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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我特别认可您说自主品牌一定要在经济型轿车上发力，因为这是自主品牌的强项，同时消费者对于经济型轿车的品牌关注度相对不高，所以与合资品牌的差距就不会太大，宝马如果也造1.0L排量的车型，也不会比比亚迪好许多，经济型轿车的技术门槛相对比较低，这就给了我们喘息之机，有了五年、十年的积累以后再不断向上走。从排量的角度，我认为可以免除1.3L排量以下车型所有的税。汽车下乡时的优惠就那么一点点，但却造就了很多优秀微面企业的崛起。1.8L排量以上的车型加重税，这样既可以平衡国家财税收入，又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来激励自主品牌经济型轿车的发展。

左延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产能控制上，这也非常重要。

赵福全：在设厂时就不允许合资企业建小排量的车厂。

左延安：不要建那么多，差不多就行。其实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国家、外资、中资包括全社会要建立一个中国汽车产业和谐共赢的理念，道理很简单，现在自主品牌乘用车产能非常之大，闲置很多。

赵福全：尤其在销量下滑的时候，闲置产能的压力更大。

左延安：这边产能大量闲置，那边还不断建厂，全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可能会导致产业上一些不可预见问题的发生。

赵福全：过几年之后就浪费了，因为所有的工艺装备都落后了。

左延安：会有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问题如果不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时，政府不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措施，不要逼政府采取极端措施。

赵福全：现在产业环境到了这种程度，政府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自主品牌不说全军覆灭但也是岌岌可危，这个状态非常可怕。

左延安：我刚才讲的几个方面，现在着手做还来得及。

赵福全：还没到那么悲观的时候？

左延安：最起码像长城的SUV道路还走得不错，几个车展看下来，它好几个产品不输给外国品牌，已经有了一些底气，也不惧怕全球竞争。再比如今年的长安以及东风自主品牌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广汽、北汽、上汽同样在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努力，也有很多的亮点。在理念上，我接触的一些领导也逐渐意识到，仅仅靠合资企业维持现状与他们的使命是有一些矛盾的。

赵福全：这也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自主品牌这么多，大家状态可能也不算很差，但是每一家就三十、五十万辆的产量，而研发投入，包括销售分担、供应商体系都需要量的支撑。大家也谈到兼并重组，怎样才能做到有效联合？您也是从企业过来的，您觉得真正阻碍我们车企之间联合做事的有哪些因素？或者说障碍主要在哪里？

左延安：我干了这么多年，觉得产权问题是根子问题。民营企业资产是自己的，资产要传承、文化也要传承，它的立足点是要把企业做强、做久，这种前提下怎么有利就选择怎么做，这符合市场规律。其它所有制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企业家的境界和精神，只有具有纯正的动机、有很强的产业使命感的企业家才有可能联合。我不能说和文化有本质的联系，但确实有关联。

现在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叫互联网思维，我理解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功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企业家与社会各方面要互联互通。如果就产业和企业来讲，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互联网思维的本质、精髓。我在任的时候也做了很多尝试，我们和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建立的协同、合作、互利、共盈的文化氛围，在行业里还是得到了一些认可的。其中我们和一些企业对在业务层面开展合作也做了一些试探，但都遇到了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压力。

赵福全：有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国企有一些机制问题，也有一些资本问题，如果做错了事情可能还有责任问题，但是私企之间又不能够有效合作，这些都会阻碍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国外汽车产业具有规模优势，但仍强调合作，宝马和丰田都在合作，如果我们不合作是有问题的。您提到的一个原因是文化问题，要求企业家具有使命感和民族精神，如果简简单单为眼前利益，就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左延安：按照国企的任期制，做了几年好不容易摊子铺开了，在任期内却不一定有收获，就调职了。这个因素还是影响很大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赵福全：您觉得大家实质性联合的迫切性有多大？不联合可持续吗？

左延安：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一个老汽车人，从南京汽车工业联运公司时就开始讲联合，南联公司过去就是北汽、东风、一汽几个大公司联运，我的印象是江淮是在南联公司里面唯一坚持做联合、做的时间最长的成员，但是最后还是不欢而散。这么多年都在讲联合，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还是要靠市场这只手来推动。

赵福全：得有利益共同体。

左延安： 要到不搞不行的程度，如果搞不搞和自己没有关系，又何必要搞？

赵福全：我感觉到现在再不联合就不行了，面对2020年的5升油耗法规以及将来越来越严格的法规，包括现在制订的国6、京6标准，每个企业都要投入更多资金，占用更多资源，同时面对的是竞争对手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少的销量，如果不联合，量的分母很小、投入的分子很大，最后怎么能盈利呢？我们的品牌绝对不是三天、五天，或者三年、五年就能做得起来的。

左延安：我期待汽车行业里有一些大格局的企业家出现，他们要把联合作为本身战略来做。现在不是没有联合的宣言，关键是没有联合的行动。

赵福全：需要有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的企业家。

左延安：当把联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举措来推动时，才会有实质性的成效。

赵福全：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做得也不错，经营了这么多年企业，回过头看，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这种市场环境下，未来五年、十年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不被消灭，甚至有可能胜出？

左延安：我认为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话题，关键要做彻底，首先还是靠战略。我很赞成你在《汽车报》上连载的关于汽车强国战略的论述，国家要有战略，企业也要有战略，这非常关键，要考虑现在要往哪个方向去，通过什么途径去，以此确定相应的战略举措。战略不等于有一组目标数据，关键是实现这组目标数据的途径，它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落地，很多企业把目标设定完了以后做事却不那么扎实。要重视战略的管理、战略的坚守，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十一五”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把乘用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业务来发展，后来一看太困难就知难而退、就动摇了，这恐怕就有问题。长安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一个是有战略，二是坚持战略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