现状，大批日本企业纷纷转向欧美经营模式，突出强调股东利益，更关注于短期财务报表，而不是长期经营，把“以人为本”、“永续经营”放在了最后，导致企业片面扩展，埋下了短命的基因。此外，日本企业还为了削减人力成本，大量雇用非正式职员，比例突破了40%。非正式职员只要能完成任务就得过且过，对企业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对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质量体系以及改善等更是毫无兴趣可言，进一步丧失了竞争力。

另外，日本人口老龄化也对日本制造产生重要抑制效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生育率持续降低而死亡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老龄化不断加剧，可支配劳动力不足，人员工资居高不下，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困难。加上日本社会盛行的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年老的员工长期占据企业中高层岗位，让年轻人缺少发展机会，长期处于职业底层，收入微薄。既然拼搏也不能拥有父辈的中产生活，年轻人倒还不如在家啃老，进而更加不买房，不结婚，婚育率持续下降，反过来加剧老龄化问题。

尽管目前“日本制造”出现衰败迹象，但日本仍拥有先进技术等核心竞争力，日本的一些老牌制造企业仍是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如今中国的制造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日本企业面临的老龄化、追求股东利益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以及官僚文化和思想的侵蚀，这是中国制造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保持警惕，避免重蹈日企的覆辙。

此外，日本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屡次犯错，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实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虚拟经济热潮，浮躁的社会环境，动摇了日本制造业的根基；加上日元升值、老龄化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并引起产业转移和本国产业空心化。所以，我们要注意科学的宏观政策调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体经济振兴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让中国的制造业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间真正形成一个合理的开发梯度，避免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其次，在应对高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一方面要积极改变户籍制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农村人口红利，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农村外来务工人员补充到城市制造业；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促进制造企业科技含量的总体水平。

日本在先进技术及全球生态体系方面，已经基本被美国科技巨头垄断，而规模化产业也受到日渐成熟的中国产业配套和韩国产业配套所阻击，所以传统日本企业的转型之路荆棘丛生。因此，我们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新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大企业发展引领，培养一批细分领域能够成为“独角兽”的中小企业，形成强大制造业的基石；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但不能剑走偏锋，应该以客户为导向，制造精良的产品。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国企业目前普遍盲目扩张，搞大而全的多元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真正愿意在一个细分领域扎牢扎实，做大做强的企业实在凤毛菱角。日本的多家知名企业曾经由于这种大而全的多元化发展，如今陷入举步艰难的境地。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现代的市场要求公司专注于自己特定的领域, “大单品”时代，任何公司想在所有方面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产业链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并且专注于在市场上的位置，构筑起行业竞争壁垒，才有可能成功。

当今中国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同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形成了巨额外贸顺差，遭遇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本币的升值压力，出现了股市、房地产的“泡沫”风险以及类似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中国一定要借鉴日本的前车之鉴，以制造业为基础，扩大有效需求，戒骄戒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才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