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城市为了治堵纷纷推出拍车牌、限车号政策的时候,广州出了一个招儿——政府公车周末使用收费,据说还要为公车装上卫星定位装置。此招一出,公众纷纷叫好,称其为防腐治堵的高招。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公车改革的声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每当探讨起公车改革时,总在苦恼于法无据,没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规范能够作为治理公车腐败、防止公车私用的依据。
事实上,早在198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共同下发了《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坚持因私用车收费制度,所有机关干部和职工均不得用公车办私事,遇有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一律按规定收费;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统一规定的专车使用登记和因私用车收费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下位法进一步细化落实,公车改革步履迟缓。
曾经有地方尝试借鉴外国治理公车腐败的经验,一律取消公车,转而实行发放交通补贴,补贴数额根据公务员职级大小不同差别巨大,有的地方官员一个月的交通补贴就有数千元。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公车本来就是一种“给予”性质的政策,而发给补贴更是带有明显“给予”性质的措施,以补贴替公车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态,也没有真正动摇潜在的经济利益因素。
公车周末收费之所以受到公众推崇,正是因为它不是象征性的收费,而是包含车辆保险费、油费、折旧费等所有费用的实质性收费,这种“收取”而非“给予”的措施,必然使原公车私用者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计算,在周末使用安装了卫星定位的公车经济上是否划算?形象上是否好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公务人员多半会自觉选择其它方式,这或许使得选择公车私用的人群迅速减少,能够有效改变公车私用的现状。
值得期待的是,实行公车周末收费还将带来诸多附加的正面效应:一是公车在休息日私用需要按市场付费,使得公务员特权思想从公车环节被剥离,强化了公务员的平等意识;二是周末使用公车数量的大幅度下降,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日益紧张的交通状况,减少公车引发的事故和争议,保持政府机关形象;三是可以通过听证的形式,让公众参与到公车周末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来,便于媒体和群众对公车反腐进行实质性的监督。(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周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