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补发,新京报,3月9日。
前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团全团会议后,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对于公车数量将如何公开,吉林表示,应该是依申请公开,即谁申请便向谁公开。据了解,目前已有人向北京市提交公开公车数量的申请。
特邀议员
王则楚
◎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
◎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
◎知名学者
公布数量是诚意接受监督第一步
新快报:北京将公布公车数量,这倒让我们想起日前的广州沸沸扬扬的公车改革中,关于广州公车的数量莫衷一是:之前有媒体称官员透露广州有20多万辆公车,之后又有媒体称广州只有3.1万辆公车。对此,各位有何评价?
王则楚:公车改革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什么是公车?不仅是公务用车,而且包括所有用公款购买、用公款支付车辆用费的都应该是公车。因此,公布公车数量是落实公车花费的第一步,这是有诚意接受老百姓监督的第一步。
李公明:不仅必须公布公车的真实数量,而且必须同时公布:1.所有这些公车的车辆类型;2.购置、使用、维修等全部费用;3.最具体的所属单位;4,所有这些车辆的专职司机。这五者不可缺,公众才有可能对其合理性等问题进行核实、评判和监督。
这既是公车改革的逻辑起点,同时更是公共财政支出透明化的重要起点。但是,公布公车数量、费用的逻辑起点则是先明确公布政府部门是如何界定“公车”的,因为谁都知道有些政府部门很善于玩弄文字游戏,很可能会在“公车”概念上做文章。如果不明确这个“公车”的概念,20多万辆变为3万多辆是一点都不奇怪的。邹啸鸣:我刚看到《凤凰周刊》最近一期的报道,目前,全台湾3.7万辆公务车,占全台汽车总量约0.55%,2011年公务用车消费预算35亿元新台币,占年度财政预算的0.48%;而内地依2010年官方数据,200万辆公务车占全国汽车总量约2.3%,2000亿公务车消费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5%。
台湾的公车数据,即有数量,也有具体的花费。如果结合台湾的人口,我们还能得出人均负担的公车开销等数据。数据之间的比较就会让人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不公开相关数据,我们就无法比较。也许这正是有的人期望的局面。
既然要实现透明化何必遮遮掩掩
新快报:北京拟通过“谁申请向谁公开”的方式来实现透明化。各位如何评价这种方式?
王则楚:政府信息公开是要根据“谁申请向谁公开”的原则来进行的,否则许多不是有需要公开的信息将被多余的公布,因此,只要申请就向申请人公布,就很好了。
但对于车改,重要的是便于人民群众监督,因此,公车有一个便于老百姓一眼看出车辆是公车的显著标志是重要的。建议公车,一律使用一种特殊颜色的车牌,例如“红色”,这种方式才更直接。
李公明:政府信息公开也许要依据“谁申请向谁公开”原则,但是,在公车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既不涉及任何机密,本来就应该向公众公开的,公开是义务,不公开是例外,何必遮遮掩掩、设置申请与审批的手续门槛呢?这种方式从性质上说是把政务透明化看作一项管理业务来处理,根本就有违透明化的本意。
邹啸鸣:这首先是一个财政预算和决算公示的框架下的具体项目的公示问题。就是说,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不但必须公示,而且必须将三公消费分别单列出来,必须单列一张《公务车辆明细表》。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地让人看明白。
政府财政预算的公示和公务车的公示,都是政府的义务,是政府必须做的工作。当前互联网如此发达,完全应该借助互联网进行公示。而人大政协、纪检监督部门、媒体、纳税人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发现问题,及时改善。
是否彻底压缩公车验证改革真假
新快报:公车改革至今已有17年,无论是货币改革、装GPS、公车有偿使用还是公布公车数量,看起来都难以让舆论看到治本的信心。在各位看来,要杜绝公车腐败,公车改革还需在哪些方面更有所作为?
王则楚:杜绝公车腐败,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公车腐败,它不仅是公车私用,就是公用,能不用应该尽量不用,不身体力行绿色出行,不与百姓同坐公交出行办事,干什么事都车接车送,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行政费用过高本身也是腐败。
更有作为的改革就是取消公车,只保留工作性质的公车,如救护车、殡葬车、消防车等,只保留行政首长的礼宾用车,其他用车一律货币化、市场化。
发公务用车卡,让使用公车的干部职工可以用来乘坐公交,私车公用可以加油、修车,但不得变现。我想,他们会买车,这样就拉动内需,他们不会乱用车辆,可以减少堵车,都是好处,只要不是有什么既得利益,公车的改革大家都会拥护。
李公明:首先要明确,公车改革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腐败,更重要的是把“公车”这笔公共行政的支出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水平,从而使社会公共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用回到纳税人身上。彻底地、大幅度地减少公车数量是最重要的治本办法,也是真假公车改革的唯一试金石。
应该把公车减少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些原则是应该明确的。比如,以1994年公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依据,只能在它的基础上比它管理更严格、数量更压缩,而绝对不能以十几年来公车消费极度失控泛滥的现状为依据,绝对不能借改革之名把历史造成的非法获得利益固定和保护起来。
另外,有些国家的制度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据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只有47台公车,人家的公务员是怎么办公的?另外,要严防在公车补贴上做文章,官员的算账撒娇是很丑陋的——一般的没有公车补贴的工作人员难道就不是为公家办事吗?
邹啸鸣:公布公车数量是为了进行数据间的对比,进行区域间的对比,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及制度改善方向;装GPS是为了监督公车私用的痕迹和取得公务人员违法的依据;公车有偿使用政策,是一种在现有的公车制度框架下的边际改善。它们各自的改革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我也认为,要杜绝公车腐败,必须大幅度压缩公车数量(比如压缩4/5)。将这压缩出来的公车,转为商业性营运的出租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花自己的钱时,人们都懂得节约;花别人的钱都会浪费,何况那个“别人”还难以作为监督主体,于是公车消费简直就是花傻子的钱,不浪费就是傻子的平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