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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短期内中国经济不会再现过热增长

2014年10月17日 17: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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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汽车 作者:综合报道

凤凰汽车讯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主办的2014全球汽车论坛第五届年会,于10月16日至17日在武汉召开。今年的主题为“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之智慧与远见”。整个论坛期间设有16场会议环节、8场新闻发布会、78位演讲嘉宾,800多名中外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共谋汽车产业的未来,寻找向上的力量。本次论坛,凤凰汽车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进行全程直播和独家专访。

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的现场发言实录。

樊纲:大家好!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汽车大会。汽车行业在中国也是越来越重要,一会儿我会说这个问题。我个人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在座都是汽车行业的专家,我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的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世界的媒体、中国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些事情,各种坏消息都在头版头条报道,我多少分析一下现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大家更关心的可能是长期的走势,我分析一下,下一阶段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的趋势、和增长的潜力和主要发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究竟怎么回事?增长速度GDP可能今年到不了7.5%,也许是7.3%、7.4%都是可能的,毕竟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召开年会的时候公布的,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按照汇率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我后面会说明这个指标不能错误的理解,你是最大的经济体不一定是最强的经济体,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这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指标。

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还在增长,但是现在增长确实遇到了各种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甚至现在我们可能有一点轻微通货紧缩。诸位很多都是搞企业的,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32个月负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每个月是2点几,这个月非常低是1.6。生产者指数一直是负的,这说明我们现在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我们处理的是过去十年中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哪两次经济过热呢?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是非常大的一次过热。2008年我们自己经历轮调整,那时候我们自己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了一轮调整。

本来想08、09年调整,2010年恢复正常调整,没想到2008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国会议,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刺激政策,要托住经济,不要使1930年十年到箫条重演,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这个措施现在回头看大了点。大家记的是4万亿,其实4万亿是两年的支出,一年只有2万亿,大多数是政府当年该花的钱,真正的刺激应该是财政赤字,当时财政赤字并没有多少增长。

真正的大头是地方债务的问题。一年当中地方融资品台借款08年底1万亿猛增到7万亿,这产生了又一次过热,2009到2010年的过热。

现在所有面临的问题,过剩产能、银行坏帐、加上房地产有些地方还需要调整,加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等问题都是这两轮经济过热遗留的问题,现在还在调整这是过去的数据,不多讲了。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就是经济软着陆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词美国政府美联储什么时候退出刺激政策、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用这个词形容中国是第一个退出的,我们2010年就退出了,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是2012年退出的,欧洲是2012年退出的,现在要重新宽松了,要学日期、学安倍经济学,也要搞大规模的宽松政策。由于退出比较早,泡沫是特别大,包括前一轮的泡沫,因为有宏观政策控制。所以基本是软着陆。

先讲房地产的例子,房地产是有泡沫,但是由于2010年最早4月份开始搞了限购这样的政策,退出了刺激政策,而搞了非常严厉的控制政策。因此,在一些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没来得及波及到全国二、三、四线城市,甚至想想我们这城市的房地产,房价和收入比例基本正常,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正常的。所以全国来讲不需要硬着陆。调整当然还需要,现在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但是大家经常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前些年比较紧的政策是在非常严厉的控制政策下,它还逐步下滑,这些政策放松之后,大家都恢复到正常,政策也恢复到常态,市场也逐步恢复到常态。

因此总体来讲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基本实现软着陆。

当然软着陆也是着陆,也有一些企业和产业需要经济调整。无论如何,毕竟有些过剩产能需要处理,一些银行过度的坏帐需要处理,包括房地产市场,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最近也是刚通过了法律的修正,修改了《预算法》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的总量控制下发债,替换过去融资平台的一些债务等,都在做。

为什么说现在是软着陆基本实现了呢?现在相当一大部分产业已经恢复正常增长,应该是从去年开始,一个一个越来越多的产业逐步恢复正常增长。钢铁行业当然还没有,那是产能过剩最厉害的,其他的像新能源等等这些都是另外的问题,这些不是周期性的问题是政策性的问题。

