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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谈隐忧有两个：

第一、企业不能对国家的补贴太看重了。要同国家政策取向向市场趋向发展，大家要做好准备。而且这两年是重要的过度期，由政府推动到市场推动。

第二、去年发展很快的话，因此有些车确实做得不怎么样。实际上有的厂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是做得比较差，尤其是在安全问题方面有很大的隐忧。如果不加强管理、不加强检测的话可能要出大问题。去年9月份在杭州出了公共汽车着火以后，我第二天在杭州参加高峰论坛，下飞机以后说陈教授你们昨天到就热闹了，那是整个全程叫唤，烟雾冲天。我说这可能变成新常态了，现在有50万辆车在运行，技术不一样，成熟度不一样，对于安全的设计也不一样，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隐忧。

当时我也提出一个办法，各地的技术质量监督局和各地的政府要把安全检测放在第一位，我们现有的车每年检测一次。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是没有检测过。我到杭州去了解时，发现根本和电池无关，那是混合动力，又是超级电容的，电容也没有问题，但是线路出了问题。就是长期运行到七年左右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动力性能的检测，这是很关键的。呼吁政府要把安全检测放在第一位，而且安全检测由谁负责呢？一个是由地方政府的安监局负责，另外一方面是制造厂。我跟几个客车厂说，如果你们的车今天着了、明天着了，人家还会用你们的车吗？因此要从市场问题很好地去做。当时北京市就规定谁的车谁来检测，因此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的第一方面。另外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有时候是决定一个产业命运的。比如协和飞机就是出了问题只求整个关闭了，我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上。国家新能源汽车安全标准也是我参与制订的，我有这个义务去宣传这个要求，希望大家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把挣钱放在第二位，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李伟利：新能源汽车2015年的市场规模，整个产销量都是全球第一的。但是和整个产业发展来看，这点量其实还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说真正谈隐忧的话，不是说刚刚发展就有特别的隐忧了。但是对于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我们市场的销售，从去年的注册数据来看，70%以上的销售主要是集中在限购的城市。也就是说销售的市场主要是不完全是由于产品有多么高的竞争力，一个是政策有补贴的，这在价格上跟传统车接近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城市限购所带来的牌照很难获取，这种时候产业的发展一是有政策导向，另外是地方政府的导向也很关键。

一个产业的发展短期依靠这样的方式，可能量会突发性增长。因为从全球角度，也有这种意念，有突发性增长的可能。刚才陈老说到，我们早长当中可能有鱼龙混杂，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未来五到十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是整车企业，一直到整个产业链的构建能不能形成全球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考虑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为核心的，从国家的角度也是作为一个战略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单纯现在有这么一点量，而且这个量还很小，跟我们的期望，跟新能源汽车大国、汽车强国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整个产业界和业界应该更多从好的方向去鼓励和宣传，是不是可以不谈隐忧，可以谈一些欣欣向荣的好产品，我们有很好的产品、世界级的产品。能不能在市场推广和地方保护的扩充上多下工夫？

苏晖：应该说我体会到新能源汽车在2015年是转折的一年，我认为有几个转折值得重视。第一个是转折是由行业内热点变成了全社会的热点，都在关注这个市场。第二个是由行业重视变成全社会的重视。第三个是区别于传统新能源汽车，这次新能源汽车的售后市场是高度重视。我觉得这预示着给新能源汽车更快更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如说北京王安顺市长和北汽的徐和谊董事长前不久亲自到亚世新能源汽车综合展厅去考察，提出了很多具有战略性的意见。这些都反应出我们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新能源汽车。

