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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对话黄来兴:民营楷模诠释发展密码

2017年12月12日 08: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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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汽车 作者: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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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汽车讯 在关注整车“视听盛宴”之余,我们不能忽视汽车零部件这群汽车人的现实存在。喧嚣过后,是整零结合的迫切现实需求。自主零部件企业的全球市场渗透率远比我们想象的深入。在上一季与曹德旺董事长、王锋董事长、杨洪总裁、刘祥伍董事长、余平董事长五位零部件大佬畅谈中国零部件产业的“危与机”之后,这一季,我们再次出发,与董扬会长、韩永贵董事长、黄来兴董事长、徐小敏董事长、应宜伦董事长一起重点探讨“零部件企业突破与中国汽车产业做强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话题。在汽车产业即将面临变革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凸显零部件企业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同时,我们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希望政府用国家资源支持零部件产业发展。以下是赵福全院长对话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来兴的访谈实录。

赵福全:凤凰汽车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17广州车展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高端访谈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的赵福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亚太机电集团董事长黄来兴先生,欢迎黄总。

黄来兴:大家好,我是亚太机电集团董事长黄来兴,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栏目,和赵福全院长一起谈谈亚太的发展历程。

赵福全:消费者平时接触到的是整车产品,但实际上整车是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其中60%-70%的零部件都是供应商提供的。所以,无论是整车的质量还是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由零部件供应商决定。要建成汽车强国,不仅整车一定要做强,零部件也一定要做强。正因如此,今年我们的高端访谈栏目选择了“供应链与汽车强国”这样一个主题。

黄总,业内人士都熟悉亚太机电集团,不过我们的网友不见得都了解。借此机会,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亚太机电集团的基本情况,包括主要业务、当前产值、人员规模以及国内外的布局等等。

黄来兴: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业务,早在1976年我们就开始为整车厂提供汽车制动系统,当时最先供货的是上海交通牌卡车和两吨轻卡,此外也给上海牌581小型卡车、凤凰牌760轿车供应制动总泵和分泵,这些产品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在这以后我们一直不断为整车厂提供产品,目前搭载亚太最新产品的整车正在各个品牌的4S店里销售。就国内市场来讲,现在除了日系企业之外,包括欧美车企在内的绝大多数整车企业都在使用亚太的汽车制动系统,我们也是ABS(防抱死刹车系统)产品销量最大的本土供应商。而且亚太的产品已经不限于传统的制动系统,也包括了汽车电子以及与智能网联相关的许多前沿产品。

今年我们萧山本部的营业额能达到50多个亿,另外北京亚太合资公司的营业额有60多个亿,再加上其他合资公司,全部统计进去估计是140-150亿左右。亚太现有员工2000多人。在国内设有13个分公司,基本上都建在整车厂附近,就近装配供应模块总成产品。同时在国外,亚太正在南美筹建一个工厂,现已进入大众和通用南美基地的采购体系;还计划在欧洲建一个工厂。此外,在欧洲的斯洛文尼亚有一个研发中心,我们占20%的股份。

赵福全:亚太自1976年创立,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现在的营业额即使不算合并报表也有50多个亿,如果算上合并报表就是140-150亿,这非常了不起。

黄总是汽车行业的老兵,可谓德高望重。今年在我们的栏目选择零部件企业家作为对话嘉宾时,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付于武理事长向我强烈地推荐您。可以说,创业这么多年,您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微不足道发展到今天接近3000万辆产销规模的历史进程。而亚太的零部件业务也从一开始的毫无经验,发展到今天制动系统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同时拓展了很多高技术含量的电子产品。那么,这一路走来,您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黄来兴: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起步较晚,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当年,我们从仿制迈向自主研发的阶段更是异常艰难。实际上,中国的整车企业绝大多数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零部件企业从来都是跟着整车企业走的。那个时候,整车企业仿制哪个国家的车型,我们就仿制哪个国家车型相应的零部件。亚太真正形成自主研发能力是从1999年我们在科技部立项开发ABS产品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我们1999年立项,2000年通过了科技部的鉴定,2004年拿出产品,经过各种各样的试验验证合格后,各家整车厂逐渐接纳了我们的ABS产品。因为原来只能用德国博世的产品,在中国售价是5000人民币,而在国外的销价只有100美元,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研发和生产能力,人家卖给你的价格就是5000元人民币。所以亚太价格低得多的ABS产品一上市就受到欢迎。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意识到应该做出中国人自己的ABS产品,打破国外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但是,我们当时不仅在技术上一无所有,而且需要使用的原材料、加工设备和试验设备在国内也都无处可寻,只好四处求助,一点一点凑起来。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健老师合作,请他帮我们把电子模块部分开发出来。另外,许多精密机械的加工制造都是我们自己攻关完成的。

