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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总结过去的得与失，我认为有必要研究两个企业的案例。汽车界现在经常谈到“两长”现象，说中国汽车创新要看“两长”，一个是长安，一个是长城。有人说国有企业搞不好自主创新，但是长安作为央企就做好了；也有人说民营企业在自主创新上有动力，有内在的改进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民企都能做好，然而长城却做好了。

我认为要研究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的模式和方向，可以先找一些成功的案例来总结。“两长”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如果我们企业的战略方向正确，战术措施正确，我们中国的汽车企业是能够做好的。

刚刚我也应邀参加了长安的车展发布会，长安汽车新上任的朱华荣总裁，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他把2014年长安汽车所取得的成绩做了一个梳理，从中我听出了核心的一点：长安汽车2014年最大的进步在于，自主品牌的形象有了非常重大的转变，产生了质的飞跃。

另外就是长城汽车，在2014年长城汽车经受住了巨大的市场考验。H8的上市一再推迟，以致于当时长城的股票跌到30元以下，今天长城的股票已经涨到了50多元了，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长城在去年的争议中，保持了自己的定力，以坚持不懈、力争卓越的精神，按照自己聚焦SUV的战略，把哈弗品牌做到了今天的水平，非常不容易。我在展场里看到参观哈弗品牌的不仅中国人多，外国人也多，这说明外国汽车公司和业界人士也开始关注我们优秀的自主品牌了。

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中国自主品牌大有可为。建议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把“两长”有益的探索和经验，整理、归纳、总结出来，甚至形成一些政策措施，把已有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和举措，应用到我们整个汽车产业，应该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当然，也不可能一个药方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汽车要想解决自主品牌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尊重企业的创造精神，尊重企业的战略选择，尊重企业和企业家的个性，这样汽车产业就有希望。最怕的是让所有的企业都变成一样。因为，汽车是工艺品，也是艺术品，有个性的汽车才能成为卓越的产品，有个性的企业才能成就自己卓越的梦想。我认为长安和长城就是这样有个性的企业，有自己的独创精神，所以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功。

赵福全：非常好，“两长”的成功带给我们很多信心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反思。一方面“两长”经验告诫我们企业的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企业的选择，尊重市场的经济规律。自主品牌企业也可以突破体制，突破一些常规的束缚来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另一方面，汽车与普通的消费品不一样，品牌的打造至关重要。就像手机，一提到苹果，会有很大的品牌溢价力和号召力。自主品牌企业虽然塑造品牌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但是也干了将近15年，甚至20年了，像红旗都有50年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品牌仍然远远逊色于国外品牌呢？同样的15年，在品牌塑造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庆文：品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解决技术问题还不一样。我们都抱怨说自主品牌企业对品牌不重视，缺少塑造品牌的战略，或者说没有很好的措施。这些抱怨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宏观的方面去看。中国汽车品牌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在品牌战略上从一开始就是缺失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底品牌以谁为主导，一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品牌，不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很好的理解，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很好的理解，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营销专家和传媒专家，对品牌的认识也比较肤浅。

决策者没有品牌的观念，最终导致我们在汽车产业在对外引进合资时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那就是品牌战略的失误。我们在创立合资企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品牌放弃了，把辛苦打造的品牌尘封了。比如北京汽车品牌，上海品牌，也包括其它行业的很多自己的品牌，全都放弃了。当时认为只有技术、设备、产品才是最重要的，而忽视了最有价值的其实是品牌。品牌资产一旦放弃，恢复起来一是非常难，二是时间长，“开弓难有回头箭”。而一款产品放弃了，比如说我今天不做小型轿车了，那么明天还可以回过头再去做，很快就可以恢复起来。但是一个品牌没有了，你要再启动，就得重新撒上种子，要长成参天大树是非常艰难的。当初建立合资企业的时候，我们对坚持自己品牌的重要性缺乏认知，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失误，这是非常遗憾的，损失难以估量。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上海汽车在和大众合资后，产品不叫桑塔纳，不用大众的标识，就叫上海牌汽车，那么今天的上海牌汽车会是什么样子？上汽集团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做回答，大家都可以想见，中国品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种被动的局面。至于一些战术问题，比如说对自主品牌政府采购不积极、老百姓也不认可等等，我觉得都不是主要问题。对于产业来说，我们对品牌认知的不足导致了在品牌战略和品牌管理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但今天必须觉醒，我们要行动起来，即使付出百倍的代价，也要弥补我们过去的失误。

赵福全：实际上自主品牌现在之所以这么艰难，处在众多强势的国外品牌的夹击下，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放弃了自己的品牌，又给别人的品牌做了嫁妆。

李庆文：国外品牌受中国消费者的认知程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以说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人家的品牌形象塑造得这么好，老百姓又凭什么冒风险去重新选择自主品牌呢？因此，自主企业在品牌塑造上的难度，要比合资企业大很多，何况我们的汽车产品本来就与人家有差距。常常会有费力不讨好，或者反复的情况，但也只能摸索着前行。

赵福全：这是一个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当前互联网浪潮汹涌，一些互联网企业以及IT企业也要来造车。那么，汽车产业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将何去何从？如何真正做好“互联网+汽车”或者“汽车+互联网”，从而将汽车产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

李庆文：“互联网+”或者互联网企业造汽车，这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不是机械产品，也不是电子产品，而是互联网产品，是数字产品，是智能产品。那么这次工业革命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共识。以往的几次工业革命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以一个技术或者一个产品为特征，一下子就说清楚了，这一次不是这样，情况要复杂得多。其实近期互联网企业要造汽车的现象，说明互联网企业准备渗透到汽车产业整个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中，这正是这次工业革命或者说产业革命，即将启动和到来的一个序幕，这就是我的判断。