第二是社会重视热度非常高，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新能源汽车2016年的指标刚刚过去了两个月，已经用去了1/4。我估计到四五月份全年指标就用光了，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产能不足，就是供远远小于求。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还是政策问题，从2015年开始国家在一年之内连续不断出台了鼓励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和鼓励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新能源汽车国务院两台出台文件不能限行，也不能限购。从2015年对新能源汽车是转折的年，2016年政府面临的压力是产能不足，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可能听陈老讲到的是还有技术问题。毕竟新能源汽车已经在社会各个方面比较重视，消费者也比较重视，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热度也非常高，这是一件大好事。2016年肯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主持人：刚刚李处长说到了咱们先不谈隐忧，谈谈好的方面。刚刚陈老的意见是要注重安全，要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改怎么改。请问陈老，您怎么看李处长的观点？

陈全世：我觉得一个产业要健康发展，是要在各方面去努力。尤其是我在原来是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有时候跟不上，包括充电设施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呢？就是标准一直在争吵。过去我在工信部电动车标委会当副主任，充电设施的涉及面太广，大家一直吵，南方电网、国家电网、能源局、汽车互相不买账，包括国外也参合，到去年年底才敲定。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公共的服务充电桩对好多车来讲是用不上。我这次到深圳、厦门去调研，建充电桩的人往往不懂汽车，建了之后发现这根本对不上号，因此我觉得大家的热情还是对的，但是由于建充电桩的人不懂汽车电压的模式和电网的一些要求，如果只充某一种车就没有办法做了。要逐渐把社会上的问题理顺，把关系和各方利益照顾到了。

因此我讲靠国家补贴的企业是起不来，只有产业各方面大家都有利可图才有发展。如果整个产业不挣钱，你都挣钱了，肯有人赔钱，那怎么赔呢？如果政府补贴着赔可能还可以，如果靠企业赔钱的话，企业也不是做慈善的。因此还是要把这些关系理顺，我同意苏理事长的话，就是把产业链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好了。政府不一定花钱，到2020年政府退出以后也不是政府不关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在现有汽车的排放费里面拿一部分钱补贴新能源汽车，这种思路国外也在做，比如美国加州在做，我们国家也在研究。国家的补贴不能拿国家的财政去无限度地补贴，我觉得是部队的。但是从行业补行业是对的，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断地解决问题。我是教师出身，可能看问题比较多。行业方面，还是要使行业健康发展。

李伟利：发展过程所说的隐忧，可能是在整个发展中是微不足道的，很多东西需要去协调、沟通，但是不能阻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可能陈老说的各方面的关系都在进行，包括充电设施的问题，充电设施的互联互通的标准，新的标准已经在做了。包括电池的安全性、可靠性是最主要的，是近两年最主要关注的问题。

主持人：刚刚徐总谈到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还是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支持。但是骗补的企业频繁出现了。我们如何别用一刀切的标准去看待标准？国家能怎么样让补贴更有利地去进行？您说的补贴不是持久的事，但是从现阶段来讲补贴还是需要存在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陈全世：对于一个产业的推广，补贴肯定是需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开始装电话的时候，家里装一个电话要好多钱，一个是政府要出钱，装电话个人掏5000块钱，还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现在都想车撤掉了，因为移动电话太发达了。电动汽车由于初期成本比较大、市场接受能力比较弱，肯定是需要政府推动的。但是政府不能完全躺在政府的补贴上，因此我想购车的补贴肯定要逐渐退，但是其他的补贴要加强，例如说充电设施。现在电费和燃油补贴的比例，过去大家说油价比较贵，电费比较便宜，但是现在加上服务费以后，同能量的观点来讲可能比汽油还贵，很多人算账觉得不划算就不干了，还是开传统的汽车，这就不好做了。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很好地协调政策，协调政策不一定花好多钱。

而且地方政府的补贴应该多向后市场倾斜，例如充电设施的建设、电费，刚开始充电桩建起来之后车辆比较少，可能还要亏本。如果长期亏，这个企业可能就不干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政府也要补贴一下。

从全局考虑哪个地方是薄弱环节，政府要做一个“救火队”，哪儿有问题了，政府要把整个产业弄起来。

主持人：关于一刀切的标准，您觉得咱们怎么能够通过国家和有效的手段，能够让真正的企业获得补贴，让骗补的企业说再见，因为这些企业没有资格在市场上生存？