等到产品做出来了,一开始却没有整车厂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虽然国家以及行业主管部门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整车厂还是不敢用。后来时任北京吉普中方总经理的童志远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是他力主使用我们的ABS产品。而北京吉普的美方高管们最初是坚决不同意的,童总就反复做他们的工作,和他们讲,“你们可以到亚太去看看,实地了解一下他们的生产过程,然后再决定能不能用”。美国人就专门过来呆了一个星期,看完之后马上就同意了,于是北京吉普2500率先使用了亚太的ABS。有了他们的示范,这之后其他企业也陆续开始搭载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北汽,没有北汽合资产品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其他整车厂就不会这么快接受亚太的国产ABS,我们艰辛开发出来的ABS就只能放在试验室里。在2009年亚太上市庆祝大会上,我专门向北汽董事长徐和谊三鞠躬,以表感激之情。

在我们的ABS成功打入市场以后,博世等国外供应商的ABS就把价格降下来了,现在他们以500-800元人民币的价格与亚太竞争。而我的想法是,宁可再少赚一点,我们也一定要提供价廉物美的国产ABS。当然,现在ABS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产品了。

赵福全:但是15年前不是这样,在那个时代亚太能凭借这么有限的条件把ABS做出来,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黄来兴:对。所以当时业内的24位专家专门到亚太进行了现场考察,同时也到试用我们产品的整车企业进行了考察,他们给了很高的赞誉,评价是“亚太ABS成功进行批量生产,打破了同类产品国外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之后亚太ABS被评为了2004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技成果一等奖,在此之前,零部件科技成果已经连续三年无缘一等奖了。老实说,这是我们感到比较自豪的一件事,而且亚太ABS的研发成功,对中国汽车电子方面的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亚太自主研发的起点,而经过后来的不断努力,我们现在就更自信了,预期未来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亚太的产品就可以达到与世界最先进产品同步的水平。

赵福全:我想在黄总40年的汽车生涯中,令您感受到成功喜悦的事情肯定有不少,而您专门讲了ABS这件事,足见自豪感之强烈。确实,ABS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这其中饱含着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努力和矢志不渝。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要解决各种问题,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国外供应商为了维持自己的高利润,在核心技术上对我们是封锁的。而您首先有一种战略眼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核心技术,尤其作为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来说必须有所突破。同时,只靠亚太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您还集成了各种外部资源,像联合了清华大学宋健这种顶级教授,让他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提供支持。同时,在产品制造和试验设备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等到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把产品做出来了,却又遇到了没有整车厂敢于尝试使用的问题。这也是创新和创造最大的区别所在,能够真正产生商业价值的创造才是创新,而没有客户就不可能实现价值。也许当时很多企业也觉得亚太的ABS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北京吉普决定率先使用亚太的ABS,才获得了您发自肺腑的感激,以至于在亚太成功上市的时候,您专门给北汽徐和谊董事长三鞠躬。这件事也充分说明了整车和零部件之间是紧密相联、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整车厂可能常常会抱怨零部件不争气,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的零部件真正取得进步的时候,也需要整车厂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这几天与我对话的很多领导,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董扬会长,也专门谈到了整车厂要有一种情怀、一种境界,真正认识到必须大力扶植我们的零部件企业,才能持续地保持竞争力,才能走得更远。中国零部件产业已经全面开放了,整车最终也要走向完全开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本土的零部件企业和本土的整车厂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感,应该也完全可以结成整零战略联盟。这就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一样,整车和零部件之间需要有效互动、相互支持。

您刚才讲到,从原来的简单模仿到真正的自主创新,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是怎样一种思考让您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一定要把国产ABS做出来呢?其实当时继续模仿也能赚到钱,或者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只要把销量做上来,同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为什么一定要迎着困难来做自主创新呢?

黄来兴:我是1945年出生的,小时候就常常听父亲讲抗日战争的事情,那时候我爷爷的房子都被日本人烧掉了,这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我这个人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民族情结。真正刺激我下决心攻关ABS的是一次德国之行的经历,那次我是去引进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因为原来都是铝合金的,我想改成复合材料,不需要清洗也不需要加工,可以直接装配。当时到德国的一个城市访问交流,市政厅厅长带着夫人亲自来接待我们。在敬酒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你们完成四大发明、扬帆远航的时候,我们德国人还在森林里打猎呢。”他说这话其实是想表达一种尊敬,但是我听到后却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那么领先,而现在我们这些后人却不得不来德国学习技术了。德国人本来就长得人高马大,他把这个话讲完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他旁边个子一下子更矮了。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觉,总想着我们中国曾经那么先进,然而今天我却不是来卖技术,而是来买技术的,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以后,我经常在各种大会、小会上讲这个问题,我说从世界历史看,欧洲并不是一直比中国先进,只是他们后来赶上了我们,超过了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追赶回来呢?

