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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红旗的设计师我采访过两个，也和一个是吃夜宵的交情。丁杨峰算是第三个，但我在三个多月前见他的时候，他还在给我讲一汽大众如何干了一台SUV的故事。短短几个月时间，他迅速调去干红旗了，并且拿出了第一个作品。

要说是作品，其实有点牵强，其实目前为止这只能算是一个雕塑形体，甚至连概念车也还谈不上，时间太赶，他们需要迅速响应，对红旗的未来发一个声音。

2月2日，上海，红旗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活动，丁杨峰给我们讲了新红旗的故事，我们也简单地聊了聊。

Q：红旗这个品牌留下的历史包袱太重了，有人看到了传承，我也看到了糟粕。但设计师很难在其中做到全面的把握，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A：从一开始，我们的确是要注意这个“传承”，于是就要思考，到底哪些地方需要传承。我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格栅，还有车整体的姿态，它们都是最标志性的东西，我们要从中传承红旗品牌的精神，一种进取的感觉。

比如宫灯，这就不再是今天所能传承下来的元素。

Q：汽车毕竟是外国人发明的，中国文化要想在汽车上得以表达，并不容易有人会去尝试具象的表达，例如60年前的红旗。现在有人会去尝试一种写意的、抽象的表达，例如你今天提到的水墨山水中的“气”。这是不是难体现出来？

A：如果是在一个雕塑上，我可以去肆意地发挥，然而当我面对一辆实车时，就会难很多，这真的需要大胆去尝试。要想做到突破，我要遵循的第一点就是，不把它想象成是车，所以我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了一件艺术品。

一开始我想把他的尾部做得很顺滑，但后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台三厢车的传统感觉，所以又往回收了收。

Q：我觉得你的作品在以前的红旗与现在的红旗之间创造了一个分割点，所以在你看来，红旗到底应该去做中国的红旗还是世界的红旗？

A：无论是表现手法，漆面的处理方式，还是车头加宽、压扁的思路，都与当今世界上汽车设计的主流观念保持了一致。都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只有拿出实际行动，才能证明这句话，包括现在的一些服饰品牌也是如此，例如爱马仕，他们也很喜欢融入中国的传统元素，并将这些元素用当代的方式表达出来。

Q：再聊两个具象的问题，一是格栅的处理，听说在此之前，格栅的处理是不让设计师发挥的，但这一次做了一个突破，也就是你说的“高山飞瀑、中流砥柱”。

A：很难的一件事情。LED等技术的出现，可以看到车的表面能呈现出一种电光流动的感觉，我们既抽象又具象地将“高山飞瀑”体现出来，未来若是将这种感觉应用在量产车上，我们将会收敛一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特别是车上所体现出的“仪式感”，包括旗标贯穿升起的感觉，加上光的修饰，会变得很不一样，这也是与世界相通的地方。

Q：你把整个前盖都留给了旗标的放置，这样的设计，你会不会担心它过于夸张呢？

A：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就是要去夸张地表达，我要尽可能地去凸显，所以当你看到它时，会感觉有些夸张。一些创新的内容，若不去肆意地表达，是很难得到认可的，但以后在实际的运用当中，我们会去结合工程上的要求，包括级别问题，我们也许会根据旗标的长短来做文章，来去定义不同级别的身份。

Q：这样的阶梯感，会不会类似于大众的做法，例如从一台辉腾，再到一台Polo，大众会用格栅等细节来体现差别。在大众你是一个“研究生”，把现有的设计思想去运用实现，但是做红旗得是“研究生”了，得去定义、去主张一个品牌，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难题是？

A：目前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策略，大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他们将所有车型区分得非常有逻辑性，不光是大众，还有奥迪。甚至所有的德国品牌都一样，他们都会非常关注等级感，从战略高度的层面去考虑整体的设计，而不是单一地从一个产品入手，我在做红旗的时候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去思考。

Q：最后再补一个小问题，以前的红旗运用了很多像丝绸等中国特有的工艺，像这种工艺是很难去和现在的量产车做对接的，对此，你们是否会去做一些努力呢？

A：会在一些高端的定制产品上尝试，比如L系。当然我们也只会运用这些工艺背后的内容，把其中的逻辑挖掘出来，如果将这些工艺完完全全搬到量产车上，难免会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