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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别地方急于在短期内改变空气质量状况的做法，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治理雾霾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近期，个别省份要求其重污染城市在一两个月内，摘掉最“脏”城市的帽子。一些地方也试图通过应急手段，在短期内见到更多的蓝天。

在出席13日《环境保护》年会“提速雾霾综合整治，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主题论坛时，赵华林引述中央高层领导的话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的。”

PM2.5和臭氧污染严重

2012年，全国SO2与NOx排放量分别为2117.6万吨、2337.8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1278.8万吨，位居世界前列，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能源资源利用率低。城市SO2、PM10污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2～4倍。”赵华林对记者说，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我国以细颗粒物、臭氧、酸雨为特征的二次污染呈加剧态势。

环保部今年上半年空气质量监测表明，我国只有拉萨、海口、惠州、舟山4个城市达到新的空气质量标准。8月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显示，74个城市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33.3%，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高达65.4%。

“除了PM2.5外，臭氧也十分突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经过5年努力，可能会达到国家PM2.5的标准，但要达到臭氧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赵华林介绍，环保部臭氧监测试点表明，部分城市臭氧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达到20%，有些地区多次出现臭氧最大小时浓度超过欧洲警报水平(240ppb)的重污染现象。

环保部今年8月份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超标天数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占超标天数的98.5%；其次是PM2.5，占1.5%。

工业污染防治任务艰巨

“污染减排，长征之路神圣而漫长。”赵华林分析，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外，我国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也加剧了环境压力。他举例说，美国达到工业化时人均电力装机容量为4千瓦，日本为2千瓦，而我国即便人均为1千瓦，并尽可能利用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也至少需要煤电10亿千瓦，增加电煤15亿吨以上，形势非常严峻。

赵华林说，工业污染防治仍然是最重要的领域，但目前，企业的稳定达标排放还存在很多问题。他举例说，西北某城市冬天空气污染非常严重，“50米外看不到对面的楼房”，当地主管领导请专家诊断，结果发现，主要是这个城市中的3个电厂、2个炼化厂和5家大企业偷排。

不过，对这个结论，该市主要领导有点不相信。“我有一套完整的在线监测、减排考核的办法，怎么会是这样呢？”后来，这位领导派人24小时盯着这些企业，结果，企业没办法偷排，蓝天也出现了。

“大家不要认为企业有了治污设施，拿到了电价补贴，就会运转治污设施。”赵华林说，一台60万千瓦的脱硫机组，如果满负荷运行，一年的运行费用是7000万元，但只要偷排一天，就会增加很大的效益。有些电厂，即使是环保人员盯在那，它还要强行排。电厂偷排的效益已经好到领导宁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

赵华林说，在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企业既要保就业又要保利润，治污设施运行不足的问题势必日益凸显，达标率也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要认识到治理雾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赵华林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都经历过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时期，花了四五十年才取得成效，“中国的空气质量要达到欧洲现有的水平，没有几十年是达不到的”。

“控制PM2.5污染是系统工程，PM2.5形成机理复杂，到处是‘敌人’，处处产生PM2.5。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仗怎么打？”赵华林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上，必须坚持“三控”的原则，在控制对象上，对SO2、PM、VOCs等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在控制领域上，对工业源、面源、移动源多污染源综合控制；在控制方式上，实行城市、省、区域联防联控。

“根本性的改变，还是要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实施综合控制、重点突破、全面推进。从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采取联动措施，改进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模式，改善生态环境。”赵华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