此后,只要整车厂有诉求,需要某种产品,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去开发,不会计较是不是给我开发费,只要开发出来给我试用的机会就行。其实,我也很理解和体谅自主品牌整车厂的苦衷。太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都会问,这款车的关键零部件是来自国外供应商的还是国产的,国内消费者对本土汽车零部件的认可度还远远不足,整车厂有时候是不得不选择国外大牌供应商来提升销量。当然,我们也不要去埋怨本国的消费者,毕竟我们的零部件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只能靠我们不断努力才有可能缩小,如果我们零部件企业总是跟在人家身后,不去研发新产品,那我们就不可能跟得上世界的发展潮流,而我们的整车厂也只能继续使用国外厂商提供的零部件。所以,我们做零部件的同仁们都应该有一种精神,就是我们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的整车厂都能放心甚至自豪地使用国产的零部件,我想这是中国零部件企业必须全力完成的一项根本任务。

赵福全:您谈到了民族情怀,也谈到了外部刺激,其实我觉得是您一直都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把中国人自己的零部件做好,因此遇到外部刺激,才会促使您在那个时间点下定决心。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您在亚太内部没有遇到过阻力吗?毕竟原本生意做得挺好的,而现在要做这么大的投入,却暂时看不到市场,还要占用公司很多资源和精力,内部就没有人反对吗?

黄来兴:亚太是一家民营企业,虽然企业股份分散在9个人手中,我个人只占20%。但是因为我每一步走过来都比较稳健,也比较成功,所以内部反对的意见通常不多。而且我们对于各种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措施都想得比较充分。

我们要打造国际一流的零部件,关键就是要解决研发的问题,这其中的困难有很多。一是人才,人才的缺乏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二是材料,当时很多材料在国内都做不出来。三是测试手段,产品开发出来后,到底能不能用,显然不能拿到整车厂去做试验,我们要自己先测试通过,然后让整车厂放心地使用才行。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亚太一方面依靠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请教授和研究生来帮我们解决技术攻关的问题,也弥补亚太人才的欠缺。另一方面,也借助国际先进的企业来帮我们做检测和试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国外引进测试设备,逐步形成自己的试验能力。现在亚太已经拥有价值两个多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完全可以满足产品试验及验证的需要。

赵福全:亚太灵活的体制让您可以放开手脚朝着自己的目标投入资源,也能快速地决策。虽然您只是股东之一,而且也不是控股股东,然而大家都选择支持您的决策。因为您多年来做事稳健,尽心负责,赢得了其他股东的信赖,也建立了个人的信誉,这样他们当然愿意支持您,这是亚太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自主创新成果的良好内部环境。同时,在攻关过程中,您也并不是盲目去做,而是谋定而后动。实际上,很多时候下决心做事容易,把事情真正做成太难。像人才资源、试验设备等等都是非常现实的难题,而您发挥聪明才智和积极精神,努力把社会上各种能供调配的资源都有效调动起来,包括高等院校的研发力量,也包括国外先进企业的试验能力,都能为您所用。与此同时,亚太自身也不断加大投入,提升能力,从而确保了最终ABS的开发成功。

您这么多年走过来,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逐渐成长的发展历程。亚太自身肯定也经历了不只一次转型,刚才讲到的从只做简单的机械零部件、到开发及量产ABS就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转型。ABS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零部件了,而是一个系统,并且是既有硬件又有软件的组合,还要作为一个独立功能单元和整车有效匹配。实际上,企业的每一次转型都是艰难的抉择,必须面对新的挑战。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亚太也是得益于此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即使有好的政策,依然有很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失败了,甚至因此从市场上消失了;或许一些企业不实施转型的话,反而能延续得更久一些。这就是很多企业明知道应该转型的道理,却又迟迟不敢实施的原因,所谓“不转型慢慢会死、转型不成功死得更快”。

那么,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您遇到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是怎样克服各种困难,带领亚太一次又一次成功转型的?据我所知,近期亚太又在进行新的转型,要基于底盘扩展更多的电控部分,包括主动安全等,同时也向新能源相关产品迈进。请您和网友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黄来兴:改革开放以后“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例子确实比比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一家企业必须与时俱进,但也不能冒然转型,特别是一定要为转型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在转型过程中,我认为人才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我们国家不缺钱了,关键的短板主要是技术和人才,而技术也是要靠人才来掌握的。因此,企业在每一次转型时,都应该先汇聚起足以支撑转型的优秀人才,如果有一个脚踏实地、忠心耿耿、能吃苦、肯付出的团队,企业的转型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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