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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勇：你刚才说的呼叫中心，其实自贸区的几大业务板块里，服务板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甚至于还重于制造板块，你想象的呼叫中心如果能搁在自贸区里，是不是能够把全球的呼叫中心都能做一个整合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蒋健：呼叫中心的服务确实是将来，因为王侠会长也在这里，汽车行业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的，除了制造、销售，还有服务，这一块的潜力非常大。自贸试验区去年的服务业开放23条措施当中，其实有一块就是增值电信业的开放，增值电信业当中其实是7项开放举措，7项当中有一条就是呼叫中心，允许外资控股，这条已经是可以实施，而且已经有企业落地了，所以这块我们可以跟蒋总这边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看看你们的项目是否能够适应在自贸区落户。另外今年31项新的服务业开放的举措当中，因为今年不只是服务业开放了，还包括一般制造业的开放措施，这里面又有了两条新的，跟我们汽车产业有关的，一个是汽车电子总线的网络技术，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助力转向系统的电子控制器，这两项的研发和制造也是开放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所以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当中，汽车产业这一块已经有了若干的开放措施，我们相信在明年或者若干年之后，随着一般制造业的开放，汽车产业也会成为自贸试验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关注的领域。

刘小勇：因为博世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企业如果入驻某个园区，自我消化自我循环能力会降低，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目的最终要到境内的话，还要牵涉到入关问题，博世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优势？或者博世在全球物流配送，包括供应链的整合过程中，它是不是很多的已经运用了这些在世界各地的类似于自贸区的一些优惠的条件？

蒋健：作为跨国企业来讲，其实对各个自由贸易区以及自由贸易协定都会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说东盟自贸区，这样的话根据这些研究，因为在东盟区里的一些税收都是零关税的，在一个跨国企业，往往在这些基础上，尤其是一些新的生产基地产生的时候，在选址的会有考量，这样的话把物流成本降到最低。但是我想讲一点，从最早的保税区开始到现在自贸区，其实有很大的沿革。我在以前的工作经历里面，确实也是有对在保税区的经营情况有一些，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那个是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企业有平衡外汇的作用，当时的时候，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的比例非常大，包括几个整车项目，比如上海通用项目，当时我所在的公司因为说上海通用要投产，需要很多的设备进口，动用了很多的外汇，上海通用必须要平衡外汇，所以当时它就在保税区里设立了一个零部件企业，这个企业设立的初衷就是这个企业是完全出口的，大部分原料也是在外面来的，保税区里加工做完，然后出口，换取外汇，来平衡上海通用需要的外汇的压力，当时最初设立在保税区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便利，因为它的原料大部分也是从外面进来的，做完以后出口，又方便，又便利，又好。

但是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外销的订单减少了，但是国内市场起来了，当时在外交部保税区的加工企业面临一些问题，它的内销比例越来越大，外销可能只占10%、20%，随着供应商的本土化的开发，供应商也是中国的，使得它的制造非常复杂，有时候管理不善，万一管理不是那么精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也是保税区后来，因为这些企业都变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形式，但后来又变成以内销为主了，在保税区反而有时候不方便了。我觉得自贸区的成立再一次给在区内的，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制造业的业态，它们有一些机会重新来审视怎么样更符合它们的一些情况。

另外，我还注意到王局长讲，自贸区将来在一些展览展示方面的便利，其实我当时在外高桥保税区碰到不少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亚太区的总部，我们汽车行业经常会有改装，把一些新的技术装到一个车里面去，那个车得进来，首先进来也不方便，因为这个不是标准车，这都是在国外人家很多工程师完全改装了，壳子可能还是原来的壳子，但是里面都改了，进到保税区，出关就有问题，我们这个车要拉到奇瑞给奇瑞看，从保税区出去又是问题，但是这个车以后还得要回，比如在美国做的或者欧洲做的，全世界就有两辆，到时候还要回去，这个非常复杂，虽然当时我们是在一个保税区里的企业，但是这些问题每次都是头痛得不行，我觉得自贸区能够有更多的便利，这些企业，尤其是总部设置在自贸区的话，有些需求还是一样，像零部件行业的有些需求还是有。自贸区的一些政策的话，能够允许它有更大的空间来尝试这个东西。我是非常期待，因为确实以前是有非常切身的一些感受，特别是从90年代到现在，零部件的变化非常非常大，与时俱进，我们觉得自贸区的设立确实为这些企业又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