其他的正常增长的就是汽车行业,2013年逐步消化每年有10%以上的增长。

然后就是机械工业,很多消费品产业基本恢复正常增长。大家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概念的调整,什么是中国的正常增长?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中国告白了过去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了中低增长时代。我们领导人也说这句话,我个人不同意,这句话有三个错误,第一过去30年中国不是总是10%以上的增长。特别是第二点,过去可以想想中国经济增长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一超过10%既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要么股市泡沫加楼市泡沫,2007年增长速度达到14%,那一年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所以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是过热增长,不是正常增长。

相反过去计算也好,还是一些年份实际体验也好,7%到9%的增长速度属于正常,我们现在回到了7%到8%的水平,这是回到了正常增长。所谓的新常态是我们回到正常增长。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中国也不会再出现新的一轮所谓过热的增长,政府也不会再去刺激经济,没有理由刺激经济。其实过去政府一直压着经济的,07年的时候一直各种政策压着经济,就是世界金融危机来了,确实是刺激了一把,没有那个危机没有刺激的理由。

世界经济也不具备再搞一次过热的条件,04年到07年那是因为世界过热,美国金融泡沫,美国经济搞的世界经济过热,那时候我们出口30%、40%的增长,那时候有国际背景,现在不会有这个背景了。

因此可以预见的将来大概就是7%到8%的增长速度,政府的政府政策基本回到中性的中策。这是我们现在北京讨论的问题。很多过去紧缩性的政策一直放在那儿,经济基本软着陆了还放在那儿,或没有变。这就是政策过紧的问题。政策过紧也不对,刺激也不对,过紧也不对,什么叫过紧,比如房地产的限购政策,这使世界罕见,有钱不让买房子的政策非常严厉的限制。

货币,大家别忘了我们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20%以上,这是世界没有的,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政策,业绩限制政策要逐步的宽松。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放松政策,利率,我们是3%,现在其他的所有人都是0%。这个后面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的人民币兑美基本稳定,但是对欧元人民币一直涨,对日元一直涨,他们在进一步放松政策,你还保持过去那么紧的政策,这后面会产生问题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受不了。

所以政策也要恢复中性,这样我们经济就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高增长,即使将来6%也是正常的,都是属于高增长的范畴。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对乐观的,就短期而言,这些因素还在,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中国经济软着陆已经基本实现,今后几年也基本是一个正常增长的预期。

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你说的正常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中国还有没有十年二十年的高增长?这个需要分析的问题就多了。首先讲讲长期的趋势和支持增长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也包括讨论一些跟我们这个行业相关的结构调整的问题。

说到经济增长,跟大家讲点理论概念,基本就是四大要素:

劳动力。

现在说中国已经人口红利用完了劳动力紧缺了,但是仔细想想现在工人工资还是比较低的,即使这两年工资增长比较快,但是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讲并不是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劳动力这些年不是来源于劳动人口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劳动力的转移。从农村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有30%左右的劳动力要转移,这个过程转移完还需要20年。因此中国尽管劳动力成本是在提高,但是全世界比起来有这样一个供给还是相对竞争力不会完全丧失的。

在这里真正要做的事是新型城市化。要使进城的农民能在城里呆下去。我们现在劳动力短缺不是因为人口红利没有了,是因为进了城里的农民在城里呆不下又要回到农村去,我们叫农民工早退。调研结果证明,我们中国农民工平均外出打工年限是8到9年,各种制度因素导致了他早早的退出了劳动力生产。退回了第一生产率的农业就业。

因此现在的新型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也是保证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内容。从我们这个行业大家已经体会到了城市化进程对于整个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原来的不是城里的人变成城里的人,这叫城市化。这个进程会给中国的持续增长带来重大的积极因素,一方面是供给,另一方面是需求。

资本:

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资本本身,我们每年储蓄率仍然有50%,居民储蓄基本稳定,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大幅度增长。因此放眼未来,我们现在在积极调整,争取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即使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要做很多事情,包括收入分配,再分配、社保、消费金融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要做,我们今后七年到2020年十三五末期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储蓄率已经不错了。如果那时候还是43%、42%的储蓄率,因此资本量非常大。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到国外投资,中国市场乘不下这么多的资本能力。无论如何这个因素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现在看,一直到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投资率仍然会是世界上最高的,基础设施比重仍然会占比较大的比重。

