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4月15日 16:23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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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内的秘密

司机们准备好证件的封皮，内放百元钞，遇罚款，把封皮递上，对方微微打开后，挥手放行

车快到棋盘关。司机老张准备好交罚款。

川AC超宽0.5米，四川路政罚款200元。老张说，这是常规罚款，长途货车都加大加宽加高了，“没有不超限的”。

另一辆车的司机老段，则把棋盘关称为“货车司机的鬼门关”。他说，他的是外地车，在棋盘关比四川车罚得要重。往往要被路政、运政、交警三次罚款，每家200元，共600元。

不过这次他比较幸运，只被路政罚款200元。

过了棋盘关，进入陕西宁强县地段。下午6:20，在汉宁高速棋盘关入口，一辆警车停在棋盘关隧道口。三名交警，一名坐在驾驶位上，另外两名上路拦车。

随着交警轻轻摆手，一辆辆大货车靠边停下。

交警并不说拦车缘由，司机们也不问。正规物流公司的司机往往直接掏200元开发票缴罚款了事。一些个体司机则会想办法希望减半。

河南司机老段的驾驶室堆着几十个驾驶证、行驶证的封皮。老段说，这些封皮一块钱一本，遇到罚款，司机提前把百元钞夹在封皮内。执法人员敬礼后要证，司机就把夹钱的封皮递过去，对方微微打开，扫到红色大钞后，挥手放行。

老段说，有一次他的封皮用完了，看到一个交警的车里有一大堆，还要了几本。

还有一次，他企图侥幸过关，在一本绿色的行驶证封皮内夹了50元递过去。交警已挥手让他过关，车刚走出几米又被喝住：“师傅，不对！”老段问怎么不对，对方说“行驶证颜色不对”。老段说他当时想行驶证都是绿色啊。这时警察喝道“红的！红的！”老段才反应过来，50元是绿色，得换成百元。他换了“红的”，得以过关。

3月18日晚，老段的车队如法炮制，在行驶证封皮夹钱100元过关。

当晚，老张和老唐轮流开车，一路穿越秦岭，过关中平原。

3月19日凌晨2点，在西安曲江服务区，再次加油2150元。

之后穿越全陕，约凌晨5点抵达潼关收费站，称重为48.1吨(此时全车上磅，一拉一刹“失灵”)，超过了43吨的限额，过路费翻倍，1710元。

此后，进入河南地段。

上午11点，车辆抵达河南新乡凤泉服务区，再次加油1600元。在凤泉服务区，老张和老唐吃了泡面，再次上路，一路向北，奔赴北京。

下午1点10分，抵达豫冀边界，河南安阳收费站，称重46吨，过路费1430元。

19日晚约8点，河北涿州北收费站，交过路费940元。8点半进入北京，在南六环缴费60元。

19日晚10点，抵达位于南五环京良路上的神龙丰物流园。至此，经过37个小时长途跋涉，川AC抵达终点。

单程亏损千余元

大货车单程从成都到北京，收运费1万元，实际支出成本11425元，净亏1425元

世纪吉祥公司经理王伟东提供的运输单显示，川AC这一趟收运费一共一万元。抵达终点后，耗油共6250元，高速收费4775元，罚款400元。成本共11425元。

王伟东说，这意味着在不计算司机工资和支线运输成本及车辆损耗情况下，跑成都到北京一趟，净亏1425元。

川AC把货物运到南五环的物流园后，还要分装到小货车上，运到客户手中，成本也需要千元以上。

河南司机老段此趟载的是25吨家具，收运费10200元、耗油费6100元、过路费4972元，罚款共500元。成本共11572元。净亏1372元。

他们单程亏损的钱，要靠回程的盈余来填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引述实验案例称，有单位从大同拉一车货到天津，不超载无违规情况下，净亏3200元。并引用全国物流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称从广州到北京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

根据黄细花的调研，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9倍，公路运输成本中20%是各种路上收费。

黄细花认为运输过程中历经重重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

两会上，黄细花建议物价部门对全国收费公路进行一次大检查，减少收费站点，降低一些公路过高的收费标准，痛下决心治理高收费问题。

高速降费难度大

若要降低费率标准，第一步就是要掌握真实的车流量，但目前连这一步也还做不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速公路不可能免费。”3月30日，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汪鸣说，我国绝大多数高速公路都是依据《公路法》贷款修建起来的，要收费还贷。

此前交通部新闻发言人称，将逐步把我国的收费公路控制在4%，其他96%的公路免费。不过，有专家随后测算发现，目前收费高速公路只占公路总里程1.86%。意味着收费公路还将继续增加。

汪鸣认为，4%的数字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事实上，目前我国收费公路运量占到总公路运量70%-80%。全社会物流成本占到GDP18%，且多年无法降低。美国为8.6%，日本为9.6%。

货物总价值中，30%被物流总费用耗去。“物价高与物流成本高有间接的关系。物流成本过高，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一定意义上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汪鸣说。

不过，对于降低公路收费，汪鸣认为“难度很大”。他介绍，一些地方领导为了政绩，“一拍脑袋”修了许多亏本高速路，这些省内的亏本路与盈利路一般都是打包给一家高速集团经营管理。不可能一刀切要求减免那些赚钱路的收费。

对于人大代表建议降低高速公路费率，汪鸣说，国家有费率标准，如果要降低，降多少才能保证高速路正常运转，需要精密计算。第一步就是要掌握真实的车流量，但目前连这也做不到。

他介绍，有的地方曾经试点各收费站闸口计算机联网，但企业为了规避监控，计算机变得“经常出故障”。国家曾试图推行全国联网的ETC(自动收费系统)，但推行多年推不开，“收费站、车主都得装设备，大家就不干了”。

汪鸣介绍，我国1989年有了第一条高速路。当年修的第一批收费路现在已收回投资或逼近收费期限，降低或减免公路收费可以在这些路上“动刀”。但真正要推行减免，这些路现在面临产权问题、维护问题、配套人员转业安置问题等，都需要交通部拿政策。“现在交通部还没有这块政策，国内也没有人研究这些问题。地方政府、企业和相关主管部门都对减免收费比较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