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汽车

凤凰汽车讯 一年一度的广州国际车展于11月20日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拉开大幕。作为本年度汽车界最后一个全国性车展，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近百款新车首发亮相或正式上市，各家车企未来战略一一曝光，精彩活动纷纷呈现。在本次车展期间，凤凰汽车与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共同推出行业策划《赵福全研究院》。第二季赵福全研究院力邀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航、安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左延安做客广州车展凤凰汽车展台，与赵福全院长一道指点江山，把脉行业。以下为赵福全对话安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左延安的访谈实录。

赵福全：凤凰汽车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州车展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的高端访谈节目。现在我们进入访谈的第四段，非常荣幸地请到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原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先生，欢迎左总来到访谈节目，请左总跟网友打声招呼。

左延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的常务副会长。

赵福全：左总您一直在企业一线工作到退休，尤其是在自主品牌领域，既做了商用车，又启动了乘用车，而且把乘用车做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认为做乘用车比做商用车更难，因为其中的理念、方法，包括人才、基础都不一样，但江淮确实是在商用车的基础上走出来了，而且江淮的轿车系列在市场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可，越做越好。想跟您交流一下，过去这么多年做下来，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得和失有什么感受？

左延安：这个话题很大，应该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汽车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整体看进步很大，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或者叫汽车大国，应该说这里面产业政策对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做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使中国汽车工业出现了中外合资、国有大企业(主要是央企)、民营企业三种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使整个格局也变得更加丰富，比过去单一国有企业的形势要好很多。但是不可否认，这么多年下来，中国成为了汽车大国，但还不是汽车强国，主要因为现在自主乘用车的市场份额还太小，而且近期下降幅度比较大，这里面有产业政策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当然也有企业自身微观层面的一些因素。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可能是两个战略的缺失导致了目前的企业现状。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缺失，中国的汽车工业究竟是要成为强国还是大国，这个事情如果不想清楚，而是在模糊的战略下制订出产业政策，它的有效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一再强调，我们的产业政策有积极作用，但造成目前大而不强的格局也要反思战略层面某些不足的地方。造成目前格局的原因是对外开放过度，对于汽车产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像中国这样，把全世界最强的企业全请了进来。

赵福全：对外资企业甚至还有优待。

左延安：一开始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的待遇，出台了税收减免等各种政策优惠，有国家的优惠政策，有各地方的超国民待遇，大家对此都很清楚。目前多数的国际大集团都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在很多地方都建了自己的一工厂、二工厂、三工厂，建立了稳固的生产基地，而且突破了过去大家常说的井水不犯河水，合资企业主要做中高端，中资企业自主品牌从经济车型入手的格局。目前，合资企业实际上加速了产品和价格的下探，双下探就造成了现在自主品牌市场的压力空前之大。

这个战略导致了对外开放过度、对内管控过度。虽然有以吉利为代表的一些民营企业历经千辛万苦挤进汽车行业的队伍，包括做得早一点的比亚迪、长城，但其它民营资本要进入汽车产业还很困难，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对外开放过度，对内管控过度，这两个过度是事实，不是挑刺。

赵福全：是要反思我们的问题。

左延安：如果再做产业政策，是不是应该先想清楚战略，明确我们要什么样的汽车强国？汽车强国有什么样的指标体系？路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什么样的资源保证？这些都要想清楚，这样产业政策才更有针对性和时代感。

赵福全：汽车产业好像很重要，但是国家并没有关于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一个清晰的说法。总是说要做强，却没有系统举措，另外做强到底以哪个方向为切入点？是小车做强还是大车做强？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过去您也一直在经营企业，而且是在一线做了这么多年，从企业的角度看，您希望国家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国家给哪些切实可行的支撑，国内企业才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左延安：其实我感觉在商用车领域，实际是中资品牌兄弟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健康的。国家也没有很多的政策支持，就只是让兄弟之间竞争，事实证明在商用车领域，尤其是以客车为代表的中资品牌在世界范围内都已有一席之地，有相当的竞争力。以宇通为代表，宇通可能会成为中国在世界汽车行业里面的一个代表品牌。但与此同时，国家其实也没有提供多少政策支持。

