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需从技术进步逐步走向制度反思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公车私用”问题持续发酵。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公车私用”却难刹车。记者采访发现，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是造成当前“公车私用”泛滥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一位北京小学生提出给公车上红牌便于接受监督的建议，在微博上被人们一次一次的推介和转发。

很少有哪一项改革，像公车制度改革这样让人如此殚精竭虑，也很少有哪一项改革像公车改革这样让人如此失望。公车改革之所以陷入“越改越无力”的困境，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具体而言就是当下许多改革举措难以摆脱选择性改革或自利式改革的局限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小学生的建议会在数不胜数的治理举措中脱颖而出，成为网友争相追捧的对象。

但也不必对“给公车上红牌”寄望过高！公众热议和赞赏这一建议，固然是因为这一建议本身有独到之处，但更多恐怕是出于对以一些改革举措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的一种反讽。本质而言，“给公车上红牌”不过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改进，而技术层面的改进，最终都很容易被技术性地瓦解。

据悉，为了躲避外部监督，一些地方政府的应对办法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采用“障眼法”，一辆公车配备多套车牌，参加公务活动用“领导牌照”，私用时改挂普通车牌。正所谓你有“紧箍咒”，我有“障眼法”，再先进的反腐技术，如果只是单兵突进，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环境，意义都是极为有限的。

应该认识到，公车私用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因而公车改革也应从技术迷恋上升为制度性的反思。事实上，一种有效的治理，并不在于技术上多么先进，而在于它所处的制度环境。假如政府花的每一分钱公众都看得见，官员每一次使用公车都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公车私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反之，就公车论公车，纠结于技术上的细枝末节，根本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