真正现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本市场发展落后。直接融资,资本市场融资,当然这个数据没有考虑到PE融资、风险投资等这些前期的投资,就是光从IPO在市场上融的资,只占中国全部融资的1%,这是世界上最低的。资本市场落后导致我们的资本效率比较低。这方面不改进,我们的资本支撑增长的程度就会相对比较低。

第三个因素就是知识、教育、科技、创新,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这个因素永远是最终决定增长的因素。为什么教育重要,人力资本重要?有些人说因为我们劳动力增长速度放慢了,今后潜在增长率是6%,我说你没有把人力资本这个因素算进去,把教育因素带进去,马上得出的结论,同样的模型,同样的数据,这个数据带进去马上我们的数据会达到7%。

科研、创新问题上,我个人比较乐观。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我们的本土企业很少有创新,非常正常。一个落后这么大距离的落后国家,最初几十年不就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只有逐步到了前沿,接近了前沿,你才开始有创新的能力,而且需要长期的积累你才能有创新的能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一个一个企业逐步到了这个阶段。今后20年、30年中国企业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怎么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这都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所研究的问题。

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是第四大增长要素,这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证据。体制为什么重要,我们过去的农村改革搞了一个连产承包责任制,一个体制的变化,中国解决了粮食短缺饥饿的问题,这就是制度带来的增长。

我们现在全国在讨论改革,各行各业都在讨论改革,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大的文件,一个综合性的文件,要在方方面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产生改革红利指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改革现在有点不尽如人意,雷声大、雨点小,很多地方不落实,这需要一些时间,确实很困难,改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困难在哪儿?每个人都想别人被改革,每个人都想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改革。改革确实非常重要,改革进行不下去我们的增长打一个大的折扣。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特别是包括制度,还有一些政策,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决定另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经济结构是不是能够适应经济长期增长的需要?经济结构的问题多了,我着重讲两个问题这都跟我们这个行业密切相关。有正在调整的,必须要调整的结构。

第一就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中国消费率确实太低了。这讲的是家庭消费,各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是最低的。这确实是现在我们的一大问题,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发展阶段,包括我们的劳动工资相对还比较低。包括我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还比较低。包括我们的城乡差别,包括收入差距等等。

所以要改变这件事问题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图)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潜力所在。不用说别的,最低的,我们跟俄罗斯达到同样的水平,就想想市场会扩大多少?

最近这个趋势在发展,我们的消费增长,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增长每年还是非常稳定的是11%(扣除价格因素),高于GDP的增长。当然零售总额里面包含一些投资的产品,总的来讲就是消费。

电商这件事,在经济学界也好,商界也好引起了很大争议,都说传统行业怎么办?很多制造业说我们受到了压力,我说受什么压力了呢?电商取消了很多环节,中间很多商业环节取消了,但是一定是卖出更多的东西。各种渠道也正在逐步的开放,特别是中小,特别是农村,由于这几年收入的增长,消费在迅速的提高。城市的增长幅度不数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增长幅度。大家从汽车销售看也是这个趋势,最近这两年销售增长的重头已经到了中小城市,到了那些不限购的地方。

有些措施不像是政府补贴这种,不可能靠补贴,靠消费券去消费,所以一定要真正的消费,包括社保一体化等等都需要时间,但是这个趋势一定是这样的。

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哪怕是新性市场国家我们都是比较低的。大家知道汽车保有率中国还是属于最低的,其它的消费率,包括食品,包括各种服务业消费都是世界上比较低的。

这对我们这个行业是正因素,下一个因素就是负因素,负因素就是环保。环保涉及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过去10年环保这个概念集中在低碳上,低碳当然重要,但是低碳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是大气的事,全球的事,跟我们本地国内的环境有关,但是比较遥远。

