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官员:北京补贴出租车4亿元不合理

近日，北京市两会落下帷幕。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和2013年预算案，确定北京市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为9%。GDP增长目标与去年维持一致，公共财政收入目标下调一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市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为248亿元，在2012年实现的401亿元基础上调低了38%，更远低于2011年的741亿元。

7天时间里，北京市两会代表们完成了多项工作。对于预算草案，代表们表示，呈现的都是大数字，难以细化。

针对北京市预算草案，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同时也为本次人代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经预算审查委员会委员文宗瑜。他现在职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

非税收入成为财政资金蓄水池

《21世纪》：对于北京市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你怎么看？主要呈现出什么特点？

文宗瑜：2012年北京市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目标。但有些问题，值得关注。

如，非税收入增长比较快，增速在20%以上，远高于税收增速。由于税收收入，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专门的法律，全国实行统一的征收标准，征收税率不能随意上调下浮，征收管理比较规范。

但非税收入，无外乎收费、罚没收入等，征收的弹性空间比较大。如罚没收入包括交通罚款和工厂罚款等。对这些罚没收入，基本都设有一个比例，比例内的收入归罚款主管部门；其他则统一纳入公共财政收入，类似税收一样，进行统筹安排。只要政府加强征管，非税收入的数额便会应声上扬。

非税收入，现在俨然成了公共财政收入的蓄水池。当经济形势较好，税收收入很有保障的时候，非税收入就少收一点，征管得松一些；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则通过加强征管，用非税收入来补充税收收入的不足。2012年全国很多省份，都是靠非税收入来弥补税收增速的乏力。

2013年的预算，北京确定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为9%。相比较2012年10%的目标，往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这主要是与GDP的预期增长8%的目标相适应。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相符，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相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处的公共财政收入，就包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因此，单从9%的公共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并不能确定2013年非税收入的增速是放慢了，还是加快了。各地政府很可能会继续视经济状况，来确定是否启用非税收入这个“蓄水池”。

4亿补贴出租车司机不合理

《21世纪》：2013年预算安排，呈现出一些什么特点？

文宗瑜：从支出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加大了民生方面的投入，如教育、医疗、公交等。北京尤其加大了环境治理的费用。总的来看，是在不断向民生方面倾斜，加大了民生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也提高了民生支出在财政资金中的占比。

二是，有一些改革进展缓慢，政府选择用财政资金，去解决一些应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比如，为解决北京打车难的问题，北京决定今年拿出4个亿，用于补贴出租车司机。类似这样改革不到位，用公共财政的钱来补贴，也挤占了民生支出。

《21世纪》：4个亿的财政资金，在北京财政支出的总盘子中占比不大。出租车司机经常反映收入不高，这4个亿的补贴，是否应当？

文宗瑜：直接补贴出租车司机，是为了调动出租车的积极性，让司机们多跑活。但我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去触碰既得利益阶层，不去真正改革，而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决因垄断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问题，这不合理。

4个亿，在北京市本级1700多亿的财政支出总盘子中，数额不大。但现在不是投入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该不该花的问题。北京市2012年对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补贴将近170个亿，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但补贴出租车，这讲不通。

北京出租车运营的问题，已经诟病多年，打车难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这需要对北京出租车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关键在于出租车管理公司。从全世界来看，出租车都是市场化运营。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本应该完全市场化领域所遇到的问题。

出租车管理公司，对出租车进行管理的费用从未公开，大家不了解其公司的成本构成是什么样的，交税多少，交费多少，分红多少，却坐收那么多“份子钱”。出租车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既得利益层，通过垄断经营，通过收取的“份子钱”，降低了出租车司机跑车的积极性，也加重了司机们的负担。

这次两会期间，有出租车司机委员提出，为解决北京打车难的问题，建议提高打车价钱。但这一提议，大家都不同意。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目前只选择两种办法：一个是加重财政负担，进行财政补贴；一个是提价，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为何不去动既得利益阶层呢？触碰他们的利益，才是改革。但两会期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方面改革的声音，可见动既得利益层，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不单单是北京遇到的问题，全国应该都是这样。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停滞的阶段，变得异常困难。特殊利益阶层，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人脉资源网，对他们享受的特权加以保护，这样一种局面很难打破。

这也带来目前财政支出的一大问题，因为改革的滞后，使得公共财政为此支付很多成本；而这些支出，挤占了民生支出。

改革维艰

《21世纪》：财政资金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好像跟民众的感觉还是有差距，因为像医疗教育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为什么呢？对此，有什么建议？

文宗瑜：北京对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在全国而言，应该是走在前头，如生育险已经覆盖到非京籍人口，这些都有赖于财政支出的投入。

之所以跟大家的感觉有差距，很多民生领域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财政资金投入多少的问题，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要进行机制调整。

像入园难、上学难等问题，应当加大改革力度，教育应当放权，应将办学指挥权放在学校。放在学校，并不意味着全权交给校长，可以放给校董委员会，或者让老师们充分参与，甚至让家长充分参与。比如，某个社区学校，由社区纳税人供养，老百姓就教育改革的问题，自然应当要有发言权。现在教育领域，政府介入权力太大。

《21世纪》：北京的代表们最关心什么话题，对改革问题关注度高吗？

文宗瑜：北京的代表们，更多是关心北京地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北京交通拥堵，二是看病难，三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对雾霾天气的治理。

对一些牵涉全国范围的改革事项，如城镇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官员财产申报等问题，这都需要全国一盘棋，需要中央出政策，不是北京地区能解决的改革问题，代表们谈论得较少。

一些改革，是全国性的，需要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但一些改革，其实地方可以先试，但从目前来看，也很少。今年两会，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焦点在于改革。对于国内繁多的改革事项，都寄望在全国两会上。大家都在谈论改革，但在两会上真正谈论一些改革问题，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