至于究竟是“互联网+汽车”还是“汽车+互联网”，我个人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下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脚步正在逼近，潮水的声音就在我们耳边。为此，作为企业要怎样面对它，又怎样驾驭它，这才是关键。有的传统汽车企业主观认为互联网企业造不出好汽车，认为汽车有一百多年的积淀，是异常复杂的机械产品，你互联网企业怎么可能一下就把我颠覆了？而互联网企业往往认为造汽车易如反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最近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其它行业的老总想造汽车，就找了一家汽车企业合作，汽车企业的一些工程设计人员就来向老总汇报产品技术方案，结果老总说你们不用和我汇报这些，就说这款车造出来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其它的我都不听。这样的造车“套路”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可能很难界定。但我认为处于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需要探索，需要试验。尝试就难免有牺牲者，他们是先驱，是烈士，还是最终成功了的英雄，我们可能无法不知道，但是有试验总是好事，因为每次试验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可能。

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融到了很多资金，投入到汽车产业，这对汽车当然是好事；他们中有人想以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来尝试造汽车，这就是一种试验，也不是坏事。当然到底能否做成？我现在不敢下定论，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我们传统汽车产业的同仁们，大家千万不要对这件事情心存抵触，漠视、冷淡，不以为然；相反，要重视，要热情，要深以为然，要主动参与。一句话，为什么等着别人来互联网我们，而不是我们去互联网别人呢？互联互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需求，而正是互联网技术将为人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人类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互联互通的重要性，都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都想“足不出户尽知天下”，但过去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人类的这个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今天信息革命、数字革命、智能革命带来了机会，人类即将实现充分的互联互通。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我们不要用30岁、40岁、50岁的眼光来看汽车产业，而要用20岁甚至10岁的眼光来看汽车产业，因为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说了不算。

赵福全：最后一个问题。汽车产业太复杂，也太庞大了。建设汽车强国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领导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企业家的踏实努力，更需要基层员工的认真付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关键时期尤为重要。战略选择选对了、做好了，我们可能从此登堂入室；如果选错了、做不好，我们恐怕还要重复一百年前失败的故事。您担任《中国汽车报》社社长有18年了，当年接受您采访的40岁的年轻处长如今可能已经变成了老部长，当年的40岁的年轻企业家，现在也变成了老企业家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对于国家的决策者们，还有我们的企业家们，有没有很好的建议？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由大变强，他们应该如何去做？又应该怎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李庆文：我认为国家的决策者们以及企业家们，也包括参与汽车行业的每一个从业者，特别是高层人员，首先，要树立一个大的开放观，要真正具备全球的视野，这种开放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一定不能变。中华民族一定要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中国汽车业也要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一定要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浩浩荡荡的变革大潮中成为主流，担当主力军，绝不能把自己隔离开来，或者对变革的潮流视而不见。

其次，对科技创新要更加重视。之所以说现在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就是因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发生，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都必须基于科技进步的前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进行了选择，但那时候引进来的汽车技术比较成熟。当然，成熟的技术也有变化，但我个人认为当时的汽车技术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还都是在既有技术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是次序的改进或者说次序的创新。

而如今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技术变革，汽车的定义，汽车的设计开发，汽车的生产制造，汽车的销售，汽车的使用与服务，汽车企业和产品的管理方式等等，都将发生变化。概括起来，就是汽车工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使用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而在变革的过程中，起主导性的作用一定是技术，而不是别的因素。

当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来引进并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所有已经成型的科学技术我们都可以模仿学习，但今天不是这样了，现在已经到了新的历史节点。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今天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家必须加倍重视科学技术，我认为要比当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要更加重视。如果说那个时候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思想在里边，是把全世界认可的普遍道理告诉国人，来消除左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重新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真正是指要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的未来走向。我认为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最后，一切还需踏踏实实地做，实践才能出真知。在方向明确的前提下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不懈努力，勇于实践，敢于探索，求真务实，保持定力。要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清事实本质，不要为抽象概念左右，也不要听风就是雨，更不要随波逐流，而是要紧跟着科技革命的潮流前行。这些年来，我看到成功的汽车企业莫不如此，他们沿着原先谋划构建好的战略方向和发展框架，矢志不渝地进行探索和实践，不被外界因素所干扰。“两长”的成功经验也就在于此。自主创新能不能成功，自主品牌要不要坚持，最终的结果绝不是外界的风言风语决定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往无前地迈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做好自主品牌。

赵福全：谢谢李社长。时间过得很快，应该说李社长用了很短的时间，将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的体会和感悟，做了一次理性而系统的梳理。对国家的产业决策者，对企业的企业家和高管，也对我们广大的从业者，李社长都提出了自己非常中肯的看法和建议。特别是，他谈到应该辩证地看待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两长”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各种体制的企业都有可能取得突破，只要企业扎扎实实地去做，一定能够在市场竞争上赢得一席之地。和社长的访谈可以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很多哲理。

当前，汽车产业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就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中国汽车产业正肩负着制造强国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汽车产业这些年一路走来，从来没有缺少过争议，也没有缺少过纠结。而在争议和纠结中，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同时，无论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决策者还是我们的企业家，都要高度重视科学，重视技术，重视知识，要在自主创新上下足工夫。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出正确的商业模式。我相信，成功将属于不懈努力的实践者！谢谢社长！也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