最近两年,由北方的雾霾所引起的关于国内环境的问题,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人代提案中前两年是50%以上是关于房子,这两年50%以上是关于环保的问题。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我们现在地方环保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城里人和大城市人和小城市人的关系,已经获得就业的中产阶级和正在获得的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环保提上了日程,从环保角度来讲这是必须走的。

最近石油几个在降,长期来看,从环境发展角度来看,一定是会有更多的限购和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环保标准。这现在也是各行各业必须面对的,有些行业可能不得已只能搬到国外去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面对的技术的升级,新能源发展等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更多的依靠新能源、节能技术发展。这是对各行各业,消费增长,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产业需要去面对的。

最近南洋大学研发出了一种电池,5分钟可以充70%,可以用20几年的这样的电池。我最近刚参观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现在光伏板可以是弯的,可以是折的,可以是灵活的,我是外行人,当时我说,如果有一辆车,整个车身都是光伏板,太阳能板,我说我要第一个试开它。现在每天夏天进车的时候都是晒的不行,这就是能源,如果这些能源开发出来,车可以保持恒温的。这大概是全球的趋势,也是中国的趋势,不能指望各地方放松这个。

至于拥挤的问题,限购的问题,是大城市发展中会遇到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压力是环保,而不是交通拥挤。交通拥挤可以用地铁,公共交通加以替代,但是环保问题,包括用年的话,如果不是新能源电本身还是消耗其他能源的。这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应该说也是我们各行各业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潜力巨大,能不能实现增长?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包括整个经济的稳定,不出现危机,不闹大的波动,我们中国经济再有10年、20年、甚至30年高增长不成问题。这个大家应该有信心,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13.4%,韩国在1979年达到这个水平。那之后它又高增长了30年。韩国、台湾四小龙加在一块只有5000万人口,中国14亿人口,简单类比,中国至少应该有60年的高增长。

所以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重头还在后面。尽管经济更复杂了,但是潜力仍然巨大。

我就简单讲这些,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提问题。

Jack Perkowski:刚才讲到了太阳能板功能的机车这么一个新鲜的概念,我觉得您非常的乐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非常乐观,保持7%到8%的经济增长率,还是不错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可能跟你的预计不一样,发生一些偏差,导致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大的下滑。

樊纲: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有很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危机,都可能导致经济大的下滑,各种乱象。但是你说哪个问题更大,哪个问题爆发的可能性更大,我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也好,社会也好都在不断调整,每个环节都有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地方债务是很多,但是改革也在动;而且中国的银行和政府储备体系还是有很多资源能够来维持债务的安全性,说会不会出现突然的崩盘?也不会。外贸都再继续的增长,钢铁行业说是很大的危机,但是我们的钢铁出口也在增长,过去的几年价格有时候还在上升。所以问题很多,你说哪个特别的导致一场危机?我没看出来。

Jack Perkowski:因为我们在中国每年造的车卖得更多,所以也导致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另外中国汽车的渗透率还是非常低的,家庭拥有汽车的比率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非常低的,如果用这个来比的话,如果人均拥有比率多的话,会造成更多的拥堵,这个你怎么看?

樊纲:我们有限购、限号这已经是最严厉的限制政策了,其他的国家你很难想象有钱不让你买车,中国这件事已经很严厉了。再怎么严厉我已经想不出来了。比如北京开APEC会议,要实行单双号,有人鼓吹以后永远实行单双号,如果这样这就更严厉很多。中国的特殊问题,跟任何其他国家比都有比较大的问题,中国人口密度确实很大,中国人地紧张的关系很大,还要保持18亿亩的耕地,还要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因此城市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面临更大的拥挤和环保的问题。我们集中再一个基础很容易造成生态危机,比如雾霾,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就会发生。

但是大家都认识到汽车工业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不会去限制汽车工业本身的发展,但是个别城市可能会有更加严厉的措施这是有可能会出台的。

Jack Perkowski:比如欧洲跟中国相比,地区消费率,比如我们保险医疗制度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消费率的问题呢?