我现在想说的主要是乘用车，在乘用车领域，自主品牌起步非常晚。我们商用车从50年代开始做，1953年建厂、1956年出车，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而轿车起步很晚，以江淮为例，到2007年1月17日我们才具有了准许生产轿车的资质，2008年1月17日第一款轿车才批量下线。

赵福全：到现在为止只有六七年的时间。

左延安：然而国外的轿车已经有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差异认识清楚。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人家在轿车领域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我们只是一个轻量级选手，在一个擂台上打公平吗？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赵福全：必败无疑，如果没有一些裁判的帮忙。

左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提供一个使自己民族工业、自主品牌合理成长的空间。没有什么更特殊的要求，但能不能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实际是在现行体制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对内管控能不能放松一点？让更多的资本进入乘用车领域，壮大乘用车资本力量，使产权结构更加丰富多彩，更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国家如果把乘用车放开，会有更多资本进入自主品牌轿车或乘用车领域来壮大它的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要发挥国家体制的优势，在WTO框架下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事，现在的合资企业，产权是中方50%、外方50%这样一个关系。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政策，现阶段经济性车型的新增产能更多地给自主品牌和中资品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赵福全：所以说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现在没想到这么做，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左延安：有的人说这个太幼稚，但现在除了这个幼稚的办法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赵福全：不是幼稚不幼稚的问题，不做的话就等于不作为、等于放弃。汽车产业是支柱产业，汽车不做强，制造业的高端化恐怕就会变成一种口号了，对汽车产业战略地位的认识还是不够深。

左延安：首先就是对进入汽车产业的中资资本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其次就是新增的轿车产能应该更多倾斜于中资和自主品牌。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了，主张大型国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把充分竞争、充分市场化的乘用车产业通过大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我们现在应该考虑这样一个现实，为什么长城做得不错，为什么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做得非常好，也包括吉利等民营企业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坎坷和弯路，这都是难免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包括前段时间一些企业在产品上出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不要揪着不放，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赵福全：合资企业产品不也有很多问题吗？外国产品不是也有很多召回吗？

左延安：乘用车市场应该说充满了活力，已经体现出非常强的纠错和纠偏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充分竞争产业中的企业，它的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非常关键，因为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合理的产权结构以及治理结构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不一定是全部民营，民营控股也行，比如大国企可以把一些充分竞争的产品或产业拿出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下面就对我在任期间经历的收购、兼并、托管、接收一些困难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体会谈谈看法。首先，就是股东优质化，要有诚信、合作精神。第二，股比合理化，如果还是国有企业作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相对做第一大股东，但是二、三股东乃至后面的股东加在一起一定要超过第一大股东，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搭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

赵福全：民企入点股，还是国企大股东说了算，换汤不换药，根本达不到预期目标。

左延安：一定是股东优质化、股比合理化，目标是建立一个面向全球竞争、与国际接轨的治理结构，旨在提高决策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效率。

赵福全：汽车市场要放开，但是首先要对国内的民营资本充分放开，同时要提高外资在中国设厂的门槛，要把混合所有制的春风用足。

左延安：对，这三个方面国家是可以有作为的，大国企改制，国家不发力谁也做不了。

赵福全：没错，国家是股东，股东如果不点头，其它的都没用。

左延安：所以这几个方面如果做起来，我认为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还是有成长机会的。

赵福全：这里面有一个战术的细节，其实也不是战术，可以说是很大的战略。您谈到应该把经济型轿车放给自主品牌，但现在合资品牌也在下探，对此国家应该怎么做？

左延安：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其实我刚才说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的干部，都由党委、政府任命，他得听党委和政府的话，合资企业的股比为50%：50%，国企有足够的发言权。合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不要到处建厂、扩大低端产品的产能，把整个规模控制住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体制优势，和WTO没关系。拓展开来讲，他们所关心的股比问题在中国体制下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