樊纲:这些因素都是因素之一,但是中国最大的因素是中国70%的劳动力是低收入阶层,这是最根本的。他们的消费能力是非常有限的。70%都是什么人呢?其中的一半是农民,另一半是农民工。农民的收入只有农民工的二分之一都不到,平均起来。你就这么想,中国收入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家庭按照平均数算,家庭收入的结构占GDP的比重是非常低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的劳动力还没有用完,中国的劳动工资其实并不是高到什么程度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发展阶段还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处在工资还没有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而提高的阶段。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然后是其他的各种因素了。

你说中国的储蓄率是不是比较高呢?可能有这个因素,昨天我在韩国,韩国的年轻人刷卡能够刷爆,可以欠债200%、300%,中国即使月光族新一代也不是不敢这样刷卡的;而且中国政府也比较保守,韩国政府用政策鼓励大家借债消费,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鼓励借债消费的政策;房地产最近几年又受到了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保守的因素也起一定的作用。我不说医保、社保起的作用大,但是这个因素也是一个因素。

Jack Perkowski:你觉得哪个因素占的比重大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会有金融危机吗?

樊纲:我的回答是NO。如果你的跨国公司的总部还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可以确切的回答说NO。中国有点坏消息,一些媒体欢呼一样的庆祝,好消息都在后面。所以大家都看到中国经济像要崩溃了一样,从各方面的因素来讲,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处理,突然爆发,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不作为,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必须要经历这个调整,政府不作为,现在很多权力在政府手上,政府不作为,这必须调整。反过来,我也相信,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政府的政策还是保持一个有利于增长的态势。所以定了7.5%的目标,所以政府还是采取各种措施来逐步放松过紧的政策等等,这些显示了从政治的角度,人们还是希望中国经济有一个正常的增长,而不是过热的增长。

Jack Perkowski:还有一个问题,来自海外的问题,跟政府相关的,中国有反垄断,发改委反垄断调查,最近有我们几个供应商被罚了2亿美元,问题就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的海外总部不认为只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是为了专门去打压外国公司,你怎么认为呢?

樊纲:这就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诸位都是专家,特别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一些政策制定的过程恐怕有更多的了解。有一段时间了,在网上消费者的抱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海外来回跑,就在对比海外的价格,对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这种方面的抱怨和投诉应该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价格比较高的消费品上,住房你没有办法说,其他的家电现在价格相对比较低,然后就是汽车价值又比较高,又确实有很多是进口、外国承包商等等东西,因此大家的抱怨比较多,在这个行业里抱怨是比较大的,因此引起了这种特殊的调查。诸位我觉得不光要看政府了,现在政府有一些行为是对网上的一些说法的反应,政府官员是每天到网上搜索的,是每天看网上的东西的,所以引起了一些政策上的考虑。也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行业,它价值比较高,它既能满足对消费者抱怨的反馈,又能够真正的使一些重大的产业具有警示的意义,所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昨天,我注意到我们有政府官员来参加这个会,这个问题应该更多的问政府官员。

Jack Perkowski:最后一个问题,听众想知道,你提到的地方债比较高的问题,你觉得一个解决方法是政府去卖掉他们的一些资产还偿还一些债务,你觉得会不会引起另一轮的一个过程呢?

樊纲:地方债务重组吸引投资者等等一些问题,应该说是现在政策讨论热点的问题。基本的趋势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改革。怎么改?从那为突破口?显然不是那些中央大企业,中央大企业最多也就是二、三级的下属企业,比如最近的中石化,它的销售公司出让了30%的股权给民营投资者,那也是一个下属公司。更容易为突破口的其实是地方国营企业,它又不是什么国家战略的敏感行业,然后地方国营企业又更加贴近市场,规模相对比较小,比较容易实现民营化、资本重组等等,我想这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真正要进一步搞混合所有制、产权筹组、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一定是先从地方国营开始,先从下属公司开始,先从比较小规模的企业开始。我相信在这里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至于会不会成为大规模的改革,是不是量会非常大,我现在还说不清楚,它可能是一个逐步发生的过程。

Jack Perkowski: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没有时间了,非常感谢您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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